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班」畢業生尚未走出三年疫情？

內地就業市場近期出現一種針對年輕人的新型歧視，即不招聘冠病疫情期間就讀大學的應屆生。部份負責招聘的人事部門還為這些2022年至2024年畢業的應屆生貼上「疫情班」標籤，認為疫情期間的大學生普遍上網課、容易沉迷手機、沒有學好專業技能、缺少溝通能力和社會實踐等。

這種現象導致一大批內地青年無法真正走出三年新冠疫情陰影，在青年失業率持續處於高位的節點，職場歧視無疑也讓疫情班學生的就業壓力雪上加霜。

疫情班應屆畢業生的遭遇近期受到內地輿論高度關注。不少網民對疫情後遺症還在不斷發酵譁然，認為招聘者不應一竹竿打翻全船人；內地媒體則一面倒批評就業歧視亂象，認為疫情班標籤嚴重傷害就業市場的公平公正，破壞市場秩序和競爭環境，同時也如同對內地高等學府的教育品質投下不信任票。

內地教育學者也認為，儘管「網課一代」整體素質堪憂，但用人指標採取一刀切既不應當也不公正，會讓招聘單位流失一部分優秀人才。律師則指出，招聘者拒收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涉嫌違反《就業促進法》的相關規定，構成對特定群體的就業歧視。

疫情班畢業生受歧視並非孤立事件

《廣州日報》旗下的《南風窗》雜誌10月30日發文，當中講述三名疫情班應屆畢業生求職難的經歷，表明這種新型職場歧視並非孤立事件。

去年畢業的師範生王瑜，大學生活中有三年都在疫情期間。她今年9月向一家教育機構投遞了簡歷，最初和招聘的人事部門交流還算順利，但後來招聘者突然問王瑜：「你是去年畢業的嗎？」之後又追問她疫情期間學了哪些東西。最後，人事部門以王瑜在疫情期間完成課程，缺少實操訓練為由，拒絕了她的求職申請。

面對招聘者質疑時，王瑜也曾嘗試解釋，表示自己只在2020年集中上了一個學期的網課，其他時候大多是線下上課；她在校期間還經常接受試講訓練。但這些並未改變招聘者的想法，他們反而回了王瑜一句：「你們這一屆畢業的技能沒學好，事兒還多。」王瑜則氣憤表示：「疫情也不怪我們。」

今年畢業的內地大學生也同樣面臨偏見和歧視。6月從湖北一所公立大學本科畢業的許彤，從面試的第一家公司那裡就聽到對「疫情班」大學生的歧視。

許彤面試當天，一個公司領導走進來詢問人事部門面試情況：「來的人是哪個批次的？」一聽說當天的面試者大多是2024屆應屆生，他直接當著應聘者的面告訴人事部門今年不招應屆生：「（2024屆應屆生）都上網課，學不到東西。」

許彤的第一反應是「莫名其妙」並立刻反駁對方說，上網課只是沒有和老師在一起上課，但課堂內容都是老師即時直播，「在教室正常上課不也有人不學嗎？」但該公司領導對此避而不答並離開了面試間，隨後人事部門以不接收應屆生為理由拒絕了許彤。

許彤當時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和後來面試的四五個應屆生挨個聊了聊。她發現，與自己同屆的畢業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樣：公司不接收應屆生，即使他們的應聘崗位、專業都不相同。相比之下，有幾個往屆生則成功應聘：「當時感覺打擊還挺大的。」

第三個案例是今年畢業於西安一所二本院校會計學專業的郭菡。她9月在招聘軟件上投遞簡歷後，人事部門要求查看她的手機電量使用排行，還說「疫情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一邊上網課一邊玩手機」。

據郭菡憶述，今年6月以來「疫情」「網課」相關的問題總會在求職過程中冒出來。面試官會問她，是如何在網課中學習的？怎麼提升自己的專業水準？

面對網課成了負面標籤，解釋往往並不管用。郭菡說，即使回答了人事部門的問題，得到的回饋依然是她學的東西「還有點淺薄」，需要企業花過長的時間去教。

疫情班應屆生與被招聘者貼上的標籤展開對抗的同時，另一頭還面臨競爭愈發激烈的就業市場。人力資源科技公司北森今年3月發布招聘趨勢報告，顯示去年招聘供需指數整體走低，企業對人才愈發挑剔，優秀人才和複合型人才備受追捧，普通人才可能面臨過剩。

根據教育部統計，2024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79萬，同比增加21萬。

招聘者普遍不認可疫情班畢業生

對疫情班應屆生的歧視，在內地招聘者圈子中似乎很流行。有受訪企業負責人坦言在自己交流的圈子裡，「普遍對疫情班的孩子們不太認可」。

四川日報報業集團旗下《封面新聞》上月引述2023屆統計學專業畢業生王思涵透露，在一家大型農業重點龍頭企業的招聘中遭遇歧視。線上上會議中，包括王思涵等三四名應聘畢業生被面試官直接提問：「你認為三年疫情網課度過的學生，配得上我們的薪資嗎？」

網課之外，部分學生也缺少校外實踐。一名前地產公司重慶地區的人力資源工作者指出，疫情班應屆生的校外實踐經歷有所減少。一直以來，該企業都會篩選出有三段及以上校外實踐的應聘者進入面試，而在疫情班中，至少50%的人校外實踐少於三段；過去這個數字只有大約30%。

上海浦東一家企業負責人張嵐，2020年至今公司招收了20餘名應屆生，但2024年春季，她決定不再進行校招了。

張嵐認為，疫情導致當時的在校生缺乏瞭解社會的過程：「他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和我們是不一樣的。」這種認知缺乏與差異，會出現在工作細節中。

對於當下流行的「社恐」「i人」（introvert的縮寫，指性格內向者）等標籤，張嵐認為，這些意味著沒有與社會相處的能力，並指疫情班應屆生做事比較拖拉。

《封面新聞》則引述陝西一家物聯科技公司的姜姓老闆承認了疫情班的說法，但同時也為資方喊冤，稱不招22屆、23屆、24屆畢業生確實事出有因。他透露，公司曾招聘幾十個疫情班的畢業生，但「和其他屆相比，普遍上素質、能力有斷崖式下降」，甚至「一個都不能轉正」。

他舉例稱，幾名技術口的2024屆畢業生，因沒做過實訓，設備都沒見過，操作完全靠老員工教；另有一個畢業生發給客戶的報價，滿篇錯字，簽合同時也只知道列印一份；剛開除的一個應屆生，則是蹲在廁所裡打了一個多小時遊戲。

據姜姓老闆觀察，疫情班畢業生擁有一些共同問題，包括疫情期間養成邊上網課邊玩手機的習慣，導致工作時不能集中注意力；長時間線上的教育模式斷裂了大學生的正常社交關係，走上工作崗位時也不敢開口說話；線上模式中，大學生養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遲到早退的習慣，普遍沒有自制力，社會適應力差。

對於招聘者而言，鑒別和培養應聘者也是一種成本。姜姓老闆坦稱：「有差的就有好的，只是對於公司來說，分辨成本太高了。」

張嵐則認為，與其花時間精力培養那些願意學習的應屆生，不如找本來就與企業有共同認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培養一些在我們看來是常識的問題」。

停招應屆生也與企業發展困難相關，在簡歷階段就淘汰應屆生被視為是壓縮用人成本的舉措之一。張嵐指出，公司如今年要招10個人，可能會收到500份簡歷，疫情班畢業生可能佔200份，在篩選簡歷時不如把精力放在另300份。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袁長庚觀察到，疫情班身份確實為「封校的一代」應屆生帶來自我懷疑，他們不僅沒有自信，也有更多不安焦慮。他指出，對應屆大學生原本就存在的一些想法或偏見，例如實操能力不強、過於脆弱和自我等，也可能因疫情班的標籤而被放大。

內地輿論呼籲不能貼標籤一刀切

疫情班的話題引發內地網民高度關注，表示以為三年疫情已翻篇，「想不到後遺症還在不斷發酵」，認為企業是在為不招人或招聘不用心找藉口。

有網民則認為，疫情後各企業單位日子都不好過，選人變得更精挑細選，但選人用人應採取合理方式，不能貼標籤一刀切；也有人認為，招聘者如果在不招疫情班畢業生一事上只做不說，或能免遭指責。

儘管承認疫情對大學生學業造成不小影響，但內地媒體仍一面倒批評歧視現象。四川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四川線上10月31日發表評論，認為用人單位拒招疫情班學生，是一種赤裸裸的偏見與歧視，這種傲慢病必須治一治。

湖南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華聲線上也發評論，提醒給求職者貼標籤有損企業聲譽和形象，拒絕疫情班畢業生也可能加劇就業市場中求職招聘雙方的撕裂感，導致優秀人才流失，使企業人才儲備出現斷層，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創新活力。

內地教育學者熊丙奇在《新京報》撰文指出，疫情班的標籤早在2022年就出現過，如今重現還被企業用於提高招聘效率，是典型的「聰明反被聰明誤」。

熊丙奇指出，近年一些企業招聘時就曾以「提高招聘效率，減少篩選成本」為由對畢業生貼標籤，如不要非985、211高校（中國一流水準、重點建設的名校）的畢業生，結果發現高學歷並不等於高能力、高素質，反而會影響人力資源隊伍的整體素質。

熊丙奇指出，不要疫情班畢業生也是這種招聘觀的另一種體現，不僅否定具體個體的努力，也表明企業缺乏科學的人才評價體系。

四川明炬律師事務所律師許涵林則警告，招聘者拒收疫情期間畢業的大學生，涉嫌違反《就業促進法》，求職者應保留相應證據，向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也可向勞動仲裁委申請仲裁。

疫情班畢業生就業被拒的亂象，相信離不開當前內地經濟形勢持續不振的深層次原因。國家統計局10月22日公布9月分年齡組失業率數據，顯示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歲至24歲勞動力失業率為17.6%，儘管與8月的18.8%相比有所緩和，但仍然處於高位。

招聘活動減弱，疊加年輕勞動力供過於求，都讓雇主在內地就業市場中持續掌握主導權、選擇權，並可使用公開或不公開的歧視性篩選標準，以一刀切的方式懶惰快速淘汰一大批人。這種做法不必然會受到法律制裁，但在未來勞動力出現緊缺時，先前的短視做法也可能反噬這些企業。

至於疫情班畢業生，則也需加碼填補與社會線下互動的不足，捍衛並挽回聲譽擺脫標籤，努力讓招聘者改觀。唯有勞資雙方共同努力，加上官方嚴格執法加強監管取締歧視，這種亂象方能受到遏制。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