【01觀點】劉曉波保外就醫 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據報道，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劉曉波，患上了末期肝癌，已辦理保外就醫手續。劉曉波以這種形式離開牢獄，可以說是一個悲劇，而中共當局亦勢必背負製造這場悲劇的罪名。雖然自劉曉波在2009年底被判囚11年之後，中共對異見人士的處理漸趨寬鬆，但這種改變仍遠未足夠。劉曉波現在可以保外就醫，但卻反映中國在政治、法治的改革仍然是長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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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最近兩三年，已經不時有消息指劉曉波很可能提早獲釋，和家人團聚。尤其是挪威在2010年向劉曉波頒授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國與挪威的關係一度冰封，但兩國交往近年已趨正常化，外界曾經期望，中共已經放低了劉曉波事件，他獲釋只是遲早問題。
獲准保外就醫 重獲自由言之尚早
但這一盼，到劉曉波服刑差不多8年、快將刑滿之際才實現，更是因劉曉波患上末期肝癌，生命危在旦夕時才令他離開牢獄。而且劉曉波的保外就醫，未必等同重獲自由。因為以內地的政治現實來看，劉曉波離開監獄到醫院治病之後，能否就成為一個自由人，與外界接觸，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被限制自由，實在難以有令人樂觀的理由。就如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沒有干犯任何罪行之下，多年來一直因為某些原因遭到「軟禁」一樣。
事件發展至今，雖然劉曉波將保外就醫，但不少人看到的並非中共當局的寬大，而是覺得其「殘忍」，要將劉曉波「摧殘」到身患重病，才將他釋放出監。而面對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批評，無論他們是出於情緒上對劉曉波的遭遇難以接受，又或出於政治立場上對中共的一貫不滿，中共當局都只能對當中的責任概括承受，成為造成這宗悲劇的「歹角」。因為在劉曉波的問題上，中共的處理方式確實是一個錯誤，必須批評。
對待異見人士趨鬆 中共就是寬大？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劉曉波在2009年底被判囚之後，中共當局對待異見人士，處理上的確有一點趨向寬鬆的跡象，例如高瑜在2014年被控「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機密罪」，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經上訴後獲減刑至5年，並獲准在監外執行，變相將她釋放，這種上訴後令判刑「翻盤」的情況，在過去涉及異見人士的案件上相當罕見；至於2015年「709事件」中的部分被捕維權律師，其後雖然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但如李和平、勾洪國等，亦同時獲判緩刑，客觀而言，當局的處理看似是「輕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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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劉曉波事件，外界所感覺到的並非當局的寬大、折衷，因為對不少人來說，無論是劉曉波也好，其他異見人士也好，以至維權人士也好，人們不認為他們觸犯的是刑事罪行，而是政治上的「不識時務」，只是用「莫須有」的刑事罪名來處理。
就如劉曉波惹來牢獄之災，起因是他在2008年12月10日，亦即《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周年之際發表《零八憲章》，呼籲中共當局進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改善人權狀況，以至提出以中華聯邦解決兩岸問題等構想。這個極富想象力、也帶有濃厚「自由主義烏托邦」式願景的藍圖，本來只是知識份子抱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情懷，對國家的發展前途積極作出建言。
而且從現時中國在政治上高度集權的格局來看，這項建言談不上有多少實際的影響力，卻被中共內的一些保守人士視為大逆不道。尤其因為劉曉波被西方社會視為「普世價值」的中國代言人，部分西方人權組織更以不同方式支持其活動，在中西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對壘的國際大環境下，劉曉波便成為一些人的「關注」對象。
知識分子並非威脅 中共要更有自信
但是，知識份子不應是國家政權的威脅，而劉曉波在其陳述書《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亦顯示出他沒有挑戰中共政權的意圖，甚至讚揚中共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中共當局理應有更大的自信，對這些知識分子的「異見」給予更寬大的空間，逐步營造出百花齊放的言論平台，將其對家國的使命感，變成推動國家良性發展的正向能量。
在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大力推動法治建設，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冤假錯案的平反，在在顯示中國的進步。但從劉曉波以至不少維權律師的遭遇，也顯示出中國的法治改革，以至政治上的寬容度，與不少人的期望還有很大的落差。對此，或許不少人覺得沒多少樂觀的理由，但也不應太過悲觀，正如劉曉波所指：「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