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要改革．上｜精英化「唯獎是圖」？學者劉永松：成功但要優化

香港代表團三位運動員：張家朗、何詩蓓、江旻憓在巴黎奧運會為香港贏得2金、2銅的優秀成績。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表示，香港體育精英化政策可稱之為成功，相較周邊國家，香港的精英化體育政策能在較少的的人口和資源條件下獲得如此成績，投資成本效益是最高的。但社會亦有不少聲音批評過度精英化帶來的問題，如資源分配過於集中導致精英非精英運動項目/運動員資源差距巨大、底層運動員難出頭、精英家庭才能培養出精英運動員等。劉永松認為競技運動自然以結果論高低，但提醒精英主義導致的過度商業化、「飯圈文化」等損害體育價值的問題。

從「志在參與」到「精英運動」

回顧香港體育精英運動的發展史，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認為應從1982年銀禧體育中心成立開始算起，因為在此之前，香港沒有足夠的體育資源，運動員、設施、器材、訓練中心都很缺乏，「那時香港對於國際運動舞台的獎牌期望基本上為零，主要是志在參與和提升自我。」但在後來在英聯邦運動會、亞運會等國際賽事多次取得獎牌後，香港開始萌發拿獎的慾望和動力。1996年「風之后」李麗珊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贏得「香港第一金」，突破了44年來「零獎牌」的歷史。

香港運動健兒在各個國際賽事中揮灑汗水的同時，港府亦開始進行一系列體育政策改革，大力推動精英運動發展。1991年，銀禧體育中心更名為香港體育學院（體院），並在1994年與當時負責促進康體活動發展的法定機構香港康體發展局合併，管理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香港回歸後，2002年民政事務局發出《生命在於運動》的體育政策檢討報告，正式訂立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政策目標；2004年，康體局因財政混亂和功能重複問題被解散，體院則代替其成為香港體育精英化的重要一環，負責發掘、培訓及發展具體育潛能的運動員，為運動員提供資源和平台，協助運動員追求卓越，在國際體壇爭取佳績。

政府對體院的投入不可謂不足。1999年，康體局為體院實施的「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撥款的9,553萬元。25年過去，政府對體院的撥款額度翻了近十倍，高達9.41億元（2024/25年度）。為了給體院培養精英運動員提供穩定資金來源，政府更於2012年成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當年注資70億元，在2018/19年度再次注資60億元。體院還獲得許多非牟利機構及商業機構，如香港賽馬會、恒生銀行、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的贊助。但近兩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未有提到體育發展，且三年沒有相關專項撥款。劉永松指出，體育運動作為一個產業的概念剛剛興起，而香港始終還是強調金融、地產、股市等行業。

資源向精英運動傾斜

現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於巴黎舉行，中國香港代表團的35名運動員共參與12項運動大項，取得2金、2銅4面獎牌的佳績，不但打破隔屆奧運才有獎牌的定律，而且創造單屆取得雙金的歷史。儘管大會不設獎金，但香港各界提供的獎金可謂全世界最高，以馬會為例，個人金銀銅牌獎金分別為600萬元、300萬元、150萬元，團體金銀銅牌獎金則為1200萬元、600萬元和300萬元，第5至8名個人獎金和團體獎金則分別為37.5萬和75萬港元。有8位健兒獲得這筆合共1762.5萬元，另有商界贊助、獎金、品牌代言、廣告宣傳紛至沓來。

香港體育政策「精英化」方向的目標是：「展示在本地及海外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中的競爭實力。」體院作為培養能有奧運入場資格的「精英運動員」的平台，其推出的「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將旗下運動員根據成績由高到低分為成年隊、精英丙、精英乙、精英乙＋、精英甲、精英甲＋等六種。例如，是次奧運獲得獎牌的張家朗、江旻憓、何詩蓓，可被歸類為「精英甲＋」，每月資助金額達到44,500元。不過，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的名次越低，每月拿到的資助便越少，例如只取得奧運入場資格的運動員（即「精英丙」），每月僅能獲得11,520元資助，而不入圍奧運的運動員每月更是只能拿到7,000元的資助，不及「精英甲+」運動員收入的20%，只佔香港平均月入中位數的40%。

在「精英資助評核準則通用評分表」的計分制度下，運動員的月入要按照賽事等級和獲獎名次排序，運動項目也被分為「精英運動項目」和「非精英運動項目」，前者還細分為「A*級」、「A級」、「B級」精英運動項目。羽毛球、單車、劍擊、游泳、乒乓球和滑浪風帆六個項目因「運動員持續於國際最高級賽事有優秀表現或有機會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取獎牌」被評為最高級別的「A*級」。「A級」以上的精英項目享有體院專屬訓練場地和專職教練團隊的專業培訓、教育、運動科學和醫學支援。但在四年的資助期內，若運動項目成績未能達到「精英資助」的標準，運動項目會被降級甚至被踢出於精英計劃之外。

資助模式「唯獎是圖」？

除了自身要是精英運動員，參與的項目也要是精英項目才能獲得更多資源。根據「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被評為「A級」精英項目中的運動員最高可獲得每月44,500元的資助，但「B級」項目每位運動員一年的資助上限僅為19.3萬元，即該類運動員每月最高只可獲得16,120元，一旦項目降級就會面臨削減資助的後果。這種巨大的差距引發社會不少聲音批評「有獎牌先資助，冇獎牌就冇資助」的「精英中選精英」的政策，導致許多非精英項目和新興項目失去資源，甚至使得底層運動員在運動事業上窮其一生也無法登上國際競技舞台，也讓運動員變成「獎牌機器」、讓體育運動成了追功逐利的工具。

劉永松則認為評分機制合理。首先，吃住是香港生活最大開支項，而體院運動員吃住都在學校，底層運動員給予的資助雖然不多，但節儉一點也足夠生活訓練。其次，精英、非精英的運動員及項目定義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着比賽成績上升下降，「如果永遠不升班、降班，人們就不會有動力獲得更好成績。」劉永松又指，若運動員無法獲得成就，應該檢視自己是否適合做，「就如同學生一級榮譽畢業有獎學金，拿2.2的績點就畢不了業。」

對於劉永松提出的第一點，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賜曾因類似言論「他們沒什麼要花錢的地方」、「當一些零用錢」引起社會憤慨。出戰巴黎奧運羽毛球男單項目的李卓耀則表示，許多運動員「過得並不好」，甚至因月薪過低放棄從事運動；他希望改善制度，至少要向最低工資水平靠攏。劍擊代表何瑋桁亦透露，低潮時期要靠家人資助才能參賽。

不過，劉永松始終認為，體育政策的整體邏輯就應該是「有成績再給資源」。他指出，一塊奧運獎牌的總投入達到一兩億港元，若以「平均主義」一視同仁地將資源分予本身就沒有成績的選手，最終可能仍然沒有成績產出。「大家會不會想見到我們花了8億多而沒有獎牌呢?」但他也承認，如今政府對體育的投入連年增長，依然集中絕大部分資源於一處並不理想，應考慮為新興項目或表現較好的「B級」項目及運動員投放更多的資源和幫助。他亦指出，若連精英運動員的待遇都無法得到良好保障，行業將更難吸引有潛力的新生代運動員，香港的大賽水平亦無法有顯著提升，體育發展則會陷入惡性循環。

精英家庭才有精英運動員？

每逢國際賽事，除了比賽勝負，運動員的個人經歷和家庭背景總為觀眾津津樂道。例如是次奧運會香港游泳隊除了一位17歲的小將外，其餘均是有國外留學的經驗的高學歷人才。獲得獎牌的張家朗、何詩蓓、江旻憓家境更是不俗，後兩位甚至可稱之為優越，在家庭經濟實力的支持下，她們得以兼顧學習和訓練，並都取得不俗的成績。參加奧運對她們來說似乎只是錦上添花的興趣愛好，退役後依然享有另一條光明的人生道路。「少年劍神」張家朗家境稱不上優越，但中四輟學專注劍擊也得到父母全力支持，儘管不需要龐大資金支撐，但家庭起碼能夠應付他的的運動訓練和生活開支，以及未來「讀不成書」的可能。

不少網民憤慨：香港不僅運動員要精英， 家庭背景也要精英。然而，劉永松並不以為然。他指出，運動員進入香港隊或獲得運動成就後，會吸引外國名校的招募，並為其提供學費補助或減免，因此許多香港運動員都會選擇國外留學。他又批評這種現象是「惡性的嫉妒恨」，「我們不是要降低家境好的運動員的資源和條件，而是要增加底層運動員的資助。」他認為香港並不乏對出身普通卻有運動興趣和天賦的孩子的培訓機會，他們在學校都能參加體育班，康文署亦有提供價錢低廉的社區康樂體育活動。不過，有市民反映這類課程大多採用「先到先得」的抽籤方式，一般學生一年內無法抽中兩次同區的同類活動班，有的甚至抽幾十次不同課程都抽不中，難以靠其進行長期且持續的體育訓練。

政策成功但要優化

「奧運精英主義」自1896年首屆奧運會起便隨之誕生，從「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格言中可窺見，奧運精英主義即是強調個人突破，不斷超越自我。但如今精英運動員的獎金主要來源國家和商業贊助，例如2023年度網球運動員鄭欽文各類商業贊助收入總數高達5,000萬，谷愛凌參加北京冬奧會那年贊助更是超過一億元。「這麼龐大的商業贊助會令到精英運動變得過度商業化。」劉永松擔心，當商業利益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本來的精英運動可能會因為過度的商業化產生變質，例如在職運動員不專注本職，反而是去拍電影、廣告、綜藝，進娛樂圈，在名利場中迷失堅持與出初心。

運動員的個人形象越來越受吹捧。劉永松指出，這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商業價值，出發點本身沒有問題，但其中產生但很多商業利益和操作，讓「明星效應」逐漸演變成了「個人崇拜」甚至「飯圈文化」，導致觀眾經常「踩一捧一」，抹煞運動員的價值。劉永松認為，「不應該讓不健康的商業操作進入運動界，會損害運動員，損害國家，損害運動的發展」，絕對應該批評、打壓甚至取締。他建議營銷應集中於運動員在運動專業上的不同個人特點和優點，宣揚對社會有貢獻和正面意義的行為，提倡大家互相尊重、包容，就如同展現奧運精神的那句話一樣——「如果沒有我的對手，我不會成為一個更好的我。」

劉永松指出，儘管25年內體育學院投資額近十倍的增長，但這對全世界許多地區來說並不是大額預算。「以我們的人口和資源，能夠在亞運、世錦賽、奧運會取得這樣的成績，是相當好的回報。」相較周邊國家，他認為香港的精英化體育政策的投資成本效益是最高的。不停上升的獎牌數量蘊含了香港精神——能吃苦、能進步、能變通，精英運動成為了港人強烈的身分認同。他認為體育精英化從結果來看「一定是成功的」，這個成果是靠行之有效的體育制度以及運動人才的努力拼搏，但不免有許多不完美、需要優化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