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萊德CEO有洞見 疫情戰爭加速去全球化 兩領域起革命｜林子傑
全球最大基金管理集團貝萊德(BlackRock)首席執行官Larry Fink上週通過股東信，形容俄羅斯在襲擊烏克蘭後，將會進一步令全球化的大趨勢逆轉，各國政府和公司正在審視他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和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原本冷戰上世紀90年代結束後，各國政府和企業大都認為，加強全球經濟聯繫會帶來更大的穩定性。但過去兩年的全球疫情以及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正在顛覆這個理念。
自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在過往數十年，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方向的大趨勢，在商品服務、跨境貿易以及投資、人員和資訊的充足流動之下，逐漸建立起全球相互依存的關係。
在全球化推動下，在過去數十年，消費者已經習慣可以輕易購買到價廉物美的跨國公司產品，投資者亦習慣於可以有效率地投資海外市場資產，以增加回報和分散投資組合風險。
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對全球化的普遍抱怨是，在發達國家（Developed Markets)裡大幅度惡化了貧富差距。這為大型跨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和投資者帶來了龐大的商業和投資機會，卻同時給基層工人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污染。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工人，在過去數十年不斷面臨雇主的減薪要求，並且在監管和成本效益下，大部份製造業的工作都轉移到了新興市場。大量西方國家中產階級工人的財富，在這場全球化轉型下大幅縮水，沒有及時轉型的舊經濟工人們，被時代巨輪「拋在後面」(Left Behind)。
然而，數十年來，全球化也一直有反對者，特朗普（Donald Trump) 就是第一個對它發起正面挑戰的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 戰略得到了不少美國選民的支持，而由他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儘管特朗普在4年任期內，努力嘗試將製造業就業崗位帶回美國，卻並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在過去數年，大型美國跨國公司繼續利用新興市場的成本差距和轉讓定價稅收規則(Transfer Pricing)，為集團爭取利潤最大化 。全球新冠疫情的發生，卻改變了一些跨國集團的想法。比如在疫情初期，許多西方國家發現難以順利採購在新興市場製造的個人防疫設備，甚至有些本屬於他們的防疫設備，在運送的過程中被中轉國家的海關扣查了，這都引發了一系列國家安全的問題和反思。之後，當西方國家經濟重新開放時，全球各地不同的疫情階段和措施，造成了的供應鏈瓶頸，將通脹推高至數十年來未見的水準。
俄烏衝突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動搖了金融市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惡化了已經在危險邊緣的高通脹和供應鏈瓶頸。制裁的發生，一夜之間切斷了俄羅斯與全球貿易夥伴的聯繫，而俄羅斯的金融機構也在瞬間被禁止跨境轉移資金。俄羅斯無法償還它們欠歐洲國家和金融機構的利息和即將到期的債務本金，已投資俄羅斯資產的跨國企業和基金也霎時失去了所有的流動性。
現時的歐洲正高度依賴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它們在輸送管道被切斷之後，無法迅速找到替代能源供應。歐洲能源危機已成為全球能源轉型的重中之重，面對能源價格飆升和國家安全問題，歐洲必須努力擺脫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能源入口國家將會對本土的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和水能）進行大規模投資，而引發綠色能源的改革。
結論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結束了我們在過去三十年中所經歷的全球化，」Larry Fink寫道。
筆者認為，全球化並沒有結束，但它會有所不同。
由於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和全球疫情而引發的供應鏈問題，筆者預計，全球各國當局以往只追求成本效益和效率的想法已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它們將加速在能源、醫療設備、半導體等關乎國家安全問題的商品生產方面，進一步達成自給自足的目標。
據 MSCI 最新研究，金融市場當下比過去的十年裡都更加脫鉤(Decoupled)。十年前，不同地區的投資市場大約有 80% 的時間是一起移動的。而今天，它們的相關性只是略高於 50%，這實實在在地反映出，去全球化在金融市場中已經進行。
作者介紹：馬山資本董事總經理，資深投資人，半個媒體人。香港浸會大學校董會成員，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HKSI）董事會成員，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SVHK）非執行董事，上市公司和投資基金的非執行董事。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及註冊會計師。
筆者為證監會持牌代表，筆者的投資組合裏沒持有MSFT、ATVI 和 NVDA的股票和相關的衍生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