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海明察｜如何應對美西方國家愈發頻繁的制裁和經濟戰？
在當今全球化的深刻變革中，制裁作為國際政治與經濟舞台上的一把雙刃劍，其運用愈發頻繁且復雜多變，不僅深刻重塑著國際關系的格局，更對被制裁對象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乃至市民生活福祉構成了嚴峻挑戰。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美國等西方國家愈發傾向於採用制裁、經濟戰及金融封鎖等強硬手段，試圖通過非傳統軍事手段實現其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在此背景下，中國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近年來也多次在國際制裁的浪潮中屢受波及，尤其是針對特區政府高層官員的制裁行動，不僅觸及了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底線，也深刻影響了香港的法治環境、金融穩定及國際形象，激起了國內外廣泛的關切，並紛探討中國未來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近年來，有超過10名香港特區政府高層官員遭遇美國的制裁，這些制裁措施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受制裁官員在金融領域的受限。以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為例，由於美國對她的制裁，她無法正常使用銀行賬戶，不得不將工資以現金形式保存，家中「現金成堆」。此外，特首李家超的個人Youtube競選頻道也因可能涉及廣告收益而被Google關閉，進一步限制了其言論自由和信息傳播渠道。
這些制裁措施不僅給受制裁官員個人生活帶來了巨大不便，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環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官員的金融活動受到限制，無疑會對國際投資者加大投資香港的信心造成負面影響。
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軍事強國和金融強國，其制裁手段多樣且威力巨大。根據全球制裁數據庫的資料，制裁的性質和目標多種多樣，制裁的性質分為六類：貿易制裁、金融制裁、旅行限制、武器制裁、軍事援助、其他類型；制裁目標則分成九種：政策變革、政權顛覆、領土沖突、預防戰爭、恐怖主義、結束戰爭、人權、民主、其他等。無論何種類型的制裁，其背後都隱藏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考量。
全球制裁數據庫數據顯示，在1960年代中期及以前，幾乎50％的制裁都失敗。從1960年年代中期到1995年，制裁的成功率穩步上升。1995年之後，制裁成功率又急劇下降。這些制裁雖弄不垮目標國家的經濟，但制裁對目標國人民健康和福祉的傷害是反人性的，殘酷的。
據不完全統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經濟制裁，導致2017年至18年間，該國40,000人的超額死亡。伊拉克因經濟制裁導致估計超過數十萬兒童死亡。敘利亞曾是中東的人間天堂，2006年至2016年間制裁使兒童的疫苗接種率下降40％，小麥產量下降53％，該國38%的人口無法滿足基本糧食需求，因此超額死亡人口每年增加。
更有分析認為，美國因制裁而制造的他國的超額死亡，已經超過了世界第二次世界後所有戰爭死亡人數總和。美國卡托研究所的報告還指出，制裁承擔巨大的人道成本，制裁可以破壞目標國家的經濟和每年制造數萬人的超額死亡，但很難如願推翻政權，反過來播下不盡仇恨的種子。
與美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其制裁措施通常出於維護國家利益、回應他國制裁或促進外交政策目標的需要。中國的制裁方式多樣，包括經濟制裁、外交制裁、簽證限制和技術出口限制等。這些措施旨在通過限制目標國家的經濟活動、外交交往和關鍵技術獲取能力來施加壓力，促使其改變行為或政策。
總的來說，中國制裁的是目標明確與精準打擊，中國在實施制裁時，通常會針對具體行為或個體進行精準打擊，以確保制裁措施的有效性和針對性。這種策略有助於減少誤傷無辜，同時向國際社會傳遞清晰的信息，即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都將受到相應回應。同時，中國也保持平衡與克制。盡管中國有權採取制裁措施以維護自身利益，但它始終強調通過和平、合作和對話解決爭端。在採取制裁行動之前，中國通常會嘗試通過外交渠道進行溝通與協商，以尋求和平解決方案。只有在其他途徑無效或明顯不利於國家利益時，才會考慮採取制裁措施。
除制裁之外，經濟戰和金融戰作為現代社會中常見的國際競爭手段之一，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利用其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優勢地位對其他國家發動攻勢，以達到其政治和經濟目的。
以美國對伊朗發動的經濟和金融戰為例，由美國政府、華爾街及美元所構建的美國經濟、金融武器，通過切斷伊朗的資金鏈條，以及限制伊朗使用美元，以此重創伊朗的經濟和民生，目的是引發伊朗政治不穩，甚至顛覆其政權。
美國首先對伊朗發動的金融攻勢，是切斷伊朗的資金鏈條。眾所周知，出口石油是伊朗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過往歐美國家雖然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但伊朗依然可以通過偷運石油給他國的方式獲取收入。但是，由於世界的石油貿易都是以美元來結算的，而且石油交易結算必須要通過在華爾街的貨幣中心銀行（Money Centre Bank，借貸對象為政府、機構和其他銀行，而非消費者的國際大銀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來完成。因此，伊朗任何與石油交易有關的信息，對美國是毫無隱私可言。
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出動金融武器對付伊朗之後，美國政府在2018年上半年已要求貨幣中心銀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拒絕與伊朗進行交易結算」，否則將禁止這些銀行在美國開展業務。美國一聲令下，各大銀行自然要配合。這是因為在世界金融體系仍由美國主導的今天，國際性銀行能否繼續在美國展開業務，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問題。美國此舉隨即令伊朗的原油出口降低了超過80%，切斷了伊朗大部分的資金鏈條。這對伊朗的政府預算帶來極大沖擊，因伊朗原油儲量佔全球石油儲量約10%，政府超過40％的財政支出是經由原油而獲得龐大資金，伊朗的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工業。
美國緊接著於2018年11月對伊朗發動第二輪金融戰，美國財政部當時公開警告環球銀行間金融通訊協會（SWIFT），不要再向受制裁的伊朗銀行、金融機構提供服務，否則就連SWIFT也要受罰。美國此舉，是為了限制伊朗使用美元。由於全球當前有超過10000間、來自200多個不同國家的銀行接入SWIFT的系統，這個資金結算系統了覆蓋全球大部分以美元計價的跨境交易，伊朗的銀行、金融機構遭SWIFT封鎖，便不能透過系統匯出或者收取美元，不但限制了伊朗使用美元，而且還間接剝奪了伊朗參與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貿易的權利，從而重創伊朗經濟。
在美國這一輪的金融武器打擊之下，在外貿領域，因伊朗的進出口商已無法收到美元，伊朗國內的產品難以進出口。在伊朗國內，外匯市場則因此受到極大沖擊，由於對伊朗貨幣裏亞爾缺乏信心，在國際炒家的推波助瀾之下，不但導致大量資金外逃，也令在伊朗的外資企業、民眾瘋狂搶購外匯避險，導致伊朗貨幣裏亞爾對美元的匯率急劇貶值。而貨幣大幅貶值則為伊朗帶嚴重通貨膨脹，隨伊朗的物價大幅上升，民眾實際收入和購買能力卻不斷下滑，加上伊朗國內因美國制裁導致嚴重的失業率，令大多數伊朗民眾生活日益困難，並對伊朗政府產生強烈不滿。
但美國的經濟戰和金融戰，這並不代表被制裁的國家一定會屈服。伊朗人民推翻了美國支持的巴列維王朝，建立自己的伊斯蘭共和國，任由美國全面發動各類經濟和金融戰，也不為所動。古巴的例子也很有說服力。古巴只是一個島國，缺乏外國需要的自然資源，亦沒有自己獨有的先進科技，地方又小，人口又不多，靠內循環能產生的經濟動力極其有限，但古巴卻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被制裁到今天，依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肯接受美國主張的那套。
由於俄烏沖突，美國近年來也對俄羅斯發動經濟、金融戰爭，包括不許俄羅斯用Swift系統來兌換外匯。沒法兌換外匯就很難與外國做生意，等於切斷了這個國家與外國的商業聯系，被制裁的國家的經濟勢將崩潰。現時，世上最多國家願意接受的外幣仍是美元與歐元，合起來佔了國際貿易的八成半有多。因此，只要歐美聯手制裁一個國家，理論上這個國家可能從此絕跡於國際市場，國內的經濟實勢將沒法如常運作。
俄羅斯並沒有屈服，因為俄羅斯的情況就更有利，俄羅斯地大物博，經濟內循環的條件好很多。此外，俄羅斯早已為美國的制裁作好準備，他賣光手上的美元資產，還建立了一個自己的外匯兌換系統備用。再者，歐洲十分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供應，在制裁俄國的立場上，與美國並非完全一致。因此，美國想用經濟制裁的方式叫俄羅斯屈服，根本沒有可能。
可見，美國如果決定對它國發動經濟戰和金融戰，主要的「套路」是，要麼在輿論上唱衰該國，要麽在該國周邊引發紛爭，令局勢不穩，然後誘導更多資本從該國外逃，導致該國貨幣匯率大幅下跌， 達到擾亂該國社會穩定、經濟穩定的目的。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通過切斷其資金鏈，乃至禁止其使用美元，從而破壞該國的金融市場。遭受金融攻擊的國家，由於社會、經濟和金融市場全方位遭受打擊，極易引發政治不穩，甚至政府倒臺。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控制了貨幣，就能控制全世界的經濟。」美國對於通過美元作為金融武器襲擊他國已非常嫻熟。
未來，如果美國要對中國、香港地區實施經濟、金融戰，不排除會突然對中國制造突發性危機，例如一方面可在大宗商品市場，針對中國需要長期、大量進口的商品，拉擡如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消耗中國的外匯儲備，打擊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另一方面，則通過人民幣貶值、外資大量撤退之機，進一步攻擊中國的股市、樓市和貨幣，從而破壞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
制裁與經濟戰、金融戰作為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手段其影響深遠且復雜，香港官員被制裁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制裁的殘酷和無情。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戰和金融戰壓力，中國需要掙取一系列措施來維護自身安全和穩定。
首先，中國應加強金融監管和風險防範能力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其次，中國應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合作共同應對外部挑戰。第三，中國應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提高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最後，中國還應加強國際輿論爭奪戰，公共課揭露和批判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霸權行徑，以此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長遠來看，也只有經得起，扛得住美西方的制裁、經濟和金融戰爭，中國才能有機會進一步縮小與美國之間的差距，打破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的企圖。中國要想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就必須不斷提升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只有具備了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才能更好地應對外部挑戰維護自身利益和尊嚴。同時，中國也應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和完善，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貢獻自己的力量。
註：筆者9月19日在內地出席「全球發展新格局與國際安全新挑戰」首屆全球產業發展與安全論壇，該論壇發言的嘉賓包括郭衛民（中國公共關系協會會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副主任）、于洪君（中聯部原副部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中國前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樂玉成（外交部原副部長）、朱光耀（財政部原副部長）、朱成虎（國防大學原防務學院院長、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和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卜文濤（商務部政策研究室投資處處長）等官員、專家學者。筆者於論壇發言的題目是《如何應對美西方國家愈發頻繁的制裁和經濟戰？》，以上將發言全文公開發表，與各讀者分享。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