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張炳良：做回自己保獨特性　忌浮誇、入政治正確窄巷

前運輸及房屋局長、教大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及顧問張炳良指，香港改革，關乎在新時代好好做回自己的戰略地位，且需彌補2019年動亂後的裂痕、重建信任。他指，香港進入「 愛國者治港」 新時期，如何在「一國兩制」下既重國安也倡自由開放，既愛國也擁抱世界，在在考驗特區制度韌力及政府治理藝術。官員和工商專業皆須解放思想，重拾「Can do」（搞掂）精神，並忌浮誇，不走入政治正確窄巷。

他又指，中央仍希望香港維持獨特性和國際化，三中全會提出打造「開放」高地和「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正是香港可發揮優勢之處。

張炳良今日（25日）在《信報》撰文指，因應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香港近期也多了人談改革。香港可說乃改革之都，靈活變通，在亞洲四小龍中，造就不靠政府引導市場的另類成功發展模式。

董建華提一系列改革「生不逢時」

回歸早期，改革頻仍，首屆行政長官董建華以改革房屋、教育、安老及振興產業包括創新科技為重點，延續公營部門改革，更推行公務員制度改革，並且提出發展各種「中心」及數碼港中藥港等，以強化香港地位。

惟自我革新漸失勁力，因為回歸後政經環境有變，使大時代官僚視野不足的弱點盡露。有說若非出現一場亞洲金融風暴，香港也許脫胎換骨，但不少改革生不逢時，失色收場。自此官員們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且政府班子及政務官應對危機的能力日受懷疑。傳統公務員多拙於市場經營認知，主要依賴規管及派錢手段。

他指，日常性施政檢討及改進一直持續，現屆政府也不例外。歷任特首均強調政府推動經濟與民生的角色，兩場金融風暴之後調整了對振興市場包括支援中小企的政策，逐步走向有為政府。

直至2019年動亂的轉捩點，按一些經濟表現及民生指標包括醫衛、教育、就業率、公共交通、基建質素、城市安全等，香港均位世界前列，不過，繁榮背後，貧富差距不減反漲，城市發展容量不足，經濟結構狹窄卻轉型乏力，市民普遍並不快樂。

政制與國教問題處理不好　終造成2019年悲劇

他認為，此乃港式資本主義急需解決的體制缺陷，回歸前的財經設想回應不了新世紀全球化及區域競爭加劇的衝擊，更遑論科技革命及數字經濟帶來的新挑戰。有指回歸後停滯不前皆因公務員懶政，此乃狹視之見，官僚主義乃普世通病。他認為，因政制問題及國民教育處理不好，讓身份政治極端化，議會失效，官員動輒得咎，政策改革滯後，且鄰避心態日重。普選之爭耗盡社會精力，泛政治化下流於空轉，長遠規劃改革備受忽視，最後分離主義抬頭，造成2019年的悲劇。

亂後香港面對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壓力更大。國際上尤其西方感到香港倒退、自由受限，部分港人及外資失去信心。經濟不好，自難政通人和。香港原有的中西「中介」角色受地緣政治惡化所削弱，但中央仍期望香港維持其獨特性及國際化，要能內地城市所不能，故應靈活運用「中國香港」身份，致力國際循環，抓大放小，避免教條，勇拓空間，透過新經濟動能再造中介作用（re-intermediation）。

官員與商界要解放思想　重拾「Can do」精神

從中央看，香港進入「 愛國者治港」 新時期，但如何在「一國兩制」下既重國安也倡自由開放，既愛國也擁抱世界，在在考驗特區制度韌力及政府治理藝術。官員和工商專業皆須解放思想，重拾「Can do」（搞掂）精神，肯闖敢試，並忌浮誇，不走入政治正確窄巷。

亂後急需彌補裂痕、重建信任。目前社會上公然反政府的行為不見了，但仍有懷疑官方、抵制或躺平的情緒，若皆視作軟對抗而未好好疏導，徒添對政府的疏離，改革會事倍功半。

香港改革，關乎在新時代好好做回自己的戰略地位，走出政經桎梏，更要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配合深化改革。應以大灣區為平台，充實強項，補充不足，既鞏固及提升金融、專業、空海運及高質物流， 也銳意發展創科、教育及其他增值領域，包括社會管理及文化，打進世界。三中全會提出打造「開放」高地和「國際高端人才聚集」高地，正是香港可發揮優勢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