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日本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　川端康成：獲獎歸功於翻譯

川端康成在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講中，不僅引用了日本古典文學和禪僧的言行，還強調了傳統文化與其自身的文學之間的關係。此次演講凝聚著追求日本審美意識的川端文學的精髓。

川端獲獎代表著日本文學獲得國際認可

1968年10月17日，瑞典文學院授予川端康成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對日本人思想精髓的精湛表達。川端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日本作家，當時這一消息轟動了日本國內外。

從川端獲獎至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與當時評選過程有關的文件在50年封存期屆滿後公之於眾，加之以相關研究也取得了進展，獲獎的來龍去脈逐漸呈現在公眾面前。這些檔案表明，當時的評委們決定糾正該獎項嚴重偏向於西方文學作家的現象，所以將注意力轉向了日本文學。公開資料顯示，谷崎潤一郎和西脇順三郎於1958年首次獲得提名，隨後谷崎於1960年再次被提名，三島由紀夫於1966年被提名，之後川端和三島於1967年同時進入最終候選人名單。川端獲獎對川端文學乃至日本文學的國際評價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此後，諾貝爾文學獎於1994年授予大江健三郎。近年來，村上春樹的名字在候選人預測中屢屢被提及，日德雙語作家多和田葉子也被認為是強有力的候選人。非西方作家和不局限於民族文學領域的作家正展現出非凡的實力，越來越受到關注。可以說，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文學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NHK的一個特別節目中，川端表示自己的獲獎歸功於翻譯。鑒於評選不是基於日文原文，他認為如果沒有出色的翻譯，自己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獲獎的。比較文學學者David Damrosch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世界文學是通過翻譯而豐富的文學。」翻譯作品已超越語言的界限被廣泛閱讀，鑒於這一現狀，川端的獲獎可以說是展現世界文學理想形式的開端，即一部作品通過翻譯獲得新生命，並在全球範圍內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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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臨近之際，依然沉浸在日本傳統文化中

川端於當年12月3日離開日本，前往斯德哥爾摩出席頒獎儀式。在宣佈獲獎後的兩個月裡，川端重新思考了日本傳統文化和藝術與其自身的文學之間的關聯。

其中之一是參加了光悅會的活動。光悅會是每年11月11日至13日在京都光悅寺舉行的追思茶會，以紀念江戶時代早期藝術家本阿彌光悅的文化遺產。川端在他獲獎的那一年在《在茨木市》一文中寫道，在紅葉繽紛的季節訪問了京都，並且享受了歷史悠久的茶道用具。

川端長期以來一直對茶道文化感興趣，在二戰後發表的代表作《千隻鶴》中，他描寫了茶道世界中人際關係的不道德性。1957年國際筆會第29屆大會在東京舉行，川端作為日本筆會的主席，在茶道流派之一的「裏千家」的説明下組織了一場茶會，招待來訪的國外文學家。鑒於這些情況，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去參加光悅會的活動也就不足為奇了。正是因為將作為首位獲獎的日本作家參加頒獎儀式，所以他才決定以此為契機深入體驗一下日本的傳統文化。

在參加完光悅會活動後的11月14日，川端在名古屋與陶瓷藝術家荒川豐藏促膝長談了一次。荒川發現了古志野陶的碎片，並致力於重現和製作志野陶。而川端在《千隻鶴》中通過志野茶碗的質感和顏色，描寫了一位富於誘惑力的女性形象。這是兩位藝術家的邂逅，他們的創作與志野陶有著不解之緣。

在這次會面中，荒川展示了他在1960年收藏的《鶴圖下繪和歌卷》。在這幅14公尺長的畫作中，俵屋宗達用金泥和銀泥描繪了飛舞的鶴群，本阿彌光悅在其間書寫了「三十六歌仙」的和歌。現在這幅作品被京都國立博物館收藏（重要文化遺產），當時為荒川的藏品。正是為了慶祝川端榮獲諾貝爾獎，荒川特意向《千隻鶴》的作者展示了自己珍藏的這幅描繪「千隻鶴」的名畫。

這篇小說的標題取自雪子去參加茶會時手拿的包袱布上的千隻鶴圖案，而仙鶴象徵著她的姿容之美、心性之美和舉止之美。這與川端戰後的另一部代表作《山之音》中菊子的女性形象有相仿之處。不難想像，當這幅描繪千隻鶴的名作展現在眼前時，藝術品收藏家川端的腦海中定會浮現出從本阿彌光悅到俵屋宗達、尾形光琳和乾山兄弟等一脈傳承的琳派的生動形象。

川端在寫給與其有深入交流的日本畫家東山魁夷的信中表示，與這幅名作的「相遇」讓自己極為驚歎。對川端來說，與荒川的邂逅一定讓他再次思考了《千隻鶴》、志野陶和琳派之間的關聯。參加光悅會的活動以及與荒川的交流讓他重新認識到，自己的作品與日本傳統文化和古代藝術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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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茶道的獲獎感言

12月10日，川端身著羽織袴（日本傳統禮服——譯注）出席了頒獎儀式，被授予了獎章和獎狀。為了紀念他的作品，獎狀上描繪了千隻鶴的圖案。12月12日，他發表了題為《我在美麗的日本》的獲獎演講。川端用日語發表了這次演講，並由Edward Seidensticker進行了同聲傳譯。Seidensticker曾將川端的多部作品翻譯成英文。後來他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川端很友善地將收錄了此次演講原文和英譯的新書版稅與他對分。從這件事也能看出川端對譯者的尊重。

在這次演講中，川端試圖通過引用日本古典文學和名僧的言行來詮釋日本文化的審美意識，並展現出自身文學作品的精髓與這種審美意識的關聯。在演講的開頭部分，他引用了明惠上人關於月亮的和歌「明明皓皓明明皓，皓皓明明皓月明」，及其表達1224年（元仁元年）12月12日晚間心境的創作緣起。川端引用了一首與演講日期相符的和歌，手法非常巧妙。

川端在準備演講稿時，可能也考慮到了茶道藝術領域。他在演講中論及茶道藝術，諸如茶室的空間狹窄卻給人以無邊的開闊感，在茶室的壁龕裡只插一朵白色山茶花或牡丹花的蓓蕾，用水濡濕茶具以呈現潤澤的效果，等等。

茶人深諳茶室中的相遇一生僅此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一碗茶帶來的享受中。字畫的話，則將禪僧揮毫的墨蹟、物語畫卷的殘片或和歌古墨蹟斷片等裱裝成掛軸，根據季節和茶會的旨趣精心搭配茶具，懸掛在茶室的壁龕內招待客人。川端也採用了同樣的方式，他在演講中穿插引用了各種物語及和歌。此外，他還提及茶室、茶道插花和茶具等方面的茶事禮法，不著痕跡地向聽眾傳授了茶道的基本知識。

事實上，瑞典與茶道有很深的淵源。1911年，日本學家Ida Trotzig出版了《茶之湯：日本人的茶道（Cha-no-yu，Japanernas teceremoni）》一書，為了回應這本書的作者將茶道引入瑞典的熱情，日本造紙業巨頭王子製紙社社長藤原銀次郎於1935年捐贈了茶室「瑞暉亭」。令人惋惜的是，這間茶室在1969年被燒毀。1990年茶室得以重建，現在仍設在斯德哥爾摩國家民族學博物館內。回顧這段文化交流史，我們不難理解，川端在演講中利用茶道美學發表致謝辭並闡釋其文學作品的特點，選取的角度是多麼恰如其分。

作者為谷口幸代TANIGUCHI Sachiyo，御茶水女子大學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現代文學。以川端康成的文學為中心，研究「文學與美術的關係」；以多和田葉子的文學為中心，研究「跨境文學」。合著有《川端文學的世界》第三卷、第四卷（勉誠出版，1999年）以及《川端康成作品研究史集成》（鼎書房，2020年）。共同編著有《閱讀多和田葉子的「戲劇」》（論創社,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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