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2021｜由危險荒島到知名東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遊文化史

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一，反映出香港文化和社會的變化。最初，本地旅行僅限於來自上層階級的外國居民，他們有金錢和休閒時間，穿著雅緻的衣服，帶著僕人和照相機出遊農村，代表了他們傑出的社會地位。來香港旅遊的外國人則喜歡拍攝平民百姓，特別是下層階級，反映洋人以西方文化為本位，探索「其他」地方。

文：阮志｜來自《從荒岩到東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遊文化史》前言（三聯書店（香港））

從1930年代起，來自報紙和出版社等本地文化組織的人士，或一些希望能擺脫民國初年影響的前清官員，開始在香港境內推廣旅行，其主要目的是探索香港的中國特色及其性質。他們對「家」的認同仍然是中國大陸，而不是香港，認為香港只是動盪時期的避難所，他們對香港旅行的推廣，並不在於香港的文化和自然本身，而在於這片移居地與大陸之間的聯繫。儘管如此，這仍然是倡導當地旅行的肇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變得更加工業化，參加短途旅行團的既有富裕階層，也有工廠工人，旅行縮小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人們還可以藉周日的短途旅行暫時擺脫工作帶來的壓力，具有自我認同的意義。

但是，隨著政府在1970年代末開始參與推廣本地的郊遊活動，建立了郊野公園和第一條遠足路線「麥理浩徑」，削弱了志願者或非牟利組織的作用。本地旅行的制度化，有助政府促進遊覽活動，以吸引本地和海外遊客。一日遊旅行社的興起，特徵是旅遊景點的商品化，減少了此類活動的社交聚會功能，同時加速了旅行產品的商業化，例如旅行裝束、遠足和野外定向裝備，遠足亦越來越依賴互聯網和大眾傳播的信息。另一方面，面對香港回歸，促進市民對文化遺產的認同及其與中國內地的聯繫，也鼓勵了政府機構、政治團體和其他相關組織發展文化旅遊業。過程中，旅行變得越來越商業化和制度化，與經濟問題互相緊扣，組織度較低的旅行團和非牟利組織的參與越來越少，也很少聽到社區中原居民的聲音，一些旅遊勝地的當地色彩日漸變質，傾向於普遍文化旅遊者的口味。

阮志｜香港出生，祖籍廣東新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曾任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榮譽副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系客席講師。多年來對香港歷史、文物及民俗文化進行研究，包括新界宗族、邊境禁區村落、客家文化及20世紀香港天主教歷史，著有《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越界：香港跨境村莊及文化遺產》、《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及《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起》，編著有香港天主教歷史研究專書及論文多篇。近年從天主教及基督新教傳教士訪港旅行的歷史為切入點，進行歷史梳理，集中研究旅遊作為香港文化歷史的重要環節。

坊間以旅行史為題的書籍只有鳳毛鱗角，就是在學術界，旅行史或旅行文化史也是近年才成為史家的焦點。筆者曾計劃以旅行為題撰寫文化史論文，但當時的指導老師認為不可行，因為遊記並不可靠，亦非正式的史料。但事實上，「行旅者」是近代一種新的身份，隨著文明進程在20世紀的加速而流行，鐵道、輪船、公共汽車等大眾運輸的出現，加上新式旅店、旅館以至今日金碧輝煌的酒店的發展，均使旅行成為現代消費主義的雛形，因此旅行史應在世界文化史中佔有重要的一席。關於旅遊研究及編寫旅遊史，王永忠的《西方旅遊史》是這方面的先行者，當中涵蓋了從古希臘文明開始，經歷羅馬時代、中世紀基督教傳播、世俗旅遊、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科學與理性時代、工業文明以至現代，西方旅遊興起的變遷及發展，除了是旅遊史的標準讀本外，亦是瞭解西方社會生活的參考書籍。

香港人較多到外地旅遊，較少關注本地景點，但外國旅客卻往往對香港的古蹟十分感興趣，知識可能比許多香港人更多。日本是香港人最喜愛的旅遊地點，筆者有朋友每年均到日本旅行三至五次，差不多整個日本都遊玩過了，接下來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其實旅行的樂趣可以很多樣化。從富田昭次的《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台灣譯，日本原著名為《旅の風俗史》）封面插圖，便可以想像旅行的多姿多彩。他提出：「旅行的樂趣，當然因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體會。」他多年蒐集帶有美麗圖案的資料，如手冊、明信片、旅行導賞書，以此寫成一本旅行文化史，呈現了近代日本旅行的有趣面貌。他並指出，日本在明治時代以前，一般民眾是禁止自由旅行的，外國人更不能在國內自由活動，直至1874年才終於取得有限的旅行權，但還要待《安政五國條約》所定的外國人居留地制度於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廢止，才能在日本國內自由移動。剛才那位朋友，問到他對香港古蹟文物的認識有多少，往往便支吾以對。香港人要加強對香港的歸屬感，便應對本地的文化古蹟有更深入的瞭解及認識。

旅遊業一直是經濟和管理研究領域的題目。近年來，雖然它仍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但人類學對旅遊的研究——從文化與旅遊、主客關係和遊客體驗等方面——正在成為一種新興的視角。早期西方世界的大型旅遊，如法國帶薪假期和托馬斯．庫克（Thomas Cook，1808－1892）在英格蘭的短途旅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展開。然而，旅遊史一直不被視為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就算如英國這個早已開展歷史研究的國家，旅遊研究也是長期處於邊緣地位。沃爾頓（John K. Walton）便指出，「旅遊業在現代英國歷史寫作中，不是一個發達的主題，亦反映出歷史專業的文化保守主義。」然而，隨著借鑒其他觀點，近年來旅遊史研究日漸擴展。最為活躍的爭論是有關博物館或文物旅遊中對「歷史」的保存、主題公園旅遊及復修工業遺產等。此外，文化旅遊問題的整合和認同、全球化、原居民參與和城市更新，也進一步為旅遊研究提供了框架。

與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後殖民社會不同的是，香港的旅遊研究在人類學、歷史和文化研究等學科領域尚未成為主流。直到近年，旅遊業成為政府和私人企業認可的經濟原動力後，在教育、社會或非政府機構才陸續出現各種旅遊活動，如文物、生態、宗教和博物館旅遊等。儘管如此，張展鴻對香港從殖民地過渡至回歸中國時期，文化旅遊與香港特色的關係，進行了較早的觀察。他指出一種名為「冷凍文化」（Process of Freezing Culture）的過程，特別是「香港一日遊」是一種以重視昔日文化與自我認同感的消費模式。

儘管這是作為國際都會的香港現代化發展的一環，香港旅遊的歷史也仍然是一個非常邊緣的，不起眼的題目。旅遊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在香港政府的具體政策背景下進行，以作為促進經濟繁榮的手段。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是政府於1957年成立的法定組織，目的是「吸引遊客到香港，令他們對香港留下最好的印象，並幫助他們愉快地逗留。」這樣一個政府資助機構，關注的是旅遊的經濟貢獻，而不是其在各個研究項目中的社會文化意義。雖然旅遊業早已將集中參觀歷史建築物的活動視為「文物旅遊」，而且在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倡議下，文化委員會在2003年亦已提交一個工作議程，但沒有經過有意義的公開討論，迄今尚未宣佈或達成任何政策決定或結果。

綜上所述，筆者感到有需要全面研究香港旅遊文化的歷史。例如，早期殖民地的歐洲旅行者的經驗，可以揭示他們對當時的香港及人民的印象。因此本書旨在從文化和經濟兩方面，考察旅遊與香港的歷史發展。筆者想指出，旅遊業務以各種形式（例如遊覽、暫居和移民）在香港發展，促進了西方人與中國人的社會和文化交流，從而幫助英國在殖民地初期保衛他們在香港的統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然而，從戰後直至1997年，「遺產旅遊」的引入，幫助英國人樹立香港國際化和現代城市的風貌，同時也加速了香港人的當地語系化和身份建構的進程。因此，戰後旅行業的發展，可視為與英國的非殖民化政策一致。香港通過保護自然資源、歷史古蹟及商業上的推廣，成功將東西方文化並置於各方旅客眼前，令香港成為一個令人嚮往的旅遊城市，在東亞以至全球享負盛名。作者希望從以上粗疏的敘述，帶出旅遊業的文化及社會研究角度，從不同旅遊景點、機構以至旅行者的感受或經驗，為這個香港經濟支柱的發展勾劃出初步框架，讓海內外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開拓另一個領域。本書只是筆者將多年考察的資料作非常有限的疏理，鄙陋眾多，敬希各界相關研究者賜教指點。

雖然如此，本書粗疏的歷史論述仍獲得旅遊跨文化研究創建性著作《旅行：跨文化想像》的作者郭少棠教授賜序，深感榮幸，這位歷史學家15年前出版的著作，建立了從中國旅行文化到現代旅遊研究的範式，對筆者往後對文化論述的探討影響深遠，促使我開始從事香港旅遊文化史的研究。人類學家張展鴻亦為筆者作序，他對旅遊與文物的「冷凍文化」論述，為香港文物及文化研究開創先河，本書多次引用他的論述作為支持點，使整本書有了理論基礎，特在此作一不可或缺的註釋。

作者希望從足見粗疏的敘述，帶出旅遊業的文化及社會研究角度，從不同旅遊景點、機構以至旅行者的感受或經驗，為這個香港經濟支柱的發展勾劃出初步框架，讓海內外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開拓另一個領域。本書只是筆者將多年考察的資料作非常有限的疏理，鄙陋眾多，敬希各界相關研究者賜教指點。

書名｜從荒岩到東方之珠——形塑香港的旅遊文化史
作者｜阮志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2021.07

內容簡介｜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香港的文化和社會變化，與本地旅遊業發展不可分割。開埠初期，西方人對香港的印象普遍惡劣，視為一個氣候不佳、自然資源匱乏、危機處處的荒島；一百年後，二戰結束，香港著力發展旅遊業，其殖民地背景吸引了很多對神秘東方有憧憬的外國遊客，漸漸得到購物天堂、美食天堂、東方之珠的美譽；來到現代，香港也開發人文旅遊的資源，郊外風光、文物古蹟不一而足，展示了香港旅遊業的多元化和與時並進。

本書是首部有關香港旅遊文化史的專書，旨在探討自開埠至九七回歸，香港作為旅行目的地的歷史發展、文化與經濟相關的行為。從殖民地早期至二戰，旅行的各種發展形式如長途、短途、本地遊、僑居和遷移等，加強了西方人和中國人之間的社會和文化交流。戰後，香港旅遊的進一步推廣及產業化，除了帶動經濟發展外，亦有助殖民地政府為香港樹立國際現代化的城市面貌，加強了香港人的本土化和身份認同。

香港人以文物、商業成就和東西方文化的並列，建構歷史及重拾「正面」記憶。業界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旅遊活動，使城市的文化走向本土發展，進一步讓香港獲得國際認可，帶動了以中西文化並存的都會發展歷程。

（書本圖片由三聯書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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