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20周年回顧──鄧小平小傳
今日（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20周年，一代巨人的生平固然有重溫的價值，在他經歷「三落三起」的「前三十年」，與在他帶領下的「後三十年」，中共的發展與抉擇史，也有為今日香港提供走出發展困局的參考價值。本文旨在整理、簡述鄧小平三起前事蹟。2月20日出版的《香港01周報》，將有專題闡析鄧小平一生起伏對中國與香港意義、影響，敬希翻閱。
1997年的2月19日，「一國兩制」的創始人鄧小平與世長辭，享年93歲。這位得享長壽的老人，與香港關係非比尋常。可以說，鄧小平主張與堅持的改革開放，配合也成就了香港自1973年以來的「工業多元化」結構轉型，七八十年代的前舖後廠式經營，令香港躍升為亞太區重要國際城市。自七十年代末期，鄧小平制定的一國兩制方針，同樣決定了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命運。今日香港面對不少政治與社會爭議，重新檢示鄧小平其人、其事、其思想，是思考香港前途問題必不可缺的一環。
恰好的是，說鄧小平制定一國兩制，正是「前途問題」。香港前途問題，早出現在二戰期間。蔣介石早曾代表國民政府向邱吉爾提出收回香港，自一戰後一直部署戰略退出東亞的英國，受壓於美國羅斯福總統，也一度表示同意。然而，戰後局勢急轉，邱吉爾拒絕交回香港，杜魯門取態也異於羅斯福，加上國內正值多事之秋，蔣介石也無意再作周旋。內戰結束後，解放軍雖然兵壓深圳河，中共最終決定要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維持香港現狀不變」、「俟時機成熟後再作打算」。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利用香港的地理、經濟價值，為共產中國對外留一道窗，甚至可以借助香港發展國內經濟。
但香港存在「租約」問題，也就是《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的99年限期，香港問題不可一直擱置。但首先心急的，卻不是中共，反是港英。70年代末，外資受制於97大限開始憂慮投資香港前途，英方更憂慮香港一旦生變會有數以十萬計、甚至百萬計港人湧入英國，迫使其主動將香港前途問題提上議程。港督麥理浩於1977年率先向倫敦提出香港前途問題，兩年後，麥理浩受對外經貿部長李強邀請訪京，並在外交大臣歐文授權下以商務問題方式向北京提出租約問題，但鄧小平當時已明確表示在「英國管治」的問題上沒有回旋餘地。英方以經濟問題模糊政治問題的算盤沒有打響，政治談判必須展開；這就是中英談判的背景。
到戴卓爾夫人訪華時，中共對香港問題態度強硬。簡單來說，中共不會為經濟利益而犧牲對香港的主權或治權。這種強硬態度更令部分外國學者解讀為中國為了收回香港，不惜以恫嚇、欺騙、威逼等手段迫使英國妥協。早在建政之初，中共即已表明須在條件成熟時，透過外交與和平談判方式解決香港問題。中共認為在新界租約期滿時，國內已達條件成熟階段，可以收回香港，但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及顧慮港人信心問題，還須別有打算。
但所謂中英談判，其實沒有什麼談判可言。鄧小平於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面確立領導身份，確立「充分恢復和發揚了黨內民主和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但實事求是，卻不是委屈求全。中共會在大原則前犧牲小原則，但不會因為小原則而在大原則上讓步，對香港恢復主權，是大原則。早在1955年，周恩來向訪京的港督葛量洪表示，英國不應引領香港走向獨立或自治，成為脫離中國的政治實體；這可說是中央政府對香港前途問題的底線。「恢復」在聯合國地位後不久，中國駐聯合國大使黃華即於1972年3月8日要求非殖民化委員會把港、澳從殖民地名單中取消，以示中國有信心自行解決港、澳問題，不希望、不需要、更不容許外國勢力插手干預。英方在香港問題上嚴重錯判鄧小平取態，認為其會本着實用主義而允許英方繼續管治香港，即主權換治權。
《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中央書記處已於1981年12月通過「1997年收回香港」決議；翌年1月制定「十二條特殊政策」。「十二條特殊政策」是依據葉劍英的「葉九條」制定，具體內容為：
1. 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
2. 設立別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直轄中央政府
3. 保留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4. 行政長官由當地人擔任，經中央人民政府任任命
5. 現行制度不變
6. 現有權利不受侵犯
7. 外國工商業、投資不受侵犯
8. 與英國建立優惠經濟關係
9. 保留港幣
10. 原有法律基本不變
11. 自行負責治安
12. 中外籍員工原薪留用
這已與1984年據《聯合聲明》修訂的版本，已無甚分別。這時仍距《聯合聲明》的草案制定日有八個月之久。英方是怎樣想，大概不在鄧小平的核心考慮之內。鄧小平強硬的態度，令見慣風雨的戴卓爾夫人也不得不在人民大會前跌了一跤。這個一手決斷香港前途命運的人的一生，我們也不得不加以了解。
鄧小平是個愛寫「自傳」的人，在法國、蘇聯、贛南蘇區、延安、北京，寫了再寫。鄧小平寫自傳，不為自我宣傳──事實上，那個年代的中共領導，除非出於宣傳需要，否則都奉行「敏於事而慎於言」的原則。不但國外對鄧小平所知甚少，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普羅百姓對這位歷任晉冀豫、華東、西南、中央政治局書記的領導也是了解不多。
那他寫自傳所為何事？用中共的話說，就是「自我批評」，以傳統角度看，就是王夫之所說的「用眾不如用獨」。從「慎獨」到「述往事思來者」的框架中，鄧小平書寫自傳，就是不斷在檢討過去與謀求前進。這種蟄伏沉思與思辨過失的習慣，不但成就他傳奇一生，也為我們理解鄧小平前半生留下重要材料。
鄧小平於1904年8月22日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縣協興鄉牌坊村，原名「先聖」。晚清雖然正歷科舉改制，但以「先聖」為孩子命名，始終不是尋常事。五歲入學時，啟蒙老師自是以為不妥，幫他改名為「希賢」。這名字大概典出李康的《運命論》，李康稱孔子為「至聖」，稱顏淵為「大賢」，稱孟、荀為「希聖」。老先生替「先聖」改名為「希賢」，大概希望學生能學習聖、賢，也學懂守謙的重要性。
鄧希賢在1918年秋天離開廣安，到父親工作地重慶，入讀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固已有機會接觸新思潮，兩年後乘搭郵輪「鴦特萊蓬」號前赴法國，才是他接觸新思潮的真正起點。鄧希賢的家庭環境如何，難以實說，但從他乘搭的是臨時由貨艙改置的四等艙，也許能以管窺豹。法國國家檔案中，保留了一份巴耶中學中國留學生的開支記錄。當時學生平均開支在25法郎，而鄧希賢只用18法郎。守謙以外，還見守約。
家中支給的「盤川」只足夠數月開支，未成年的鄧希賢深知勤工方法，已不可能維持生活。年紀輕輕的他，已做過軋鋼、扎花、製鞋、製車等工作。鄧希賢的工讀生活，一如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所說的「成熟老蒼」的中國年輕留學生。
對中共而言，無產階級工人是社會主義過渡期中的執政階級，鄧希賢也是作為工人階級進入中共的旅歐體系──於1923年，19歲的他在周恩來指揮下，參與創辦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在這事上，他實質上並不擔任領導角色，只是負責臘版印刷。然而，因為字體清晰，竟為他贏得「油印博士」的外號。對工作一絲不苟，認清問題、精準解決的性格，已見於他在組織內的早期工作。
同年，經蕭樸生與汪澤楷兩人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據鄧憶述：「那時刻我們生活很苦…只能吃點麵包、煮點麵條…」但勞體往往能體精，「我們那時候的人不搞終身制，不在乎地位，沒有地位的觀念。」在法五年後，他接獲組織通知，因身份暴露須轉赴蘇聯。他在那留學一年，入讀專門取錄中國學生的中山勞動大學，也成了半個「留蘇派」。
1926年，在國共合作框架下，鄧希賢奉命前往馮玉祥手下工作，參與創辦西北軍的中山軍事學院，並擔任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真正意義上展開政治生涯。
若說鄧小平一生注定多災多難，大革命在他回國不久後即以失敗告終，也許足為註腳。1926與1927年接連發生中山艦事件與南京慘案，國共合作前景堪虞。南京慘案後，馮玉祥前往鄭州參與由汪兆銘召開的反共會議。中共得悉事件後，緊急疏散中山軍事學院人員，鄧希賢離開西安，前赴武漢（漢口）向中央軍委報到。武漢是當時中共中央所在，不消一年，鄧的政治生涯即由邊緣轉至核心。
在中央機關工作的次年，鄧小平已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晉身領導行列。同年春天，鄧小平與中山大學同窗、當時是他下屬的張錫瑗（張錫瑗在1930年1月因難產染上產褥熱去世，小孩數天後也隨母歸天）結婚，當時未滿24歲。婚後一年，鄧小平就於1929年前赴廣西。在廣西兩年軍旅軍，他先後發起百色起義與龍州起義，並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二十出頭的他在廣西盡顯軍事才華。
諸葛亮與孫權同在27歲敗曹操大軍於赤壁，鄧小平27歲沒有這樣大的功勳，但也成功率領紅七軍攻下江西崇義。連番戰功，令新喪妻子、兼又新婚之喜（鄧小平於1931年與金維映結婚）的鄧小平，獲中央中央先後任命為蘇區瑞金縣、會昌中心縣委書記。
然而，仕途尚算頗順的鄧小平終在28歲迎來人生的「一落」。中共機關報《鬥爭》在李立三等左傾領導授意下，以反繼續羅明路線（1933年2月15日，博古在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中，撤銷羅明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職務）為由，以尋烏事件（1932年11月，主政廣東的陳濟棠率領國民黨粵軍攻打蘇區南部。鄧小平當時主政會昌、尋烏、安遠三縣，面對國軍，鄧小平因應時勢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策略，結果尋烏被攻佔，後來成為被批判「罪名」，被指摘「將整個尋烏完全放棄給廣東軍閥，是可恥的右傾退卻逃跑」）為藉口，同期刊出〈試看鄧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評〉與〈羅明路線在江西〉兩文，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人，並發動基層幹部在江西黨的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中批判四人。會議決議撤銷鄧、毛等四人職務，並給予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
李立三等人對鄧小平的批判，包括在土改問題上違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原則，與及戰略上的以城市中心論為綱的立三路線。鄧小平沒有跟循李立三等人的路線，反而採取與毛澤東「抽多補少，抽肥補瘦」與及「農村包圍城市」一致的方針。就後者，他早在進入蘇區前，已多次公開質疑中央要求紅七軍攻擊柳州、桂林等大城市的方針，進入蘇區後，同樣反對王明一意攻打贛州的決定。在他眼中，這都是不切實際的冒險方針。
與毛澤東路線偶合，甚至被打成「毛派頭子」，並不存在鄧小平盲目奉信教條，事實上在第一落前，鄧小平只在蘇區見過毛澤東一次，在這之前也只在八七會議見過一面，兩人實無任何直接關係。可以說，這些決定都是他從觀察與思考當中，對大革命後蘇區的發展方向問題，得出與毛澤東相同的答案。鄧小平辨清問題，再擇善固執的辦事方針，此後還令他兩次「墮馬」，但更重要的，是他不畏強權與實事求是的處事風格，逐漸為他贏得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也是他能成為第二代核心的關鍵──也就是他的「權力合法性」所在。
鄧小平最後被指令到邊區巡視工作和接受勞動改造，被流放至有「中共蘇區西伯利亞」之稱的樂安南村，其後更「落難寧都」，被派住山上開荒。政治上的挫折沒有讓鄧小平屈服，在南村區中他仍執意表示「我執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正確的就要堅持。」但令鄧小平最為不堪的，大概是第二任妻子金維映選擇在這個時刻離開他，並與李維漢結婚。「金維映」三個字，成為鄧小平一生中少有設置的「禁區」──鄧不提這名字，也沒有人敢在他前面提。
鄧小平的第一落沒有維持多久，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得知事件後，就以辭職向博古施壓，要求把鄧小平調到總政治部擔任代理秘書長。鄧在總政治部無甚工作，主動請辭，結果被派住宣傳部，負責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繼創辦《右江日報》與《瑞金紅旗》後，「油印博士」再次重操故業，並大幅改革《紅星》。其間，鄧小平親自執筆寫了大批文章。《紅星》在1933年創下僅在江西根據地已年銷1.7萬份的紀錄。
中共長征期間，黨與政府的機關報《鬥爭》、《紅色中華》等刊物陸續停刊，鄧小平主編的《紅星》卻神奇地繼續刊行。鄧小平的行裝只有兩個箱，裏面裝的就是蠟紙、油墨與紙張等印刷材料。這大概就是鄧小平強調的，只要是有價值、正確的事就須堅持做下去的範例。
中共在1935年1月召開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同時也結束左傾、教條主義式的王明路線。數日後，鄧小平接受來自毛澤東的新任命，結束在《紅星報》編輯部的工作，也同時正式成為原來安在他頭上名銜──「毛派頭子」。終其一生，鄧小平始終貫徹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與辯證思想，而且在方法上比毛澤東更為準確。
毛澤東也非常欣賞鄧小平，真正將鄧提拔至領導人位置的，同樣也是毛。1956年的八屆一中全會，鄧小平迎來自一落以來的人生高峰，晉身新設的中央委員會常委會，並獲毛澤東提名並推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那時的中共中共尚設有主席，劉少奇出任副主席，職位也比他高，所以嚴格而言鄧小平還是沒有坐在一把手位置──事實上他從未在職位上擔任國家或黨的第一把交椅。但毛澤東提拔劉少奇與鄧小平，把他們內定為共同接班人的用意已昭然若揭。
但自五十年代始，毛澤東的政策開始未能徹實符合過往堅信的實事求是原則，中共在他領導下發動連番政治、經濟、社會運動，不但「百姓苦其勞」，農業集體化與大躍進後的三年困難時期，更有不少人性命不保。劉、鄧認識到國家的根本在於經濟，發展經濟須按照實際環境循序漸進，不可被理想主義沖昏頭腦。對於如何從革命黨過渡至執政黨，由革命過渡至建設，中共中共再次出現分歧。
電影《頭文字D》中有一句經典對白：「神以前都係人，不過佢做到人做唔到嘅嘢，之後佢就係神。」毛澤東的確做了很多凡人所不能完成的大事，時至今日，他在不少大陸人心中還是帶有一點「神性」。但鄧小平不是個信「神」的人，毛澤東在他心目中是個偉人，但絕不是神，人總會犯錯──而建國以來毛澤東也確實犯了不少錯。
鄧小平在1965年第二落之前，對毛澤東的態度可謂是如履薄冰。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楊俊用「敬而遠之」形容鄧在這段時期對毛的態度，可謂恰到好處。一方面，鄧對毛這段時期的左傾、冒進政策顯然心存不滿，但另一方面，鄧又深明現實政治上不可能否定毛澤東，又另一方面，鄧也是敬重、奉信毛澤東思想的「主體」──即實事求是、以實踐檢驗真理的態度。
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開會討論《二十三條》，毛澤東在會議上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就是其一。1966年8月25日，毛澤東再次批評鄧小平自1959後從不向他匯報工作。但鄧小平的謹慎處事作風，始終沒有讓毛澤東判定他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加上在批評蘇修問題上，鄧小平始終是毛澤東的利器，用毛的說話，鄧是「一個重量級拳師」。毛甚至說過「我們常委裏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魯曉夫吵」。單就這點上，已足毛澤東對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權鬥，本質不可能一樣。至1965年秋天，周恩來向王稼祥表示林彪與鄧小平，同為黨主席的接班人選。晉身常委快將十年，劉少奇在發動文革前夕已不在接班人選之列，但鄧小平沒有被「DQ」。
到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刊貼大字報，號召「充分發動」「革命人民」攻擊北京市委與北大黨委。毛澤東認為這符合鬥爭精神，大概他也認為這是1962年北戴河會議後推行的四清運動（由毛澤東發動，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演變成「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用以提防中國出現修正主義）的延續。《人民日報》在毛澤東批示支持北大的大字報後，於6月1日刊登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毛澤東決意追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執意要發動意識形態鬥爭，尋求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由這時期開始，毛澤東思想可謂已然嚴重左傾，「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念也已成形。這種思想與中共領導層的主流意識，也就是要限混亂局勢發展的取向，背道而馳。中共中央出現「兩條路線」之爭，劉少奇與鄧小平代表的務實、慣例派，開始受衝擊，更被毛指摘為「路線錯誤」。
劉少奇被鬥垮可謂已是毫無懸念的事，但拖倒鄧小平卻難說是毛的本意。但這時候卻有一個人一心要鬥垮鄧小平，那就是與鄧同列「接班候選人」的林彪。中共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八大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在8月5日寫下、8月7日公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會開始集中批判劉少奇與鄧小平。全會後，林彪成為唯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權力開始移向中央文革小組。
林彪與中央文革小組乘勢在12月25日，經張春橋發動清華大學造反派在天京門廣場召開「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在請示批鬥劉少奇的公文上，刪掉「少奇」二字，補上「鄧、陶夫婦」，造反派旋即「抄家」。其後更調走鄧小平的秘書與警衛，家人也被勒令遷出中南海。到10月，中共八大十二中全會，刊發早在7月寫成的〈黨內另一個最大走資派鄧小平的主要罪行〉，決議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並流放至江西新建縣，在老部下羅朋主事的拖拉機修配廠工作，是為「二落」。
毛澤東在鄧小平二落過程中的取態，並不與林彪完全一致。據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文革開始時，毛還要求鄧與林「搞好關係」，只是鄧、林會面一次後，就「談崩了」。在陳伯達批示鬥鄧的一天後，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談論接班人問題時，仍然強調劉、鄧區別，並說到：「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小平，文可以與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與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他不專權，會用人，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是要小平出來，至少是常委。」
就是說，鄧小平三起，是在毛澤東的計劃之中。八大十二中全會，林、江等人已執意要開除鄧小平黨籍，但毛澤東拒絕了，這已為鄧小平復出埋下清晰的伏筆。到中共九大召開時，毛澤東已有意讓鄧小平復出，但林彪與江青等人強烈反對，毛只好作罷。換個角度看，鄧小平復出，只待一個時機，也就是林、江等人勢減或倒台。前者屬必然，後者則有偶然性──但偶然阻止不了必然。
1971年，林彪奪權失敗，逃亡時墜機死亡，最大敵人消失，鄧小平復出有望。1972年，毛澤東在陳毅的追悼會上當眾提及鄧小平，周恩來即暗示將這事傳開去，為鄧小平復出製造輿論。同年8月，中共中央通知江西省委，解除監督。到1973年2月，中共中央借周恩來病倒，召鄧小師回京，鄧一家離開住了三年的「將軍樓」，北上京城。3月10日，毛澤東批示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到年底，鄧小平已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全面復出。
林彪不在，但四人幫尚存。關於最後一次浮沉，鄧小平在1987年10月會見匈牙利領導卡達爾時說到：「我又被四人幫打，我是三落三起。」文革的最後期，四人幫開始動員「反經驗主義」。所謂反經驗主義，實則上就是否定以實踐檢驗真理，明顯衝着周恩來與鄧小平而來。反經驗主義的四人幫，卻是深明經驗主義的重要性。二落中沒有把鄧小平鬥垮，除了毛澤東要包他外，關鍵還在周恩來。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後，王洪文與姚文元等開始公開批判鄧小平，不滿四人幫的北京群眾在天安門集會，觸發四五天安門運動。四人幫乘勢指摘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下令鎮壓並撤銷鄧小平一切職務。毛澤東在這次事件中再次保住了鄧小平的黨籍。
鄧小平三落之後，基本上已成為了實務派的標誌人物，也成了反四人幫、反左傾的代表。毛澤東死前，潦草六字，書下「你辦事，我放心」予華國鋒。華國鋒執政大半年後，聯合葉劍英等元老收拾四人幫，一時成為「英明領袖」。但華國鋒在這時作了一個致命決定，堅持「兩個凡事」，中共黨內的左傾陰霾還沒有完全消散。
1977年3月，陳雲在中共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求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獲葉劍英、聶榮臻、王震等人支持。在一眾相信中國應該走和平與發展路線的中共高層的推動下，奉行實務原則的「毛派頭子」終於在7月21日復出。十屆三中全面中，恢復鄧小平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總參長職務。
其後，正式展開我們熟知的改革開放，一國兩制的構成不久後也開始成形。關於鄧小平的更多分析文章，請留意第48期《香港01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