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系列訪談一】四中全會紅頭文件背後 習近平一錘定音
前不久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雖然從制度層面給出了事無鉅細的說明，也呼應六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兩年前的十九大報告之內容，重申了兩個百年的藍圖，但外界對於中國未來究竟會走什麼樣的道路，即將滿百年的中共可否真的實現長期執政，中國的現代化對社會主義又意味着什麼，一直以來並沒有清晰的答案。
圍繞四中全會以及外界對於中共、中國和社會主義的諸多疑惑，「香港01」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黨導立憲制」的提出者柯華慶。在柯華慶看來，四中全會等於回答了外界的疑惑，也給了那些持觀望態度的人明確的答案，因為社會主義的方向是確定了的，這條路是毫無疑問的。而在走這條路的過程中，將中國共產黨定位為馬克思主義領導黨是解決社會主義理論的根本。
本文為系列訪談第一篇（共三篇），轉自《多維CN》052期（2019年12月刊），瀏覽更多文章：【多維CN/TW頻道】
01：關於四中全會《決定》，各方評價不一，你有什麼樣的總體評價？
柯華慶：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是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實現全面現代化的重申，在中美貿易戰和香港暴亂的大背景下，這個重申的意義還是挺大的。實際上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六年來，有很多人對於中國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還處於觀望態度，有些人的心還不太定，以我的了解，甚至還包括領導體制內部的一些中層官員。
在這個背景下，十九屆四中全會一錘定音，還明確了2035年、2049年的中遠期目標，即社會主義方向、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都是明確的，這條路是毫無疑問的，不要還想着有什麼別的道路，社會主義之路必須由中共領導，不要再考慮別的道路。現在需要做的是建構學理深厚的社會主義話語體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文件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有兩個，一個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時我的一個判斷是，中國要走全面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我把它簡稱為「現代社會主義」。
對現代社會主義的思考要放到很長的歷史背景上看：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中國一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來實現現代化，主要分為三個不同階段：首先是洋務運動，可以認為是器物現代化，或技術現代化；「百日維新」，屬於制度現代化；五四運動，被稱為是文化現代化或人的現代化。這幾個階段呈現出層層遞進的關係。
但是五四運動之後，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現代化的道路中斷了，中國首先必須謀求民族獨立，共產黨最終領導中國人實現了這一目標，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儘管官方此前把1949年仍劃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承接的是新三民主義——到1956年才進入社會主義，但是總的來講，從1949年開始，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了。我發現中共中央在近期下發的《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文件裏面已經明確「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進入社會主義的開端。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之日起就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踏上了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探索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共再次重提現代化的問題，社會主義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有一些不同的內涵。
01：無論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提出的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還是文革結束後華國鋒時期提出的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都屬於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此次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是形而上層面的現代化。
柯華慶：對。中共將第五個現代化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另一個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我理解的治理體系現代化，核心是制度現代化；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際就是人的現代化。制度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加上原來的四個現代化，等於提出了一個全面現代化的社會主義。
此次四中全會《決定》文件似乎更多在說制度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提的相對較少，但在我看來人的現代化更為重要，制度本身是人立的，所有的制度最終都要靠人去執行，人在執行制度的時候實際有很大的裁量空間，這是當今時代所決定的。
今天這個時代跟以前很不一樣，首先是變化快，現在一年間世界出現的變化可能比以前幾十年出現的變化都要多，快速的變化會導致制度的適用性與解釋不再和以前一樣，原來一個制度出來可以管很長時間，現在的制度要更多面臨現實的變化，怎麼在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實際上人在裏面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柯華慶：當今時代的另一個特徵是複雜性。社會的現代性越強，分工就越細，就意味着越複雜。制度本身的邏輯就是用簡單的規則去應對世界，可當世界複雜到一定程度，執行制度的時候人的能動性會很高。
現代社會，很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遵循的三權分立原則已經被打破了，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行政立法」的現象要比過去多多了，這是時代決定的，很多制度不是通過議會立法來決定，因為議會程序繁瑣、周期很長，而行政立法，立法主體就一個，可以快速形成針對現實問題的制度，所以在當今這個快節奏的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行政立法大大加強。
我們都知道三權分立強調立法與司法分開，司法是不能攫取立法的權力，但實際上現代社會司法早就攫取立法的權力了。為什麼？不是司法想要奪立法的權，而是被現實的快速變化與複雜性逼的，因為案子出來了，法官總不能等到重新修法之後再判案吧？這就需要法律解釋、法律推理。誰來做這個？一定是最高法院或者終審法院的法官。
美國聯邦法院大法官修斯的話很有意思：「我們在憲法的約束之下，但憲法是什麼則由法官說了算」。這話說的很幽默，但實際上道出了一個赤裸裸的真相：誰權力最大？最後說話的人權力最大。所以真正的立法者實際上是法官，這在現代社會表現的尤為突出。
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表現更加突出。社會主義國家跟資本主義國家的理念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不以社會穩定為追求目標，奪取政權不是為了掌握政權本身，它的使命是要邁向共產主義。
我以前對此也不是太理解，後來我仔細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社會主義歷史就發現，資本主義的法治是追求穩定性的，社會主義則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依然要拼命的奔跑，而不是心定下來了、開始享受了，執政是為了跑向共產主義，這就是習近平為什麼提出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特別強調中共是革命黨的屬性。原來是革舊政權的命，執政之後是自我革命。從這個維度上就可以理解共產黨喜歡搞類似「五年計劃」的規劃，他的計劃都是面向未來的，從蘇聯開始就是這樣，是由整個社會主義理念決定的。
因為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比較發達，數量也多，所以近四十年來中國人習慣了嘗試用西方的觀念來裁剪中國，這樣中國就會有很多解釋不了的事情。社會主義法治跟資本主義法治不太一樣，社會主義的法治強調變化性和道德性，甚至可以稱為「革命的法治」，穩定性並不是其追求的最高目標。
但另一方面，只要強調法治，就意味着追求相對的穩定性，否則就不用搞制度了，人每天都在變，社會也每天都在變。社會主義法治是革命的法治、科學的法治，是基於時代、社會、經濟、政治等變化而變化的一種法治模式。資本主義法治以追求穩定為第一位，包含着兩個前提假設，一是希望社會是穩定的，可預期性是法治的第一要務，二是預期人和人不能差別太大，規則要適用所有主體，即法治的普遍性。
而現代社會的實際形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打破這兩個前提了，社會主義又在根上與資本主義的理念不同，這就需要對社會主義的制度建設（法治建設）的看法有所突破。中國曾經吃過人治的虧，但不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現在要把人治與法治結合起來看，理解十九屆四中全會對於制度現代化的強調，不能認為是一切都靠制度，這也不符合中國的治理實踐。
01：中國官媒在解讀四中全會《決定》的時候提到了幾個詞，中國之制、中國之治、中國之智。制度被視為基礎性的東西，近而推動「中國之治」，其中融匯了中國的智慧。而作為基礎的制度，其中包含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集中制、黨的統一領導等，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包含了關於人的治理的表述。
柯華慶：確實，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就說過，「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中國經過了70年的探索，確確實實也需要將摸索出的趨勢、經驗穩定下來，比如黨的全面領導就是經過70年的摸索被確定下來的最根本的制度。
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已經把黨的全面領導推到了整個制度層面，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意味着黨的全面領導從根本上定型了。歷史上中共試驗過黨政分開，現在已經被淘汰掉了，人們從實踐中發現，黨的領導確實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和制度優勢，因為人是有惰性的、社會是多元的，需要先進分子在前面不斷領着落後分子往前走，需要一個能夠不斷自我革命的先鋒隊凝聚社會的共識，領着大家奔向共產主義。
中國實踐社會主義的起點比較低，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開始搞社會主義。按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階段論，當時中國的情況跟社會主義都不沾邊。我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從任何起點開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封建社會可以是平行發生的，不一定要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或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社會主義強調絕大多數人的民主和自由。絕大多數的民主跟多數民主不一樣，通過投票的方式會走向多數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當然也強調投票的程序，但更多強調要真正了解底層絕大多數老百姓的需求。
01：四中全會結束後，習近平在考察上海的時候提到了「全過程民主」。
柯華慶：對，協商民主才是全過程的民主，決策要基於絕大多數人民的所思所想所願。時代發展到現在，很多人也都已經知道選舉民主是怎麼回事，你給一個人投票讓他上台，他在任期間不能實現你的訴求，甚至幾年不幹事，你也沒辦法，只能等下次選舉。
一項研究的結論很有意思，美國偉大的總統一般都是不兑現諾言的。按常理來說，誰選我我就應該為誰服務，但是美國偉大的總統都不這麼幹，上台之後他想的是儘可能為更多人服務，而不只是為那些選他的人服務，這才是民主的真諦。否則只能叫「多數主」。
社會主義民主應該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可以探究各種不同的制度解決方式。現在整個中國政治堅持中國共產黨全面領導，同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怎麼將兩者統一起來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關鍵所在。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主觀願望，而是要傾聽、了解每一種想法之後，綜合了大家各方面利益訴求的方案，或許每個人都要做一點讓步，但你能說這不是民主嗎？我覺得這比投票的多數民主更加民主。
把多數人的利益跟少數人的利益結合起來，才是社會主義民主應該追求的，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民主。從現實的角度考慮，中國現在要探討、探究的是具體制度的操作，比如協商民主裏面，有很多程序可以更加透明化、規範化，而不是把規則當成形式化的東西走走過場。社會主義本身就是追求實質的東西，而非僅僅形式的東西，中國需要在理論方面做出很好的闡釋，也需要在制度上進行很好的操作。
當然，我相信社會主義永遠不只是制度能解決的，很多地方需要人來發揮能動性，就是中國之治的「智」。從邏輯的角度來講，完全依賴制度層面推出的東西都是形式的東西。
01：四中全會針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給出了一份很全面的綱領，治理體系對應制度，治理能力對應人。所謂制度，其實是把一些抽象的規則進行結構化歸納；但是就像你說的，人的現代化很難去結構化。
柯華慶：中國現在需要有一個突破，原來我們很多人理解的現代化實際上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比如更加個人主義就是更加現代化的，其實是照搬西方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的人的現代化，是要更好的處理人與社會的關係，個體與國家、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係，需要在理論層面和制度層面做這些工作。
現代社會主義和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慢慢形成兩套不同的東西，但是現代社會主義的理論構建還是非常薄弱的，你看近半年來的香港，很多人跟政府、警察對着幹，他們自認為「很現代」，但我相信稍有點理性的人都會覺得香港發生的狀況非常糟糕。
不管是中國傳統，還是社會主義，核心的東西就是強調社會關係，我認為這也是社會的本質，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現在很多人說社會主義暗合了中國傳統文化，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是對中國過去那個傳統社會的「否定之否定」，表面看起來好多東西相似，但實質不一樣，從根本上說是民主與專制的不同，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的不同。
資本主義社會是對封建社會的一個否定，因為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是依附關係，相互關係中有等級之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形成契約關係。英國法學家梅因有一句著名的話：至今為止人類社會的一切進步就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契約的主體是單個的人，所以資本主義現代化推崇個人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強調社會關係，自然有身份性，但這個身份不是封建社會那種等級制的、一成不變的身份，而是相互依賴的身份。西方國家發現個人主義弊端之後，有人提出，是不是現代社會又有一個從契約到身份的運動？也有很多人說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是慢慢往社會主義那邊靠。
再比如封建社會的統治，不管古代中國還是古希臘，都強調政治家是道德人，在柏拉圖那裏叫「哲學王」，中國叫君子。資本主義是對封建社會的否定，因為在資本主義看來統治者都是「小人」，就只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整個制度設計就是政治人與經濟人一樣，邏輯的出發點是假定政治家是壞人。
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政治人是道德人。共產黨沒有自己的利益，要領着社會往前走，到了共產主義要消滅自己，不是道德人是什麼？所以社會主義法治強調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
現在有些人一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一鍋端」回到中國古代，我們必須以否定之否定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是對封建社會的否定，只是我們資本主義還沒有吃透，現在又要開始否定之否定了，我們要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弊端進行反思，以便於走的更好。
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研究對中國傳統社會「否定之否定」的理論，新中國不是儒家指導，而是馬克思主義指導。馬克思是外國人，有些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接受不了，所以我在2017年提出與儒家相對的華家，儒家是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華家是自辛亥革命以來民主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孫文（孫中山）學說、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習近平精神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