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認同問題衍生《手捲煙》　陳健朗：香港人還是中國香港人？

由李駿碩執導的《濁水漂流》在本月初正式上映，之後由陳健朗執導的《手捲煙》緊接上映。巧合地，這兩位年輕導演原來都是來自英華書院。早前兩位導演接受《香港01》訪問，除了談到昔日的校園點滴外，還談到這兩部電影的創作。

攝：葉志明

今次重回母校英華書院，相信對於《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及《手捲煙》導演陳健朗有非常多回憶。李駿碩坦言學校無論是裡面還是外面，都有很多改變；至於陳健朗，由於他比李駿碩年長1年，所以他見證新校落成，而且還曾在九龍塘牛津道的舊校舍生活過。他認為舊校舍的氣氛較好。除了回憶昔日校園的生活外，兩人還討論了不少與電影相關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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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漂流》的出現是要紀錄一種改變

相信有看過《濁水漂流》的觀眾都知道，電影取材自2012年2月15日發生的通州街天橋底清場，當年警察及食環署在沒有事前通知下，並在最凍的一天，把40多名露宿者的家當全棄掉。露宿者事後控告政府，並要求道歉與賠償，而電影故事圍繞一年的訴訟過程。

當年李駿碩仍在中文大學新聞系就讀，所以曾到訪通州街與露宿者交談。問到為何事隔差不多8年突然想拍這個故事，李導演坦言要記錄一種改變：「清場之後，（露宿者）席地而睡，他們的家當放在外面。當清場愈多，他們興建了木屋，木屋的群屋生活觸發我要寫這種改變。」之後李導演續補充連木屋的生活在兩、三年前都完全清走：「在2018年至2019年之間連木屋都清走，一個故仔就完結了。通州街跟這裡好近，對於這個地區的脈絡認識，因為在這裡成長。」

之後李導演還特意解構了由謝君豪飾演的「老爺」，他透露通州街有好多越南人，但當禁閉營關閉後，他們就留在深水埗：「我們現在身處的地區曾經是一個越南船民的禁閉營，在禁閉營關閉後，有好多越南船民留在深水埗。如果我的電影是關於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但沒有他們，是蔑視他們的參與。」然而李導演表示，「老爺」並非好典型的深水埗越南人的狀態，皆因很多時候他們好難與本地的露宿者相處，然而他的經歷與越南人共通，如經歷磨難、坐難民船到港及與家人分開等。

《手捲煙》與香港身份的認同

至於《手捲煙》其實與《濁水漂流》一樣，都是透過一個獨特群體來描繪香港，而陳健朗就找了華籍英軍來細說他的香港故事。他稱：「當初想寫一個關於香港的故事，但香港這題目好闊，最後找了不同身份，究竟那個能夠代表香港，而且有其獨特性。最後發現華籍英軍好獨特地存在，並非其他的工種可以取代。」

之後他續舉例說明：「當時他們的狀態是97回歸，兩邊政府都沒有好的後援協助。他們交英女皇稅，奉行英女皇的制度，但他們因為膊頭沒有花而不能獲得英國護照。」所以這群人在回歸後的身份成為導演探討的重點。除了這群人外，導演還衍生了少數族裔對香港身份認同的問題：「南亞裔土生土長的二、三代都懂得說廣東話，而且是在香港出世，拿香港身份證，他們回到南亞原生地，有不被當作是南亞人，變相兩邊不是人。雖然香港常說沒有歧視，但我們已經用眼睛區分他們。」

陳導演透過《手捲煙》人物角色的設定，同時想探究部份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南亞裔的香港人狀態其實好似8、90後的香港人，究竟我們是甚麼身份的人？我們都經歷過回歸，經歷英治，直到現在。我們是英國人、英國香港人、香港人，還是中國香港人，我會有這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電影修例會激發更優質創意

除了談到《濁水漂流》及《手捲煙》的話題外，兩位導演也回應了早前政府修訂的《電影檢查條例》。陳導演認為，不同的地方都有其限制，視乎你如何看待電影：「我覺得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地方都有其限制，是你把電影視乎甚麼東西，如果電影是一樣無分國界，不同文化都可以觀看時，自然創作就可以因應這東西而有所改變。」他深信電影創作是藝術的一種，而電影可以容許這種創作空間：「如何用這個工具（電影）去玩，你可以誘導觀眾覺得好還是不好，電影可以容許這種創作空間。年輕的創作者希望作品可以傳播出去，這就是成功。」

至於李導演則認為在險境及絕境的創作會激發更加多激情：「就算是文藝片，導演的內心都在燃燒，我覺得藝術的創作可以更上一層樓。因為門檻較高，限制多了，所以你需要進步。我對於我們以後的創作及觀映體驗好有信心，會有好多不同的形式。」

場地提供：英華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