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齊﹕港投公司擬明年籌辦初創外訪團 助香港品牌及故事出海

陳家齊﹕港投公司擬明年籌辦初創外訪團 助香港品牌及故事出海
撰文:張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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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出席論壇時表示,稍後會公布有關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CIES)下,港投公司管理部分的資本安排,也會以這個方向為前題,探討和有往績、有經驗的創投基金和夥伴合作,以母基金或引導基金形式進行。

她在「香港初創投資和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港投公司計劃在明年,把聯動創科、創業、創投生態圈的工作更進一步,包括將籌辦初創企業外訪團,組織被投企業外訪,助力香港品牌和故事「出海」,初步計劃先去東南亞或中東地區。

她又指出,港投公司計劃聯動不同的企業和投資人,走進學校進行交流。同時提及港投公司將投資上海芯像生物科技、Emaldo Limited及玖治科技(香港),而連同之前投資的數間公司,投資企業分布於港投公司聚焦的三大賽道,即硬科技、生物科技,以及新能源或綠色科技。

陳家齊表示市場預期美國息率將會回落,未來流動性會朝着寬鬆的方向發展的時刻,必須要把握好,用耐心資本鎖定目標方向,引導不同資本搭建起中間的路徑。

她又指出項目成功與否取決於創業人才的質素,而香港有多家優質大學,亦作為人才匯聚點,相信人才匯聚之處就是創科創業項目所在。

港大經管|了解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框架與未來方向

撰文:01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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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Alberto Moel

引言

創業精神一向是香港的基因元素。從早期作為貿易港口,到崛起成為製造業和國際金融中心,這座城市孕育出的各類初創企業,後來都往往蜕變成區内以至和全球的相關行業領頭羊。

1990年代末的科網狂潮,為香港科技初創企業生態圈迎來發展新篇,而在2016至2018年期間臻於顶峰。這個生態圈主要由私營企業带動,並在公營部門一定程度的支持下,逐渐形成基本組成部分:創業資金投資者、加速器、孵化器、募投比賽、共享工作空間、培訓計劃,以及來自各個行業和公眾的倡議。

這個生態圈以美國硅谷為蓝本,而成效不一。本地初創企業只圖複製硅谷的成就,卻忽略其數十年來蓬勃發展的獨特初創條件。

忽視香港自身的歷史優勢和弱點,這種做法在筆者看來只會淪為「創新劇場」;一味追求只講表現、難以持續的成功初創企業生態圈(大型科技公司和高增長初創企業)的產出,卻並無投入以下所需要素:高技能人才、技術基礎設施、社群支援結構,以及所涉資本。這第一波生態圈的發展,隨着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而告終。

今天,香港再次處於十字路口。技術變革、經濟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重組,在敦促特區必須改弦易轍,而箇中關鍵因素在於重新思考自身的創新和科技發展。

2022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蓝圖》,作為改革的一部分。與此同時,另有幾項私人和公共倡議提出,文件的目標旨在「為未來5至10年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制訂清晰的發展路徑和系統的戰略規劃」。

是次再度啟動初創企業生態圈,吸取了近幾十年來的教訓,不再盲目追求不適合本地的商業模式,而致力發展一批基於公私營協作的組織和政策,借助既有優勢以推動經濟發展。

相關措施涵蓋經過重組的政府機構和部門、新穎而更具實效的撥款機制、目標明確的投資奬勵措施、強大的行業協會、新式公私營協作夥伴關係,以及粤港澳大灣區内的全球視野合作和各大學開展的創業活動。

上述各種合作的關鍵,在於一個更廣泛的社群,而非以企業為主的生態圈。然而,由大學主導而缺乏企業参與的生態圈也未免風險過高,以致研究成果脱離實際經濟需求,而且欠缺市場潜力。

儘管這次重新啟動的創業生態圈背後有強的意志和豐厚資源推動,但政策制定者、潛在初創企業、生態圈中其他参與者以及公眾等持份者,仍不熟悉可用的途徑和資源,以及它們如何融入統一的框架。

本文旨在從一個質量的企業層面微觀經濟角度,表述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的發展。每一初創企業所需的財務、教育、生態圈資源,因其所處發展階段及所提供技術和產品有别而各有不同。

筆者透過實地研究,並與生態圈参與者(初創企業、學者、創業資金投資者,以及私營、政府和教育機構的高層)深入訪談,在此提出一個以初創企業為分析單位的框架。儘管初創企業各有特色,本文分析重點在於科技初創企業,特别是有賴基礎和應用科技促進和商業化的「深度科技」初創企業。

通過探究生態圈結構與初創企業生命周期的關係,筆者旨在展示不同元素如何相互作用,根據香港現況識別需要額外資源的領域,以及提供高層次的政策見解,以供設計和改良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参考之用。

初創企業生命周期

【圖1】顯示典型的初創企業生命周期,此模式或有所調整,以呈現其中界限分明的不同階段。其中所示時間屬圖解式和概念性,而非精確時間;實際上,部分階段可能歷時甚長。以平板顯示技術為例:基礎和應用研究耗時數十年,有關技術始能發展成熟而带來商機。

對初創企業發展的理解,關鍵亦繫於「存亡谷」這一概念,即公司成立以至首次獲得注資而推出產品之間,可以實現現金流的時期。這一階段無疑是初創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一項深入研究發現,75%靠創業資金營運的公司從未為其創始人带來股權回報。至於初創企業的失敗率,則估計為50%到90%不等,視乎研究人員如何定義「初創企業」和「失敗」。部分分析排除了那些存活下來或被收購但預期不會為投資者带來正回報的公司。

初創企業在其生命周期中面臨一籃子風險,包括市場出路、產品開發、技術可行性、管理執行、宏觀經濟狀况和融資環境。鑑於成功的概率甚低,一個繁榮而可持續的初創企業生態圈有其必要。儘管硅谷、波士頓和紐約等地具備有利的初創條件(頂尖大學、創業文化、悠久的科技創新歷史),其他地區必須仔細制定政策和設立機構以增加成功機會。此外,這些支援架構將隨着初創企業生命周期各階段而有所變化,以配合不同需要。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初創企業在其生命周期中的進展,對於確定適當的資源分配至關重要。儘管衡量創新和科技在本質上困難重重,但對評估初創企業而言仍十分重要。傳統指標(如創造就業、籌集資金或「獨角獸」地位)常被引用,但就促進初創企業成功的政策目標而言,它們只屬附带結果。

一種常用以判斷科技成熟度的方法是「科技就緒等級」,由美國太空總署在1974年針對太空探索科技而設。此法現已被廣泛應用於研究所、創新機構和公共撥款計劃中;等級從1到9,9代表最高的科技成熟度。

科技就緒等級更輔以「業務準備等級」,用來衡量企業或商業模式的成熟度。評估範圍涵蓋以下多個领域:商業概念、模式和策略;團隊和管理結構;對競爭對手的認識;以及包括資本、現金流、可擴充套件性和可持續性等財務指標。業務準備等級的水平同樣從1到9(【圖2】)。

科技就緒等級和業務準備等級大致與【圖1】中的初創企業生命周期對應,從左側的較低等級逐渐進展到隨着初創企業渐趨成熟的較高等級。【圖3】顯示不同科技就緒等級和業務準備等级建議分項並加以評估。

以初創企業為中心的生態圈模式

初創企業生態圈是一個由每段時間和每個地方所獨有而互相依賴的人群、組織、資源,以及初始條件組成的複雜網路。通過参與者和初創企業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有效互動,生態圈得以成長和演變。雖然有關政策須有助於確保生態圈元件互相配合,但促進合作、連通性和共享學習的政策同樣重要。

初創企業的財務資本有多種形式,各自適用於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及目標科技、產品或終端市場。初創企業可以自籌資本(自資)或獲取非攤薄性融資,如資助金或公司研發合約。初創企業成長期間,可能需要外部融資,通常會尋求個人投資者、家族辦公室、天使投資團體或種子基金的外部股權。後期階段則吸引傳統創業資本、成長資本、供應商融資和債務資本。進入最終階段,通過首次公開招股或收購而退出,為投資者和管理層提供回報。這一程序引致在生命周期各個階段中,都過度側重創建多樣化融資來源。

不可不察的是,資本不止1種。在The Startup Community Way一書中,Feld和Hathaway描述了7種資本:智力資本(科技、構思、訊息);人力資本(人才、知識、技能);財務資本(股權、債務、非攤薄性融資);建制資本(生態圈組織、市場、穩定性);物質資本(密度、基礎設施、生活水平);網路資本(連通性、關係、合作);以及文化資本(態度、心態、行為)。政府政策可以影響其中多種資本,如何加以推廣,應與特定生態圈中初創企業的性質和生命周期互相切合。

必須優先支援的是人才和網路,而非建築和建制,並且要致力專注於實驗和學習,而非單靠僵化的計劃和執行。儘管初創企業推動了生產力、創新和職位增長,但初創企業多以失敗告終。因此長遠而言,務須設計一個能將其成功機會最大化的生態圈。

【圖4】顯示初創企業在其生命周期之中,如何與財務資本及其他精選資本相配合,期間或會各自受到政府政策左右,並與各個科技就緒等級和業務準備等級對照。即使其中内容並不全面,兼且往往專為以硬體為主的企業而設,但此一框架足以顯示成功生態圈在財務資源以外所需的組成部分。

舉例而言,在初創企業的早期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階段,人力資本可能涉及大學科學家和學者,或精通科技的創新者。前者按第一原理進行深度科技(如機械人或半導體)的應用研究,後者則看到商機。隨着構思開始成形,即可引入具有轉化和商業技能者來評估其市場潜力。產生出原型和首批產品之後,市場銷售專家就可物色潛在客戶和合作夥伴。若公司打算退場,可由金融中介機構協助完成交易。

同一道理,至於建制資本,早期初創企業可依賴資助機構提供財務支持,並經大學科技授權和轉讓辦公室協助,識别和保護其知識產權,並制定其商品化協議。公司成立涉及法律和會計公司,產品的研發過程中,自會需要尋求較易接觸的第三方合作夥伴和服務供應商的協助。當然,創收須靠客戶,而合作夥伴則有助於擴充套件市場和推動業務。

在一個生機勃勃的生態圈中,最佳資本組合因初創企業的型別和成熟度(科技就緒等級和業務準備等級)而異。例如在早期深度科技公司當道的環境中,學術撥款、功能性科技、創業教育和授權計劃比擁有大型本地終端市場或蓬勃的首次公開招股市場更為重要。相反,對於後期生物科技公司的樞紐(如美國麻塞諸塞州的劍橋市),則需要先進的實驗室設施和製造能力,而非基本的創業培訓或知識產權授權支援,因為這些公司的創始人應已具備初創企業經驗,或早已在多年前了解相關程序。

随着初創企業的成熟、失敗或退出,上述組合勢將有所演變。跳槽轉工、業務成敗以及知識擴散,都會產生内生效應,從而影響未來所需的資本種類。有效的生態圈發展政策必須考慮到這種動態的内生性。

香港初創企業生態圈——高層次框架和問題

近年來,香港開始重新構想本地初創企業生態圈。特區政府與私管機構合作,推出了各種計劃和投資項目,以發揮香港的優勢和創業動力。

箇中核心是利用本港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共8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撥款的高等院校,尤其是5所世界級研究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提供有待開發而可加以商品化的科學和技術知識產權資源。

基於可轉化為產品(以及公司)的科學進展,此方法利用香港在基礎和應用科學方面蓄勢待發的強大實力。這有别於之前依賴有機生態圈增長的自由放任方法。轉向政策軀動的生態圈發展,應與香港作為創新中心的長處和短處脗合;優點包括純理論研究型和應用研究型的頂尖大學、優質人才庫,城市面積細小有利於合作以及友善的營商環境;不足之處則包括市場規模小、生活開支高和基礎設施昂貴。

各式各樣公、私營計劃和機構可說多不勝数,但仍可扼要舉出主要例子,將之納入本文框架。在早期階段(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1-2),眾多機構和多種資本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包括8所教資會資助大學及其由世界級科學家和工程師組成的研究中心。早期創業教育資源豐富(例如香港大學科創中心)。各大學的科技和知識轉移辦公室在知識產權领域進行探索,並協助發掘各種知識產權以便加以商品化。研發資助金和其他早期財務支援也隨時可用(如中大創新有限公司)。

在下一個階段(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3-4),香港科學園和数碼港提供孵化和加速計劃;亦可從「產學研1+計劃」和創新及科技基金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等項目獲得撥款。對於更成熟和後期的初創企業(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9),香港增長組合和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等投資工具提供了充足的資本資源。

生態圈在中途的「存亡谷」階段(科技就緒等級/業務準備等級5-8)最為薄弱,正因為初創企業此時最需要支持。筆者的訪談和研究揭示了下列幾項挑戰:

1. 科技創業在香港至今依然罕為人知。年輕人每多只求有朝一日當上醫生、銀行家或律師,卻鮮有希望創業成功。在本地成立的科技初創企業比率偏低。企業家成功之後投入自身經驗和資本另行創業,而產生足以啟發後來者的「飛輪效應」,例子也就寥寥無幾。

2. 研究往往與業界需求脱節,以致難以衍生出產品和市場。不少學者和研究人員閉門造車,缺乏商業思維而有礙創新。創始人對經商每多一知半解,因而或會產生重大盲點,就是毫不覺察一己無知。產品或服務原型縱使有望成功,亦難以踰越商業化的鴻溝。

3. 商學院與早期研發工作之間,同樣缺乏互動和融合。科技創始人難以物色到創業賴以成功的重商合作夥伴。大學方面,項目主任各自為政,以致同一院校中的商學院和工程學院少有動機彼此交换知識、創建聯絡或合辦跨學院計劃。制度中欠缺中介機構來促進高等院校和各類科技之間的協作,獲取資訊只會流於碎片化,並且容易錯失合作機會。

4. 目前加速器和孵化器計劃雖然結構完善,可惜未能提供有利於長期增長的工具。在完成有關計劃後,不少初創企業難免面臨「加速至碰壁」現象,而無法保持進度、籌集資金並將其科技商品化。

5. 早期階段投資者(例如天使投資者)教育薄弱。小投資者既缺乏足夠的精力,亦不知投資後應如何跟進。個人或天使投資者(如家族辦公室)難以找到有系統的課程,藉以獲得有關投資初創企業的培訓,只能屡敗屢戰,以致窒礙持續的風险承擔和投資文化的開拓。

6. 早期階段和中期階段創業資本仍然稀缺。對於多年始能成熟,而在創業資本基金的生命周期内僅能提供有限財務回報的科技,極少投資者能夠理解或願意支持。許多内地創業資本基金的贖回條款繁複,即使有望成功的初創企業亦難獲資助。私人資本和公司研發雖大大有助於在市場上推出新科技,但要花上長達数十年的時間來培育全新事物,這些投資者和公司都難免缺乏耐性和決心。

7. 香港的科技初創企業終端市場規模有限,或不足以支持大型和規模化的收入模式。本地市場規模過小,同樣有礙初創企業達致有助吸引傳統創業資本所需的足夠数量或規模。由於本地已具規模的科技公司相對短視,合作機會始終有限。

政策建議和結論

本文就香港情況加以分析,提供一個理解初創企業生態圈的框架。儘管香港表現出一定優势,筆者的研究則揭示了一個關鍵痛點:在公司成立和概念驗證之後,由於往後資源匱乏,科技概念原型和商業可行性之間出現鴻溝。這一缺陷使初創企業難以吸引傳統創業資本。

以下重點列出加強生態圈的高層次政策建議。

1.培養創新文化:通過教育、公眾宣傳活動,以及對學校和高等院校的創業活動的支持,推動風險承擔和勇於創新的文化。在境外物色可以在本港商業化的科技來源。同時,提供一個社會和心理的「安全網」,以降低創業失敗的個人成本。

2.創建創新和初創企業的訊息交流中心:目前,初創企業可用的資源既不易理解亦難以獲取。創建一個兼具虚擬元素的實體中心,聘用相關專家,輔以人工智能,讓初創企業参與者掌握其中資源及使用方法。

3.促進跨院校合作:促進各大學和研究中心的智囊團攜手合作,以免重複研發工作,並藉以創建知識和知識產權的共享庫;透過軀動互利合作夥伴關係,以克服「非我發明」综合症。創建強有力的化解風險計劃,資助有關公司從科技就緒等級5/6過渡到第8級,並邀請科技專家和商界人士加入員工評估委員會。

4.彌合產業與初創企業之間的鸿溝:鼓勵初創企業、學術機構和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有系統地訂定從原型到可行產品的程序。創建網路和連通性,從而物色終端市場機會。

5.支持市場擴充套件:為具備全球視野的科技初創企業提供支援,通過貿易代表團、交流活動和與海外企業夥伴的合作,擴充套件到香港以外的市場;為開拓鄰近市場,尤其鼓勵與大湾區公司揣手合作。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在1月9日釋出《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55》,探討香港經濟領域各個層面面對的挑戰並提出政策建議,涵蓋財政韌性、股票市場動態、強積金制度、住房問題,以及香港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角色、人工智能的發展等等,香港01獲授權刊登。本文作者Alberto Moel是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實務教授。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就財政赤字、住屋問題、股市以及強積金等方面作深入探討。(黃文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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