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超級富豪、著名企業家馬斯克（Elon Musk）在繼積極介入美國政治之後又頻繁介入歐洲政治，公開發表爭議性言論，引起不少人對於「富豪干政」的疑慮。

1月9日，與馬斯克關係友好的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表示，相較於馬斯克，金融大鱷、民主黨的超級捐款人索羅斯（George Soros）對全球穩定構成更大的威脅。她認為，馬斯克只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權，並不「對民主構成威脅」，而「一些富人利用自己的資源資助世界各地的政黨、協會和政治人物，以影響政策走向時，就可能引發選舉干預的問題，索羅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梅洛尼說的索羅斯與馬斯克一樣，都是積極介入現實政治的世界知名的超級富豪。索羅斯1930年生於匈牙利，後來移民美國，是一位在全球金融市場攪弄風雲的金融大鱷，非常擅長鑽金融市場的漏洞，經常從擾亂的金融市場秩序中賺得盆滿缽滿。

他除了是一位備受爭議的金融大鱷之外，還長期以慈善捐贈的名義介入現實政治。他通過設立開放社會基金會（OSF），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他所認同的「開放社會」理念，不過在批評者看來，他的「開放社會」理念和逾數十億美元的巨額捐贈充滿意識形態色彩，有操弄選舉、擾亂社會秩序、輸出顏色革命的重大嫌疑。

索羅斯少年生活在德國納粹統治的陰影之下，後來又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影響，世人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他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民主黨的超級捐款人，經常投入大量真金白銀來支持民主黨候選人。1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將作為「美國最高平民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授予索羅斯，不過此舉引發輿論爭議。

與索羅斯相比，馬斯克原本主要支持美國民主黨，但2024年大選轉而高調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不僅投入上億美元真金白銀，而且通過旗下的社交媒體X造勢。特朗普二度當選後，身價大幅上漲的馬斯克被提名為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負責人，高調介入美國政治事務。不單這樣，馬斯克還藉助旗下社交媒體積極介入歐洲政治，公開支持歐洲極右翼政黨。此情此景，讓不少人擔心馬斯克會否威脅民主政治的運作乃至全球政治的穩定。

那麼，索羅斯和馬斯克，誰對民主政治和全球穩定的威脅更大？答案顯然不是梅洛尼說的那麼簡單。無論是索羅斯還是馬斯克，都是複雜、多面向的人，既不宜簡單說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又不能簡單說他們所起的正面作用大還是負面作用大。

對於索羅斯來說，他的金融投機、擾亂金融市場秩序的行為存在道德爭議，但他以「開放社會」為理念的鉅額捐贈行為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的「開放社會」理念合乎自由民主價值，他的許多捐贈行為具有積極意義，比如他對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黑人、歐洲難民危機時期的難民團體的捐助。另一方面他忽略不同國家和地區面臨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現實，他的政治介入被批評者視作操弄選舉和輸出顏色革命。

對於馬斯克來說，如果他能監督政府預算的浪費和不合理之處，能促進政府效率提升，能帶動科技和工業的發展，那無疑是世人樂見其成的，反之，如果他的行為主要是激化矛盾、加劇撕裂、以權謀私、謀取不當利益，那無疑是世人所厭惡的。

無論是索羅斯還是馬斯克，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於他們本人是好是壞，而是在於為何他們會對政治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從選舉所期望的民主政治理想來看，人民的統治、主權在民才應該是目標，可馬斯克、索羅斯的例子說明選舉政治所期望通向的民主天秤已經因為以富豪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過多影響而失去平衡。

這樣說並不是指馬斯克、索羅斯的政治介入一定是操弄政治、以權謀私，而是說當選舉政治的運轉為以富豪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發揮過多影響預留巨大空間時，勢必會讓權力監督和制衡的天平失衡，進而誘使那些能對選舉政治施加過多影響的以富豪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在自利理性驅使下謀取過多利益。畢竟，民主政治的理想絕不能寄希望於以富豪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都是仁慈的、公正的。

舉個例子，在君主專制體制下，固然會存在致力於人民福祉的明君、賢臣，但放在更大背景來看，明君、賢臣終究是少數，而且難以持續。這是因為君主專制的權力結構嚴重缺乏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

同樣道理，選舉民主雖相比於君主專制是巨大的進步，但仍然存在權力監督和制衡天秤失衡的時候，其中一個關鍵例證是以富豪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在選舉政治的運轉中發揮過大作用。這就使得儘管有一些富豪或精英是基於公益之心來介入現實政治，但放在更大背景來看，能對選舉政治施加過多影響的既得利益集團會誘使選舉政治籠罩在不公的陰影之下。所以，長遠來看，問題關鍵不在於馬斯克和索羅斯，而在於是否有合理的權力結構能將富豪、精英的政治介入角色約束在合理範圍，讓精英和大眾能相互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