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澤直樹｜無人知即無錯 日本人下跪謝罪背後的「恥感文化」
最近熱播的《半澤直樹2》，因涉及職場倫理和常見的辦工室生態，讓觀眾看得身同感受，劇集備受追棒。而每次故事去到曾凌辱主角的反派因為醜聞曝光，而屈辱下跪一刻﹐，大家都拍案叫好。當然，大家拍手稱慶之際，除因善惡有報外，某程度上也投射了大家對職場上的鬰結與不平。但香港的讀者有否想過，劇集中的下跪行為，我們華人可能覺得沒面子，匪夷所思，但在日本電視劇中卻是屢見不鮮？對此現像，日本文化名著《菊與刀》一書中提及的「恥感文化」，或可解釋這現象。
「恥感文化」並非日本自身論述產物，而是源自美國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本‧尼迪克）的名著《菊與刀》，雖然這本書的研究觀點至今仍廣受批評充滿西方人對日本文化的偏見，但無可否認它是研究日本文化必看入門作品。
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後，美國政府對日本敢於突襲珍珠港感到費解，因而委託學者 Ruth Benedict 研究日本民族性。1923年 Benedict 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並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在該大學擔任人類學教授，她受美國政府委託研究之後，就以旅居美國的日本人作為研究對象，考究日本文化模式寫成了《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 the Sword)一書。
由集體規範自身價值
《菊與刀》成書於1946年，是從文化層面上比較日本人與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以這角度來論述日本民族性。恬淡靜美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兇狠決絕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作者用「菊」與「刀」來揭示日本人矛盾性格和文化上的雙重性：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Benedict 在書中提出了日本「恥感文化」和西方「罪感文化」價值體系的不同，指出「與其說他們(即指日本人)重視罪，毋寧說他們更重視恥⋯⋯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簡單說，西方文化所屬「罪感文化」是一種內省型文化，在基督教文明下人天生背負原罪，於是要提倡建立道德絕對標準，人如果違背了那個「絕對的道德標準」就會感到有罪，是發自內心的道德批判。
而日本的「恥感文化」，則指人們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推動，衍生出人的價值來自集體規範。在「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只要惡行沒被別人發現，就不會感到恥辱，也就沒有必要坦白面對惡行。比起命定的罪孽，日本人價值判斷更多地來源於外部。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在哪種情況下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需要有外人在場，只要不良行為沒有在公開場合暴露就不必懊喪，坦白懺悔只是自尋煩惱。
因此，日本人很極力避免對身邊人造成麻煩，我們見到他們在公車上默不作聲，談話也是細聲細語，在路上謹小慎微而行，因為若自身行為造成他人麻煩，給人譏笑排斥，便會令自己感到羞恥。但另一方面，所作惡行只要不見於陽光底下，沒人知道，沒給所屬群體帶來麻煩便不會自覺愧疚。因此在日本經常發生政客名人因醜聞曝光掛冠而去的新聞，更甚者即使不是直接參與其事，但只要是自己管轄事務，因對他人造成麻煩，給人質疑自己管理能力，亦同樣會為事件道歉，甚至下台。
「無賴派」尋回自身內在價值
然而，日本文化界並不是沒有人對這種植根於傳統，只顧及別人眼光，而忽視對自身道德需求的恥感文化作出批判。二戰後在文藝界曇花一現的「無賴派」文學，便嘗試喚醒和魂深處的個人價值，雖然只是文壇靈光一現的嘗試，但卻大大衝擊「恥感文化」，激發人們反思內在自我價值。
「無賴派」是二戰後一群反世俗、反權威，反道德的作家總稱，他們沒有嚴密文藝團體，沒有統一專門雜誌和機關刊物，但作品均以頹廢「無賴」姿態為創作主題，這名稱最早是由小說《人間失格》作者太宰治於二戰結束後提出。在介紹這一派時，我們先以這派代表人物之一坂口安吾的小說合集《退步主義者》，當中名為《水鳥亭》的故事作引子，讓大家了解「無賴派」追求的是怎麼。
故事主角亮作，是一個努力半輩子追求中學教師資格證的人，這種追求在青年時期看來很上進，到了中年卻是愚蠢可笑，不務實。亮作認為人總應該有夢想，沒有夢想就活不下去，所以他孜孜不倦的準備教師資格證考試，卻忽略了教學，被學校開除。他最大的資產是擁有幾千本書，這些書代表著他的努力、他的追求、他的希望。他捨不得給妻子買一件衣服，卻捨得花錢買書，所以妻子和女兒都看不起他。
但諷刺的是，一場空襲把他的家和幾千本書都燒為灰燼，他終於明白，自己追求半生的夢想真如泡影，在現實中不堪一擊。當生存受到威脅時候，如果還固執的抱著夢想過活，不會變通，終有一天，會成為一個真正一無是處的人。此後，亮作切切實實到外面去打工，幾年間積累了一筆錢，買到了別墅和田地，成為了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別墅主人。放棄不切實際的希望，過著頹廢生活的他，反而過上了夢想的生活。
「無賴派」作家堅持在為自己、為人類的罪孽懺悔同時，也在為那些他們深愛和憐憫的人類尋求出路。「無賴派」作家放縱、沉迷犬馬聲色，頹廢度日，癲狂致死，與整個世界格格不入，高呼人類的終點是走向毀滅，迎接死亡。他們在日本文學史上只有短短兩年的高潮，但這派人物對戰後日本文化作了震撼的批判和質疑，從自身的反省與人類本質的質疑大大批判了傳統「恥感文化」，主張人的罪過即便不為人所知，也應懂得自責與懊悔。而且世事無法預料，固執的追求成功或者毫無意義，人們應該放下傳統價值觀念，做一個無用之人，要生存就要墮落。
「無賴派」活躍期雖然為時甚短，但他們對傳統的針砭卻深深影響日本文壇，此後新興的現代文學流派在保持「恥」文化核心基礎上，也與「無賴派」一些主張相似，例如否定傳統，反抗軍國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日本「恥感文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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