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江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兩重現實意義

每年諾貝爾獎項公布，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都或多或少能在中國輿論場掀起一陣討論，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出乎意料地頒給了53歲的韓國作家韓江（Han Kang），這也是首位獲頒該獎項的韓國作家和亞洲女性作家。該獎項主辦方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馬茨·馬爾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韓江獲獎的原因是「她以帶着熾烈詩意的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

在中國輿論場，韓江獲獎的消息引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響：一方認為從韓江的創作經歷來看，其對人的存在狀態始終如一的關注，尤其是對女性、父權和暴力的深刻探討，不僅呼應了韓國的社會現實，也極具世界意義，所以獲頒該獎實至名歸；另一方則認為，作為全球公認的最高文學獎項，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機制帶有明顯的主觀色彩，使得作品的社會性或政治意義壓倒了對文學作品本身的探討，否則縱觀今天的世界文壇，遠比韓江優秀的作家大有人在，為何偏偏是韓江摘得該獎。

爭議歸爭議，韓江今次摘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今天動盪交織的世界來說，至少有兩重現實意義。

其一，作為女性作家，韓江的寫作不可避免被貼上女性主義的標籤，比如她在《素食者》中塑造的被認為是「脱軌」的女性形象，但其實韓江始終如一關注的是人的生存處境，尤其是經歷過某種傷害和暴力之後，人的極限心理和精神狀態，比如她以光州事件為背景創作的小說《少年來了》（Human Acts）。

出身於韓國光州的韓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毫不避諱光州事件被自己的影響。她說光州事件塑造了自己對人類暴力能力的看法，它的幽靈一直困擾着她的寫作。「這就像兩個無法解開的謎語，印在我的腦海裏：人類怎麼會如此殘暴，人類又怎麼會如此崇高？」韓江說，「當我寫小說時，我發現自己總是回到身為人類意味着什麼的主題上來。」

也因為這樣的價值觀和對人類存在本質的關切，面對時下仍在進行的俄烏戰爭和以巴戰爭，韓江雖然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卻並沒有計劃舉辦記者會或慶祝活動，據韓江的父親透露，「韓江告訴我，戰爭越演越烈，每天都有人死亡，我們怎麼能舉行慶祝活動或記者會呢？她說她不會舉行記者會。」

放在韓江一直以來的創作脈絡中，這樣的決定並不意外。但她卻以這樣的方式提醒着人們，戰爭中每一個人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我們自身的一部分在死去，人類的殘暴與崇高往往是並列存在的。戰爭帶來的傷害，並不會隨着一部分人生命的終結而結束，反倒將在更在範圍裏持續對人類造成心理和精神的摧殘，就像《少年來了》中那些難以言說的傷害一樣。

其次，韓江今次獲獎的原因是「她以帶着熾烈詩意的散文直面歷史創傷」，因為在韓江看來，只有直面歷史創傷，才能自我救贖。所以她一次又一次，勇敢面對審查和保全面子的文化，每次都以更強大、更堅定的作品，挫敗那些讓她閉嘴的企圖。放在更大範圍來看，這何嘗不是對整個人類如何面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發出的提醒？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中說過一句流傳很廣的話——「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在《素食者》中，韓江試圖解開一個疑惑：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別人？尤其當面對一個誓死不願加入人類群體的女主角英惠時。最終且唯一的路徑，只能是回到她的過去。但在小說中，不管是英惠的丈夫，還是她的父母、姐弟，並沒有人關心童年時期的家庭暴力給她帶來的長期折磨，甚至沒有人多問一句導致她執意不吃肉的那個夢到底是什麼，周遭的人只是希望她按照既定的生活軌道平淡無奇的生活下去。沒有人關心她的過去，自然無法理解她現在的選擇，更不會預知到她自我毀滅（救贖）的結局。

回看今天的國際輿論場，看上去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但多數不過是基於自身利益和意識形態進行的口水戰、輿論戰，鮮有人能真正超脱意識形態束縛站在全人類高度發出洞見，我們也已經見慣、聽慣了政客們的口惠實不至，小國在大國的權力遊戲中一再淪為魚肉和代價，以至於即便面對百年不遇的疫情和極端氣候危機，國與國之間仍無法摒棄隔閡、放下成見，尋求符合人類長遠發展的利益交匯點。人類未來向何處去？這個迫在眼前的問題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命題。

從這個層面來看，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失為一次有力的提醒，提醒我們回到「常人的歷史」，關注個體的生存處境，同時嘗試站在探尋人類本質的高度思考我們的過去、現實和未來。套用李書磊的話說，「即使對那些已被判定為惡的東西，我們也要努力戰勝一己情緒去理解它的自身矛盾與複雜性，去理解它的因緣乃至它所包含的善緣，否則我們就仍然走不出它的陰影，仍然有可能撞死在它的上面。宣判只有是公正的才會是嚴正的，幽靈你只有說透它才會真正驅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