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勢系列】台灣學者:落實中國道路,習「四個自信」很重要

撰文:王元峰 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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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取消自由行到拒絕金馬獎,如果說習近平在《吿台灣同胞書》40周年之際還將武統當做一個不得已的選項,那麼當台灣深度捲入香港風波中並不惜扮演幕後操作者的角色時,這一選項的可能性已經急速飆升,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圍繞目前的兩岸局勢,《多維新聞》採訪了兩岸三地學者,由他們來深度解讀。
此為系列訪談第三篇,訪談對象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此為下篇。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網絡圖片)

多維: 說到底還是意識形態,香港這次鬧的這麼大,就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壓倒了一切。

吳啟訥:這件事,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冷戰,讓現代世界形成了兩個平行的價值和知識體系,冷戰雙方都在想像的基礎上各自建構了一套對對方的描述;後冷戰時期,前蘇聯東歐集團和中國基本上放棄了自己建立的知識體系,但發現西方並沒有放棄他們的那一套體系。俄羅斯、中國逐漸有人感覺上當,有意從自身前冷戰甚至前現代傳統中尋找與西方抗衡的資源。近年來中國的成就顯示,部分源自非西方思想資源的治理模式,並不像想像當中那樣不可行。

香港和台灣既是殖民時代「殖民地現代化」的實驗場,又是冷戰時期西方壓制東方的意識形態前哨,香港和台灣受殖民教育和冷戰意識形態雙重洗禮的菁英,理所當然地認定,香港、台灣仿自英、日、美的制度和價值比大陸優越,在意識形態層面,更不願意接受一國兩制方案。而一國兩制方案背後的前提和大陸的讓步心態,更坐實了一些香港人和台灣人在制度和價值上的優越感。

不過,意外的是,大陸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發生巨大改變,對依照中國實際逐步衍生出來的「傳統—創新」型制度的信心逐漸增加,少部分菁英不再完全臣服於西方價值。一些身處於在文化層面保留某種「中國性」的香港和台灣,但又受到西方價值洗禮的知識人,在面對這種變化時,心理上所受到的衝擊,更大於他們在西方的思想同道。偏偏這時西方的經濟和社會都步入衰退過程,不能為西方的冷戰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提供足夠的支援,使得這一體系暴露出某些漏洞,這一局面,讓上述這些香港人和台灣人產生了廣泛的焦慮。

更加尷尬的是,香港和台灣在經濟上又必須依賴大陸。大陸看到這一點,祭出很多「讓利」的政策,想用經濟之手牽絆住兩地的人心,這種狀態反而更增加了那些在意識形態上排斥大陸的香港人和台灣人的焦慮,視之為更深層的「統戰陰謀」。這部分港人和台人對於大陸的利港、利台措施當然不會領情,大陸在這方面做得越多,引來的反彈反而越多。

固然,從長遠的角度看,普通民眾終究還是會體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但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人類歷史上,為了維持心理上的優越感(或者叫驕傲),與自身的利益對抗,親手摧毀自身前途的例子並不少見。年輕人尤多。多數人都是在自身利益嚴重受損後,才會回頭。

香港和台灣都是殖民時代「殖民地現代化」的實驗場。圖為台灣總統府。(網絡圖片)

多維: 鄧小平當年用原本用於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其實是有著很現實的考慮的,當時的想法就是「袋住先」,沒有考慮那麼多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的問題。

吳啟訥:是的。當然,我不否認,當初設計一國兩制有現實的一面。冷戰時期香港的視窗地位,對雙方都有利。香港經濟的起飛,與它的這個角色有直接關係;對大陸也有利,可以減輕一些封鎖的傷害。現在大陸維護一國兩制,不能不說其中也部分延續了這樣的考慮。不過,近20年來,大陸為挽救香港經濟,向香港輸血,不惜限制自身的發展,這些作法都有血緣文化乃至政治層面的考慮在內。對於台灣,大陸則是把血緣文化方面的因素和對政治遠景的期待放在比現實更優先的位置,有意忽視兩岸間政治上的敵對和經濟上的競爭,向台灣單方面輸血。

記得蔡英文剛上台時,大陸曾大幅減少入台觀光客,但近兩年來,蔡英文罵大陸越來越兇,觀光客卻去的更多了。這顯示,近兩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整體方向還是回歸安撫,蔡英文自然藉此向島內展示她對「中國必須向政治現實靠攏」的斷言。6月香港的事情爆發,大陸或許對安撫反而引發進一步敵意的現實有了比較深刻的感受,才對陸客赴台觀光做出限制,並抵制已成為變相宣講政治內容的場合的文化活動。不過,如果就此斷言北京將全面採取強硬路線,為時尚早。

大陸當然有很多重要的國內、國際事務需要優先處理,台灣議題長期被放在比較靠後的位置。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大陸的處境,台灣議題或許才是其中的關鍵。香港局勢背後是台灣,台灣背後是美國和西方。我覺得,低估台灣議題的重要性,背後的原因還是和剛才提到的一國兩制設計的背景相關。

吳啟訥指,鄧小平當初提出「一國兩制」有現實的一面。(資料圖片)

多維:所以你認為台灣問題是解套中國很多問題的關鍵。但在我們看來,台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僅僅扮演非常小的一個角色。畢竟台灣問題背後,其實是中美。

吳啟訥:當然,從長期來看,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衰落,是不容易逆轉的大趨勢。只是在這種趨勢的發展從外觀看,是緩慢而曲折的。美國握有限制中國上升,包括減緩中國上升速度的若干關鍵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台灣。

在北京看來,與中國的穩定發展相比,台灣議題或許有必要放到靠後的位置。北京或許認為,為了回答台灣問題而導致風險加大,造成大陸內部的不穩定,很不值得。觀察者大致看得出來北京的這個思考路徑。但北京是否必須在公開場合遮掩自己的未來的目標,這是一個從戰術角度延伸到戰略角度的問題。

吳啟訥認為,從長期來看,中國的上升和美國的衰落,是不容易逆轉的大趨勢。(資料圖片)

多維:而且港台信奉的那套價值觀,其實也在面臨挑戰,面對很多現實問題顯得乏力,大陸的模式反倒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

吳啟訥:的確是發生著這樣的變化。但應該注意到,長期信奉西方價值觀的人,或許也從某些蛛絲馬跡中看到了這套價值觀在實踐中出現漏洞,乃至步向沒落,但在情感上甘心接受這種變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過來也一樣,中國有人體認到「四個自信」的重要,但要超越口號,上升到價值、哲學層次,還有很多重要的是沒做,包括理論體系的建立和與社會大眾的有效溝通,也很需要與文化和政治傳統相異的外界有效溝通。舉一個相關的例子,比如中國的一黨執政。大陸對內講加強黨的領導,民眾並不覺得突兀,但外界,包括香港和台灣社會,就會直覺地認為這是強化獨裁專政。外界多數人不瞭解中國共產黨並不是西方政治經典意義上和議會政治體系下的政黨。中國話語體系的構造和溝通,也是一項挑戰。

目前中國在這方面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基礎。近幾年我到過大陸一些偏遠農村和山區,看到民眾都安居樂業。不要以為這種情形在世界其他區域也是常態,多數地方其實是做不到的。

吳啟訥指,大陸一些偏遠農村和山區都實現了安居樂業。圖為廣西欽州村民挑運收穫的紅薯。(新華社)

多維:其實在大陸內部,也有很多人還是認為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中國這一套長久不了,更何況港台呢。

吳啟衲:大陸社會有兩種很普遍的觀點,一是認為大陸目前在人均所得方面還不如台灣,當大陸經濟發展得更好,人均所得趕上台灣後,台灣就會接受大陸,接受統一。這是一種一廂情願。如果台灣人始終認為自己的價值,乃至(有些人想像中的)「血統」比大陸優越,哪怕大陸更富有,也不會接受統一。

二是對台灣的選舉政治羨慕不已,同時普遍以為台灣的選舉政治只是中國內部的一種區域性事務,可以為其他中國人區域樹立民主典範。這也是一種一廂情願。沒有體認到台灣這種選舉是一種對「主權」再確認,一種對有別於大陸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再確認;換句話說,台灣的投票政治,目標就是否認和切斷自己與中國的關聯,其中的民族主義動機早已取代「民主」的動機。

其實,最難應對的問題,或許還不在於香港、台灣遭到有形殖民的歷史和有形的後殖民現象,而更可能是一種無形殖民現象。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界和青年中,有極大比例的人,將自己的頭腦開放給近代工業國和與之相伴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文化作為其殖民地,奮力切斷與中國傳統的連結,也切斷與中國現實的連結。大陸的知識界至少還覺得西化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而成為有形殖民地的香港和台灣,其中多數的精英甚至於更傾向否認自己的中國性,更急於證明自己已然徹底脱離中國,因而在行動上要表現出對中國的厭惡和痛恨。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沒有真正的台獨和港獨,有的只是一些人祈求恢復日、英的殖民統治的願望。

在真實的歷史中,近代中國的奮鬥,都要回歸中國現實,落實到中國道路。只是這條道路很崎嶇。在中國共產黨步上中國化的革命道路之後,即使是在黨內,也要面對時時到來的質疑和挑戰。這樣,現代中國歷史上,「頭腦與現實脱節」的現象成為常態。

如果大陸的知識菁英也將殖民地現代化直接等同於現代化,則香港、台灣的英、日殖民文化和後殖民現象將引導大陸現代化的走向;如果大陸的知識菁英根本懷疑自己的制度,而將台灣現在的政治文化視作大陸效仿的對象,則大陸在精神上難免永遠低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