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我和瘋子只有一處不同——瘋子自以為理智，但我知我是瘋的
我從來沒有試過用文字來書寫達利，就像是西西弗斯的推石頭故事，雖是荒謬，卻是必須。
對於超現實的人物，我們有保持沉默的必要；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我們用超現實的方式讓文字自己說話。因為如果達利重返陽間，他只會接受荒謬的書寫。
還有兩撇鬍子，這是他所希望的，後人對他的唯一記憶。
造夢
我從「Salvador」這個名字總會聯想到一種地中海的貴族氣質，就像是「Salvatore Ferragamo」鋪子裡的商品標價牌一樣。所以當出生中產家庭的達利被父親在1904年5月11日冠上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想達利已經註定要和「紙醉金迷」打一輩子的交道。
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從小長大的故鄉卡達克斯是一個地處西班牙與法國交界的海畔小鎮，也許是加泰隆尼亞的醉人海風哺育了達利明亮的雙眼，繪畫就像是一種用手與顏色去捕捉他幻想世界的攝影術。從小學開始，父親、鄰居、路過的行人；家中的庭院、葡萄藤架、餐桌上的水果盤和麵包籃；還有海邊的礁石和浪花，處於卡達克斯的一切都沒有離開過達利的眼睛，直到他的律師父親終於放棄了培養他成為另外一位律師。
然後達利就被送去了馬德里的藝術學院，正式成為了一名藝術家，他的一生也就如此展開了。
他在學生時代甚為迷戀那些經典的風格，印象派，新古典主義，還有紅極一時的畢加索，臨摹和重塑是達利在藝術學院的唯一生活，過多、繁瑣的遵循經典也讓達利覺得想要嘔吐，最終他也在二十二歲的時候離開了藝術學院和西班牙的生活圈。他去了一個對我們來說熟悉的地方，每一個藝術家都會與之愛恨糾纏的地方：巴黎。
如果你是一個藝術家，你應當從來不會熄滅自己前往巴黎的夢，當然夢是否挑選了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埃菲爾鐵塔和羅浮宮的花園沒有被原子彈炸成碎片，歐洲大陸，甚至是美洲、亞洲的藝術家總會蜂擁而至來到這個被他們當作夢想的地方，比如安格爾、梵高、塞尚、畢加索、馬蒂斯。當然達利也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超現實主義者，來到巴黎之前，他只是懷揣著一個非常幼稚的夢想：畫一些不是印象主義的作品來養活自己。
我不知道如何評價達利的圓夢與否，可我知道巴黎喚醒了他心底的另一個達利。壓抑和焦躁之所以危險非常，在於它們的無法釋放，但巴黎輕輕安放了達利自小古怪的情緒，就像是一部失焦已久的照相機，突然被人擰到了舒服的光圈與焦距之上。我想按下快門那隻手應當屬於巴黎的很多人，包括《一條安德魯犬》的布紐爾（Luis Portolés）、《超現實主義宣言》的布勒東（André Breton）、同去加泰羅尼亞沙龍聚會的艾呂雅（Paul Éluard）夫婦──特別是艾呂雅夫人加拉，達利第一次看到她時已經忍不住說：這是我的繆斯女神。
繆斯
布勒東在書寫超現實主義宣言的時候，盡量把文字變得粗暴、直接、容易高潮，他說：「超現實主義是在沒有任何理性控制下，在任何美與道德之外進行的思想活動，目的是消除夢幻與現實、理性與瘋狂、客觀與主觀的界限。」
我也覺得瘋狂和赤裸的東西，除了吸睛之外，能夠帶給人們一種強烈的創傷意識，往後如果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些幻覺記憶往往令人惡心與嘔吐。卡拉借給達利的超現實生命，如同一個甜蜜但又血流不止的傷口。所以達利從卡拉來臨的1929年開始，成為了一個高產的藝術家。《大自慰者》的問世，好比是達利徹底釋放了自己對於性本能的渴望：他的渴望中唯一正當的就是歡愉。達利的超現實思想裡，在人的生命中現實的原則總是對抗著歡愉的原則，激烈的防衛鎮壓著智識，透過低俗的人道主義情感，透過像是對工作的熱愛等等這類我們唾棄卻又包裝精美的詞語，反對一切，這樣的防衛可能導致的就是手淫、暴露狂、犯罪。
所以達利要盡情地釋放，超現實主義革命在本質上就是道德秩序的革命，達利的革命在本質上就是性和慾望的革命。
夢前影像、夢、精神疏離、偶然介入、性的探索、冒犯、反擊宗教、催眠的夢、野性事物、超現實事物等等，原始慾望的想象成為了達利超現實創作高峰的主題。他開始將自己與洛特雷阿蒙、托洛茨基、薩德侯爵、赫拉克利特等人並列，在秋季畫展的發言中達利高聲地宣佈一切「超現實主義者的代表」：
「超現實主義帶領我們走向即興現實感受，我們對那些會削弱歡愉的部分感到害怕；那些詩人用粗俗的絢麗的布幔所覆蓋住的精心選用的氣味讓我們害怕；黑色的面具看起來像是個美麗的女子；在各種恐怖中，我們會看見那不太詩意的獠牙，因為用最美的東西呈現的精心包裝，極為細緻也極為使人惱怒，循著我們想要蓋住或者想要揭開的夢。」
我覺得在這裡不得不提到第二個繆斯的名字，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在那個時代，佛洛伊德是偶像級人物，達利會稱他是「父親」。他的精神分析學說非常流行，而按照他的觀點來說，人類一切行動的深層動機都來源於他的無意識，而無意識總是和「性」有關的。
這位佛洛伊德的兒子再也沒有離開「性」的誘惑。在巴黎和故鄉卡達克斯的創作歲月裡，卡拉的肉體或是凝視一直陪伴在達利左右，而達利需要慢慢等待潛意識的意象浮現，然後立即把它們放到畫布上。他說有時候，他等上幾個小時才有一個意象，而那些破爛不堪的碎片往往來自童年回憶的深處，比如幾乎瘋狂的性慾，還有兒時回憶裡的圖騰和恐懼，結合一起成為了類似精神分析的意象詞彙、顏色還有圖案。還有，他的創作從來不會止於一幅畫、一篇文章或是一個雕塑的完工，達利總是需要一場發佈會，來為他的作品烙上一個驚悚的超現實紋身。我最喜歡的就是他這段在加泰羅尼亞秋季展開幕時的發言：
「我向加泰羅尼亞的新一代演說，為的是要告訴他們目前最好的秩序已經出現道德危機；那些堅持這些正當且理性的思想為不道德的人，你們臉上都沾滿我的口水吧。」
偏執
「所有的藝術，當它在外觀上趨近完美，精神上就病了。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藝術的光輝時刻都是可怕的墮落。更進一步說，我們可以看見這些時刻中，只能從唯一的精神之路上去尋得的事實就消失了，讓位給在美學系統中那些沒有智能的程序，它反對事實的追尋，也就無法讓人得到詩意的感動，無法感受完整的張力，因為如果人的認知中沒有事實的數據存在，就無法體會詩意。事實的數據就是將我們帶到非理性與潛意識中那自動作用與空想的途徑。」
達利經常喜歡賣弄自己陰晴不定的性格，想必他也以此為傲。我經常會在他各種充滿童真、狂妄、自大而且毫無根據的「厥詞」中找到如上述一樣充滿理智與論據的哲學理論。或許釋放自己人格的矛盾，也是達利在靈感乾枯時為數不多的創作轉機。對於超現實主義的偏見在當時的巴黎也不是什麼秘密，只不過對於達利來說，偏見卻足以讓他在大量「所謂」超現實主義者中脫穎而出。「達利」這個符號，更需要超越「超現實主義」這個標籤：就像他的前輩杜尚（Marcel Duchamp），剛剛畫完未來主義的畫，突然就把一個尿兜扔進了藝術展，從此得名「現代藝術之父」。
但如果你覺得完全看不懂達利的任何超現實作品並對他嗤之以鼻，比如這幅偽文青總會放在嘴邊的《記憶的堅持》，達利會說，這不怪你，你只不過被污染得太厲害了：
「我對每個作品我都盡最大可能，保持最自然、最正常的創作態度。我的畫，每個卡達克斯的漁民和小孩都看得懂，一點困難也沒有。這些人都能理解，都受到感動。相反的，那些藝術評論者，一點都不理解 ，說沒有受到感動。
對我來說，所謂『藝術』的繪畫是沒有意義的。對身體健康、沒有受到藝術污染的人來說，也無法讓他們感動。只有聰明的、受過訓練的人才看得懂。他們所擁有的學識和經驗，讓他們抓得住感官的豐富、色彩的多汁、珠光閃閃的抒情、無窮的細膩；這一切堆積出作品的豐富，那是多麼地複雜，多麼地難以理解。
與之相反，我自己的東西則是反藝術的，非常直接。他們感動人心，馬上就能被理解，完全不需要事前的技巧訓練。大家不需要像別的作品一樣，做什麼先前的解釋，有什麼先置的想法， 或是任何預想。大家只需睜大純淨的雙眼即可。人們看我的畫，感覺就像蒼蠅被粘蠅紙粘到了一樣，覺得受到挑釁，並且無法將視線移開，讓他們感到可笑且愚蠢。我說這是他們從中感受到詩意，潛意識中他們是深受感動的，雖然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習俗告訴他們要提出強烈的抗議。」
我也不打算為達利的作品留下什麼蓋棺定論的詮釋，不然就如那些藝術評論家一樣，犯了「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低級錯誤。那些流動的時鐘、螞蟻、峽谷、沙漠、天空等等，都不過是一個偏執狂在講述他幼稚的童年故事，用最直觀的想象或許就能觸及到達利天馬行空的顏色。他的作品都是為了達到跟觀眾的潛意識溝通而存在的，如果還要嘗試拋開作品本身而解讀作品中使用的各種符號，達利會告訴你所有符號是雜亂的，就跟人的潛意識一樣，任何文字都顯得蒼白無力。
美金
1938年，達利前往倫敦親自拜訪佛洛伊德，試圖說服他認識到無意識理論對超現實主義繪畫的重要意義。
這是「兒子」生平第一次親身觸摸到心目中那個偉岸的「父親」形象，達利後來在自傳中親口說，平生只有見到兩個人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流起汗來，一個是童年的偶像畢加索，另一個就是拜會佛洛伊德。
父親也很粗暴地送給達利兩句話：
「在古典的繪畫中，我尋找無意識，而在超現實主義的作品中，我卻尋找有意識的東西。你的神秘感是泄露直白的。相反，達文西、安格爾的畫才符合無意識的理想。」
達利無論通過什麼手段和途徑來展示無意識的心跳，本質上都是有意識地設法把想象力從理想和科學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無意識就像是一個定時炸彈，不管你剪斷藍色線還是紅色線，總會有意想不到的爆炸；當你棄之不顧的時候，時間流逝的滴答聲響又讓你生不如死，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超現實主義風格的未來。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因為達利沒有如其他藝術家同僚般與法西斯主義割袍斷義，他在一次宣言中高喊，「我和超現實主義的最大差異，在於我是個超現實主義者」，之後就在1939年正式離開了超現實主義圈子。
希特拉能不能純粹地作為一個藝術家形象為人所欣賞，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達利沒有在思考這個問題上浪費時間，他帶著還沒有成功轉型的偏執狂風格去了美國。
不管是他在美國以瘋狂的實驗作品「原子達利」來博取藝術界的眼球，還是他之後幾近病態地拍攝了一系列朱古力和珠寶的商業廣告，超現實主義的畫筆已經不適合美國，以及身處美國的達利。他從未停止曝光自己的形象以及那兩條微微上揚的鬍子，他會突然在採訪節目中說：「我和瘋子最大的不同，就是瘋子以為自己有理智，但我知道我是瘋的。」；或者在自己畫展的開幕禮上突然跳起舞來，然後瞪著眼睛做足了表情留給臺下的鎂光燈拍照。美國人當他是寵兒，收藏他作品的畫廊和私人投資者越來越多，他在美國為第五大道百貨公司設計櫥窗或是拍一支廣告所賺取的美金，比當時所有超現實藝術家的收入加起來還要多。
但他不過待了短短八年，就帶著他最喜愛的美金回到了家鄉卡達克斯。後世很多人都猜測這是達利對自己藝術情操的愧疚、重新尋找創作靈感的表現等等反省的過程，但他們都忘了達利曾經說過的兩句話：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的觀眾一定搞不懂我是在胡鬧還是在正兒八經；同樣的，我也一定不懂。我不斷的詢問：深沉思考的達利從哪裡開始，瘋癲荒謬的達利從哪裡開始。」
所以我寧願相信，達利只是純粹的想家了。
他在50年代之後的那些宗教作品贏得了他故鄉人民的愛戴，但作為一個偏執狂，他不應該滿足於自己的作品停留在收藏家惡俗品味的墻上——也許某某大富豪會把那些印象主義的光影迷霧放在《蜜比血甜》（Honey is Sweeter than Blood）和《龍蝦電話》（Lobster Telephone）之間。達利開始著手建造以自己為名的美術館，他親自設計了裝置、擺設還有墻壁的彩釉，他最引以自豪的事情，莫過於在開幕禮上當著文化界、政治界還有娛樂界的眾人們說：「愛因斯坦去世後，大家必然都知道世界上僅存的天才就是達利」。
而天才在生命盡頭的時候，也不會用常規的方式經歷死亡。1982年，加拉去世了，這位比達利年長十多歲的繆斯女神，她的屍體被達利塗滿防腐香料埋葬在一所城堡之中。在加拉死去之後，達利再也沒有創作任何作品，直到他在1989年去世，而遺體則被安放在屬於他自己的美術館裡，相當於他最後一件送給人類的作品。
如果你想記住達利的名字，不妨按照他的遺願，記住他的兩撇鬍子即可；我還私心地建議你記住，他為這個時代提供了最美味可口的餐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