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討論中國經濟少了火藥味

11月7日至9日召開的第十五屆財新峰會上，除了被「特朗普」籠罩外，還有一個所有人都關心的話題，就是中國經濟。

本屆峰會圍繞中國經濟安排了兩場專題討論，一場是「中國經濟：在改革中尋找新路徑」，一場是「把脈當下經濟 求解明日良方」，除此之外，其餘討論話題也與中國經濟高度關聯，比如人口轉向、新質生產力、企業出海、人口老齡化、人工智能、中美關係等等。

今次峰會召開期間，恰逢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召開。8日下午，備受矚目的新聞發布會召開，財政部部長藍佛安等領導宣佈審議通過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化債舉措——人大批准的資金分為兩部分：一是6萬億債務限額用於化債，分三年發行，打開了地方政府繼續舉債的空間；二是未來5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中安排8000億，累計4萬億，專門用於化債。加起來，10萬億。

因兩場專題經濟討論均在人大常委會閉幕之後，故這一化債舉措不出意外成為與會者討論的熱點。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彭文生表示，過去的地方隱性債務的融資條件和政府信用不匹配，政府信用不能違約，但又沒有享受政府融資條件，導致地方政府轉向銀行貸款和其他非標融資，利率比較高，因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貸款等地方隱性債務是順周期的，在增長下行階段加劇緊縮的壓力。彭文生認為，地方隱性債務置換的量是否夠還要觀察，但不能輕視經濟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地方隱性債務）的順周期下行壓力。

同場發言的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朱海斌，則重點解釋了為何同樣的增量財政政策卻出現了內外不同的反應和解讀——官方評價基本上非常積極，但是海外市場的情緒普遍是負面的，認為政策不及預期，甚至出現了「偽增量」的解讀。

為什麼會出現偏差？朱海斌認為本身增量政策這個詞不準確，具體來說，增長政策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防風險、補短板，另一方面才是傳統的、額外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海外投資者會直接把增量政策與刺激政策等同起來。目前中國公布的大部分政策可能更注重防風險、補短板，旨在補上經濟中的相對薄弱環節，這跟傳統上講的財政刺激或者貨幣刺激政策不太一樣。朱海斌指出，包括本次化債，本身並不形成對財政資源的增量，更多是「置換」的概念。

對於市場為何對10萬億化債舉措反應冷淡，思睿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洪灝認為地方政府資金比較緊缺了，就把債務再滾動一下，這是修補的政策，「如果是真正的增量政策，我們必須要實現模式的轉換，而不是在原來的已有狀態下小修小補。」在洪灝看來，國內需要真正的增量政策，是對於預期的改變，這也是政府進行預期管理，即如何通過政策調整，首先解決信心的模式轉換，其次就是通過信心的模式轉換，逐漸把市場注意力和生產力，放到經濟的重啟關鍵上來。

「現在市場一方面關注你出台了哪些政策，一方面關注政策的規模有多大，但實際上改革更重要。」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管濤說，增量政策的效果需要改革的加持，才能理順這些政策，真正打通卡點、堵點，發揮真正穩增長的效果。

除了10萬億化債舉措，圍繞中國經濟的討論還有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點，那就是如何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這也是中國提振經濟的關鍵堵點和難點。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認為，需求不足在短期內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了較大壓力，但「要解決需求不足，就不能只想着去解決導致誘因的結構性問題」，因為一方面短期內未必能解決，另一方面即使解決了結構性的老問題，也未必能直接解決需求不足這個新問題。

張斌續指，需求不足會導致消費意願和投資意願下降，最終很可能導致市場失靈，所以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就不能依賴單純的市場化手段，必須要藉助外力、藉助市場之外的力量，或者說是藉助政策的力量，才能打破需求不足。而政策的關鍵，在於力度。「力度一定要足，否則即使政策不停出，力度不夠，也始終難以止住經濟的螺旋下行。」

「就像醫生看病，可能哪個藥見效快、哪個藥對身體有幫助，那就先吃着，其他的藥如果以後能吃上就慢慢吃，吃不上就再等等。」而在問答環節，張斌還打了另一個比方：一個患多動症的孩子，磕傷流血了，我們是馬上給他包紮，還是首先治多動症？

張斌的答案自然是馬上包紮，但作為主持人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副董事長、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高西慶則反問道：如果總不治這個孩子的多動症，他豈不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磕傷流血嗎？

短兵交接、各持己見過後，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我們學凱恩斯經濟學時，需求管理是個短期宏觀話題，而在中國成了長期問題。這說明，中國內需不足是結構性問題，是一個和體制高度相關的問題。」具體來說，企業在預期好、利潤好、市場好時一定是擴大投資的；但當企業面臨不穩定的預期，對未來比較悲觀或者市場產能大幅過剩、利潤下滑時，企業是不願意投資的。這樣一來，只能依靠政府投資，而政府投資的效率往往較低，很多政府投資項目沒有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債務，會導致債務不斷擴大。

故此，在徐林看來，要解決國內需求不足的問題，應從體制上、結構上尋找抑制國內需求不足的原因，「若不從改革的角度解決問題，僅靠一輪一輪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內需不足問題。」「根據過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經驗，放開就能搞活、活了經濟就會好。」

短期的刺激政策重要還是長期的結構性改革更重要？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研究經濟問題，以及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均發出明確的政策信號。安邦智庫就此解讀說，深化改革將增強市場信心，如果沒有改革，僅靠短期刺激政策來推動經濟復甦，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地方債務壓力、長期需求不足和民企信心低迷等深層次問題。因為一旦刺激政策退出或弱化，經濟可能重新回到原有的脆弱狀態。因此，採取短期經濟刺激措施，實質上是為改革爭取寶貴的時間和空間。

「刺激+改革」，也是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9日的閉幕演講中提出的方法論。劉世錦說，為了穩定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快速滑坡，有必要採取適度規模的刺激措施，但是現在有一種傾向，是談「刺激」多、談「改革」少。「朝這個方向走下去，我們面臨的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因為「刺激是有代價的，並不是規模越大越好。歐美國家這幾年量化寬鬆，也有一個中期財政平衡的框架，是有約束的。更重要的是，刺激是要為了給結構性改革贏得時間和空間。」劉世錦坦言，現在（市場）對刺激規模是多少萬億元很感興趣，對怎麼改革好像不那麼感興趣，對這筆錢到底要用到什麼地方、怎麼解決深層次問題，討論得還不夠。

基於此，劉世錦建議應當用「刺激+改革」的方法，形成新制度，釐清思路，理順關係，明確目標，破立結合，爭取在不長的時間裏集中解決制約內需、特別是制約消費需求擴大的深層次結構性和體制性的問題。

與劉世錦對談的財新傳媒社長胡舒立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常說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那麼當前提振中國經濟的關鍵一招改革到底是什麼？

劉世錦重申了自己以往的觀點，指出當前擴大消費面臨的三大「痛點」和三大結構性改革方向。三大「痛點」包括：一是要重視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託的發展型消費，二是要重視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三是要以人為中心，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相對應地三大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包括：政府財政支出向提供基礎公共服務轉向，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在適宜水平上的均等化目標；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形成創新的長期預期，推動低效無效的過剩產能退出。

劉世錦羅列了很多數據用以說明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並呼籲應特別關注農民工等中等收入人群。「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和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比較大，如果計入政府財政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差異，這兩部分人群的收入差距會更大。」中國的近三億農民工人口是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弱勢群體」。「有些農民工在北京待了幾年、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了，已經到了『農二代』『農三代』，但仍然沒有一個舒適、體面的住宿條件，還有很多人仍然常年住在地下室。政府是不是要為他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滿足比如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需求？」劉世錦說。

也是在本屆峰會閉幕會上，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及中國商務和經濟董事項目主任甘思德向劉世錦提問：在美國，有些人士看到中國高科技行業相當興旺，認為中國經濟相當強勁；也有人着眼債務率等因素，對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究竟什麼是真實的中國經濟？劉世錦回答，這些貌似對立的觀察都是真實的，這也正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複雜和多面。至於前景如何，取決於改革和政策。

而來自財新記者的一篇參會手記則提供了另外一個有趣的細節——甘思德說，他多次參加過財新峰會，與從前相比，如今發言嘉賓們的觀點普遍不夠明確。與甘思德「不夠明確」的感受類似，我的觀感是討論中國經濟越來越少了火藥味。會議期間還有一個有趣的花絮或許能解釋這一現象——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丁志傑提醒媒體要以自己的發言稿為準不要過度解讀，因為「不想成為最短命的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