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選舉劫持的民主

2019年的台灣，註定是紛紛擾擾的一年，台灣人都心知肚明，因為選舉又要到了。再往前回想，2017年的台灣有比較平靜嗎？好似也沒有。再往前呢？也沒有。原因無他，正是每兩年選一屆的大小選舉，如影隨形地常伴台灣人的日常左右。這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民主，卻也是尾大不掉的負擔。

選舉動員本是常態，萬變不離其宗的是透過選票競爭、篩洗政治菁英以領導國家，但這是十分理想的結果。先賢們設計民主制度，並引入選舉作為工具，就是為了能導入民意對抗專制，並讓民意在國家與社會治理中得到伸張。在人類社會的政治實踐中，民主也確實體現了它的制度魅力，並因此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普遍認同，成為人類社會政治進步的象徵。對台灣來說過程不外如此。但近年以來，隨着選舉坐大，騎劫了制度本身，不獨是台灣，整個西方都在反思，也令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只能時而以民主發展階段還沒到，好自我慰藉、安撫這民主帶來的「不治」之症。

選票不是贖罪券

政治的重點，在於「治」，但當西方民主政體近年來紛紛宣吿「不治」，這問題顯然很大。

以台灣為例， 2020大選又重回到藍綠對決的老調，不論是民進黨主打的「反中」、「護主權」，還是國民黨眾振呼的「保衛中華民國」，滿滿的「亡國感」莫名成為台灣藍綠政黨眼下唯一的勝選解方。或者「飢餓行銷」。

然而，誰都知道選舉只會是手段，用以實踐的目的是民主，但民主的目的又曾幾何時淪作台灣藍綠政黨爭相表述的「不亡國」，而忽略了這個制度設計原本着眼於「治理」的本質？確實，台灣的民主化運動曾經耀眼，其和平轉型甚至可稱為亞洲典範，但台灣的民主及其制度發展到頭，表面上有多黨競爭、有規律選舉、由當選人執政，再再符合「教科書上」民主選舉的基本條件，既然如此模範，政治上的紊亂又打從哪來？此前選舉新聞一天三變得讓人想到天邊都猜不著的各種戲劇性變化，又是如何發生？

或許還是會有些人主張：「至少還有選舉吧！」確實如此，相對於威權專制，至少我們還有選舉。但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思考，當民主作為一種以「治理」為初衷的制度設計，一種美好的政治理想，如果淪落到只剩下聊以自慰的「選舉」，尤其是被政客們這樣一天三個花樣的操弄，翻過來覆過去玩弄於掌股之上，我們是不是也會在心頭頓生怒意？最起碼也會發出一聲歎息？但這些把選票當作贖罪券，自認投了票罪過就可以獲得赦免的人可曾想過，當選舉無法服務於民主、貢獻於善治，握在台灣人手中的那張選票只會是張被政黨私慾劫持的肉票，已被選舉劫持N次的台灣人，如今還不累嗎？

當民主含著淚

當然，民主不是隻有選舉，龐大且相應的制度建立，除了能降低交易成本外，也無非是為了能夠約束個人、約束政客的不當慾望，限制私慾的野蠻生長。但制度既然為人所創造，自然也能崩壞於人，遊戲規則與玩家之間，從來存在規則限制人，同時人又處心積慮玩弄規則的循環。

套用在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最後一刻棄選、臨去秋波的一段心境，正好成為寫照。郭台銘幕僚、永齡基金會執行長劉宥彤9月17日在廣播節目受訪指出，郭台銘原本期待，台灣總統選舉是選擇未來發展方向，但過程當中看到更多的是選舉技巧的應用，或是為了選舉衍生的種種誣衊，而非談論如何福國利民或是對外經濟合作，甚至這當中又有很多事情與政治人物保有自己權位的私心有關，這都給了郭台銘很多心境上的體悟。

不管這是否真為這位大老闆的心聲，他的話猶然在理。民主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一種政治理想，卻一再被選舉劫持其價值，被政客操弄於掌股之上，成為真人秀宮鬥劇是不爭事實。當郭台銘的退選已成定局的同時，吃瓜的民眾實該為他感到一絲絲小確幸，正因為退選，郭台銘也因此解放了自己在所謂強調選舉技巧應用與計算政治中的人質角色。

但作為被選舉劫持的人質的又何止他一人？有著多黨競爭、定期選舉等民主選舉條件的台灣人，為何每到選舉前夕，總會有一群人得成為「含淚投票」的選民？不禁讓人要問：含淚的民主還是當初那些為台灣民主進行夢想設計的初衷嗎？

這自然是政客放肆、選民放水的惡性循環。據佛洛伊德理論，斯德哥爾摩症候羣（Stockholm syndrome）是一種自我防衛機制，當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時，他們會覺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脅。很殘酷的來說，台灣人不僅僅是作為民主權利之下的選民，同時也是一群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羣的選民。這導致了台灣人受制於個人意識形態偏好被政黨牢牢綁票的同時，能無視政黨與政治人物是如何傷害制度本身的純潔性、如何在制度之中、甚至擅改制度以謀竄一黨或一人之私的劣行。

此前民進黨與國民黨舉辦黨內總統初選，即是制度雙雙禁不起人為考驗的「慘案」。從民進黨開始，為因應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的「突然參選」，民進黨中央折騰了半天，硬是在初選規則公吿之後，搞出了「手機電話民調」的新令是其一；爾後舉辦黨內總統初選的國民黨也不遑多讓，相繼出現了「被動連署」、「徵召領表」等新穎的規則，讓人眼花撩亂又不知所以。此外，無視制度神聖最讓人「拍案驚奇」的風波，莫過於2015年底的「換柱」事件，洪秀柱原為國民黨初選中唯一登記參選的候選人，並以高民調順利通過初選，最後卻遭廢止提名資格，改徵召朱立倫，造成政治爭議，也重傷了國民黨的形象與聲勢。類似的耳語也沒在今年錯過，此前繪聲繪影傳出要國民黨換下韓國瑜的聲音不滅，亦是另一起視制度神聖於無物的例子。

政治氣候多變化 感冒的是老百姓

面對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民主醜聞」，台灣人難道要繼續阿Q精神、以政客天生就放肆作解釋嗎？實際上，沒有選民的縱容，何來政客做大做滿的放肆？對照斯德哥爾摩症候羣會的臨床經驗，多會經歷四大歷程：恐懼：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現況改變；害怕：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同情：和挾持者長期相處體諒到對方不得已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傷害；幫助：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撫等；或有形幫助如協助逃脱，向法官說情，一起逃亡等。

用上述這些特點一一檢視台灣選民與政黨關係，恰巧的吻合令人驚恐。當台灣此次大選再次回歸藍綠對決，兩大陣營不求民主、反訴諸「亡國感」，不正是期望滿足支持者恐懼與害怕的兩大階段，最後，再促使選民相信為了要勝選，不讓「亡國」的恐懼實踐，就算兩大政黨的政治行為有多麼地言不由衷，被劫持的選民卻多選擇體諒政治人物係有不得已的苦衷，進而同情、原諒、協助，甚至還贊聲一把。

這樣的類比並非要指責選民是破壞民主質量的兇手，只是當台式民主因選舉工具而質變、制度受政黨利益擺佈而扭曲，選民徒呼負負的同時，是時候須要體認到，唯有解放自己不成為政黨政治的人質、擺脱斯德哥爾摩選民的身份，成為民主意義下的選民，台灣的民主才有清亮的可能，社會也才不會再應週期性的選舉而陷入紛擾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