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血觀音》導演楊雅喆： 我們都是銀行的奴隸

在接連奪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等大獎的《血觀音》裡，一切的權力慾求皆源於土地開發、地皮的炒賣。楊雅喆說：「我們的社會看起來很民主，但我們都是銀行跟財團的奴隸。我真的對炒地皮很痛恨，也不要加入這個遊戲。」
家庭裏講愛，社會裏講虛偽，他們的共同點是愛的控制。愛是控制的最高端手段。當我想通這個事情，社會跟家庭就連在一起。
資深電影人吳念真評論稱，台灣年輕的導演「已經毅然跟過去的台灣電影告別，在創造出一個新的路線」。

撰文：蔡倩怡 攝影：Lance Chan

今年可說是台灣電影豐收的一年。金馬獎的討論圍繞在《血觀音》與《大佛普拉斯》。觀音與佛，折射了台灣當下的社會情緒。下面的人無法改變，只能求諸虛妄的神佛；上面的人卻以神佛的遮蔽，以圖爭權奪利。資深電影人吳念真評論稱，台灣年輕的導演「已經毅然跟過去的台灣電影告別，在創造出一個新的路線」。

接連奪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等大獎的《血觀音》，劇本格局精密，以導演楊雅喆形容為「爛掉的花泡在水裏」的異色美學，勾勒出1990年代台灣的政商權力場，也直指人與人之間無愛的世界。電影以「必修婦黑學」來作宣傳策略，一度讓人誤會這僅僅是一部鈎心鬥角的宮廷戲，電影深埋的現實卻更黑暗、更鮮血淋漓。
滿以為導演個性冷酷沉重，他卻有一顆溫熱的心—在金馬頒獎台上舉起黃色布條，布上寫着鮮明的紅字：沒有人是局外人。

「沒有人是局外人」是台灣原住民運動的口號。原住民的處境並非孤島，而是社會網羅的命運共同體。楊雅喆說，過去財團圈地，原住民被趕出屬於自己的土地，「以前到現在根本沒有改變。」《血觀音》也有一位原住民角色，他位處權力架構中的最底層，命運不由自主。電影裏的各種人物、情節也有迹可尋，網絡間盡是對劇情細節的臆測，尋找真實的參照。社會上的集體情緒，對不公的無可申訴，只能寄託於電影的世界。
 

楊雅喆的電影公司約了我們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台開大樓訪問。台開大樓曾發生轟動一時的弊案。前總統陳水扁的女婿以低價購入股票作內幕交易，最終獲得巨大利潤。案件在2006年被揭破，成為台灣的四大弊案之一。「1980、90年代台灣開始民主化，社會剛解放，但也是黑金開始的年代。現在跟以前沒什麼差別，黑暗的部分也沒有改善。」他站在台開大樓門前，車水馬龍貫穿整座城市。他背靠城市的光亮，也伸手探向那深不見底的黑暗。

不急於言志　維持生活是首要

我們在金馬獎舉行後的數天進行訪問。炙手可熱的他，日程早已被傳媒訪問填滿，更需跑到各地宣傳，馬不停蹄。我們訪問後，他馬上起程前往高雄，沒有節省半秒。

他在其他訪問曾說，自己是很好訪的人，也願意配合宣傳。大抵源於他將電影視為謀生的工作。他坦率直道：「對我而言，拍攝電影是我維持生活的工作，這亦是我做這一行的第一件事。所謂的夢想與理想，想說的事情才是第二件。維生對我來講是相當重要。」

不過，楊雅喆也有自己的聰明和世故。他懂得遊戲規則，沒有要電影公司老闆賠錢。「我沒有一定要寫社會題材。因為那不是商業題材，對老闆來說是有壓力。」於是，在《血觀音》裏，社會批判均隱身在曲折的女性心理，周旋在人性的複雜面孔之間。

《血觀音》的原初故事鎖定在「白手套」（將黑錢漂白的中間人），製片覺得可以發展下去。「剛開始寫了大綱，跟現在很不一樣。」楊雅喆寫劇本的三年時間裏，跟許多從事「白手套」的人，還有律師與警察等聊天。身為本省人的他，也特意請教出身外省軍人家庭的台灣作家黃麗群，確認台詞用語是否準確。製片則希望多加母女的情節，不止於社會議題與兇殺案等。不過，對楊雅喆來說，母女關係的描寫，反而是創作劇本的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 
 

變形的愛　母女複雜扭曲的感情

「我花了很大的力氣去閱讀，讀完之後再反芻，再變成戲。」其中尤為重要的閱讀是張愛玲，「光閱讀張愛玲便花了幾個月。」他不喜歡張愛玲，卻又不得不閱讀她，不得不走進她作品裏的世界。「我視之為工作，就像我過去拍攝精神病而需要了解精神病無異。」

電影裏母女感情複雜扭曲，母親嘗試控制女兒，二人之間既愛亦恨，心機算盡。正如《金鎖記》裏的曹七巧與女兒長安，母親不願目睹女兒幸福，於是將其命運毀滅，寧願二人共同孤獨終老。母親是一道重重的枷鎖。棠夫人與棠寧、棠真，不就是曹七巧與長安的化身？「最後一個鏡頭的確是來自《金鎖記》。那兩對手的手鐲碰在一起。」最後，母親與女兒，誰也沒有逃脫到誰的掌控。
 

這虛情假愛的說法，讓人難以拒絕。到底是為誰好？這不過是以愛之名的苛索。家庭跟世界是一樣的。

「我是為你好」是兩次母親對女兒說的話，也是電影裏最駭然的對白。這種變形的愛，一直貫徹於電影裏，以笑裏藏刀的方式來暗算他人。楊雅喆說，這句話亦適用於政治層面，包含電影裏的尖銳控訴。「政治上的各種規定也是以這種說法來操作。好像工時拉長了，便以因為有人需要作理由。這虛情假愛的說法，讓人難以拒絕。『好』到底是為誰好？這不過是以愛之名的苛索。家庭跟世界是一樣的。」

因此隨之而來的對白是「要活得像人的模樣」：「因為控制到底變成活得不像人。那就要活得像人的模樣。」

「我受不了炒地皮」

被命題的作品，到底還是有話要說。當問他《血觀音》裏有哪些部分是必須表達？「炒地皮。」他想也沒想便馬上回答，笑了幾聲，續說：「我受不了這件事。台灣跟香港很像，地皮被炒得不像話，稍為有點錢的人要當投資客，買地皮再賣出去。財團也賺錢太容易。大家可能不明白，炒地皮對他人是多麼的傷害。炒地皮對窮人來說是巨大的傷害。如果他有房子，可能會被徵收或趕走。如果他沒房子，他本來就賺不多，他要不租不了房子，要不買不起房子。」他是有話要說的人。個人臉書上布滿新聞資訊，每個訪問也敘述對社會現狀的不滿。

《血觀音》裏，一切的權力慾求皆源於土地開發、地皮的炒賣，「我們的社會看起來很民主，但我們都是銀行跟財團的奴隸。我真的對炒地皮很痛恨，也不要加入這個遊戲。」他直至現在也沒有買房子，沒有家庭。
 

我受不了這件事。台灣跟香港很像，地皮被炒得不像話，稍為有點錢的人要當投資客，買地皮再賣出去。財團也賺錢太容易。大家可能不明白，炒地皮對他人是多麼的傷害。炒地皮對窮人來說是巨大的傷害。如果他有房子，可能會被徵收或趕走。如果他沒房子，他本來就賺不多，他要不租不了房子，要不買不起房子。

「對於社會的觀察早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沒有辦法做一個架空的故事。」他形容為變形的社會狀態撐起了故事架構。人性的愛狠也有了因由。沒有人是局外人。

愛是控制的最高端手段

電影一部分寫政治權力傾軋，另一部分寫家庭的愛恨情愁。各種枝節穿梭交疊，一不小心便落得兩邊不討好。「後來我想通，家庭裏講愛，社會裏講虛偽，他們的共同點是愛的控制。愛是控制的最高端手段。在政治部分，我寫了這些政客，這些壞人怎樣控制大家，怎麼炒作媒體，怎麼炒作『愛』。最後的冥婚是被迫的。家庭裏是我要控制女兒，我還要控制我女兒的未來。當我想通這個事情，社會跟家庭就連在一起。」

「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的刑罰，而是那無愛的未來」，電影最後如是寫到。因愛而生出希望，亦因而傷害。
 

我的電影都可滿足你的願望。但會讓你非常痛苦。

「希望無力者能在電影得到安慰與救贖。這個年代這樣，還能給他們什麼希望？電影裏描述的人都沒有愛，只有利益。跟他們不同的是，你可以在乎很多事。」楊雅喆在金馬頒獎台上說，這是一部揭露黑暗、不正向的作品。電影還是給予當權者一記重擊。當下的利益不能確保未來恆久的安穩。

「我在金馬獎頒獎台上的感謝詞裏忘了說：這部電影就是要講這幫爭權奪利，把台灣弄成這樣的人。我對這些人實在是沒話可說。你盡量求自己健健康康，長命百歲。每個人也想萬年富貴。那好，我的電影都可滿足你的願望。但會讓你非常痛苦。」電影最後收結於獲利者奄奄一息，不生也不死。

篤信無愛的報應，也許源自在算命桌旁成長的經歷。

楊雅喆的父親因工作在火車上墜車，只剩下一手一腿，靠着算命維生。算命桌上，人間江湖的恩怨愛恨也化成生死卜卦，一筆勾消。楊雅喆深明人生的不可掌握。

「就算你找到一位很厲害的算命師，他跟你說幾歲會死掉，你總以為會這樣發生，走到那個點。就算終點是一樣，中間有很多過程，算命人沒辦法告訴你。那是誰也沒辦法告訴你。就算他怎樣預測，你也沒辦法準備。這就叫無常。」

被迫成長的男孩

生命的無常，讓窮富強弱平等。像《血觀音》裏，說書人在故事以外說唱着各人命途，就像悠悠不可見的神明，卻主宰時間的開端與終止。

「小時候會相信這些事情，對小孩子來說就像童話故事。台灣的廟裏都有很多善書。我很喜歡看那些書，裏面都是寫壞人會如何遭遇報應，會下地獄被油鍋炸。我小時候常看這類書。」但宗教的報應畢竟虛幻、不真實，所以電影以人們所做的事情產生的結果來報復，舒了一口悶氣。
 

我唯一會重複就是親情的主題。親情的可變性還挺大的。比愛情更多。親情很溫暖的部分，也可分很多不同層次來寫。親情的黑暗部分，像這次的創作，也可以分很多角度來寫。我擺脫不了家庭這個主題。

楊雅喆的頸項上總戴著一條神秘的金鏈，為他添上江湖味。「姐姐給的。台灣很多人會這樣，成年後會給你一條項鏈或戒指。以前戰亂，或在外工作，就算混得不好，起碼還有這個東西來賣掉就可以回家。」金鏈戴了20多年，一直沒有除下。

他家裏有一哥，一姐，一妹，小時候住在人煙稠密、龍蛇混雜的永和。他形容，與《血觀音》恰好相反，他的家庭一直很平順，家人也從未限制他的人生道路朝向哪方。直到現在，數月吃一次飯，關係淡常。

「家庭一直在我的作品佔了很重要的分量。友情、愛情與親情，我最常寫的是親情。對我來說是很好用。雖然我不喜歡重複，但我唯一會重複就是親情的主題。親情的可變性還挺大的。比愛情更多。親情很溫暖的部分，也可分很多不同層次來寫。親情的黑暗部分，像這次的創作，也可以分很多角度來寫。我擺脫不了家庭這個主題。」
 

為什麼擺脫不掉？「不知道、不知道。但我二十多歲就不住在家裏。可能有點關係吧。」

高三那年，他的父親去世。記憶於他豁然。「也許當時年紀尚小。只是覺得今天開始要靠自己，不能再靠家庭。都只是在過日子吧。」家庭變故的同時，也是台灣社會的轉型動盪時期。他上大一那年，目擊了野百合學運。前作《女朋友。男朋友》正是以野百合學運作背景。「最大的衝擊，大概是覺得以前那麼多年讀的書都是屁話！」社會自由，金錢也流動自由。黑金開始出現，埋下台灣社會許多根本問題。

楊雅喆走過如此時代，不再只寫家庭負載的歷史哀痛與傷痕。最終交出《血觀音》，痛擊時代之弊，也寫出眼下最尖刻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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