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納粹】大屠殺倖存者見證的邪惡 法律無法真正轉型正義
編按：真正的轉型正義，無法僅由法律完成。倖存者只能說出部分，真正接觸到邪惡的最深處的人，都不是倖存者。也因為見證的不可能完成，我們承擔着這樣的倫理責任─成為邪惡的見證者，並防止邪惡再次發生。
【01撐場為開放式自媒體平台，點擊此處進入01撐場及發表作品吧！】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着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着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着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裏看到愈來愈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着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a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着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
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
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 ）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七十年後，經歷過無數次的司法審判，坊間出版了無數談論集中營的着作，但我們還是必須不斷記憶，不斷見證；即使沒有人可以完全記得當時的狀況，即使沒有倖存者能夠真的見證最根本的邪惡。
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奧斯威辛的剩餘》（Remnants of Auschwitz ）一書中談論「見證」。他說，見證的拉丁文「Testis」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作為第三方的證人，如同審判般去評斷爭議雙方；另一種則是自身經驗其中，從頭到尾承受、體驗了這個事件，進而能夠見證。前者是法律問題（Quaestio iuris），是試圖做出公正審判；後者是事實問題（Quaestio facti），是自身的經驗、自身的責任，永遠無法被法律窮盡。
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見證，正是不能被法律化約的領域。戰後的審判似乎暗示了奧斯威辛的問題早已經被克服，然而，大屠殺的邪惡遠遠超出了法律問題，這是一個必須不斷被回應的倫理問題，是一次必須不斷被見證的事件。
姚赫也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根據調查，德國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參與大屠殺的共犯結構的，約有五十萬人，然而其中只有約九百人被起訴，不到百分之零點二。此外，戰後的納粹審查委員會甚至因為執行成效不佳，被譏為頒發了「洗潔證」（Persilschein）給那些納粹份子，讓他們得以除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由得質問，法律在大屠殺的問題上，是否束手無策？
真正的轉型正義，無法僅由法律完成。阿岡本指出「見證」的內在矛盾：
倖存者永遠只能說出部分，永遠無法完成真正的、完整的見證，因為亡者之聲不可能被聽見，有資格見證的人、真正接觸到邪惡的最深處的人，都不是倖存者。
然而，也因為見證的不可能完成，我們承擔着這樣的倫理責任：我們必須不斷地傾聽或述說，我們必須在明知失敗、不可能「真實」的情形下，持續地見證這個時代的暴行、罪惡，與那些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停止的「克服過往」工作──不管用多少字數，不管用哪種形式，不管標上哪種主題標籤。我們必須傾聽證詞，因為我們有成為見證者的義務與責任。
以上內容節錄自《邪惡的見證者: 走出過往、銘記傷痛, 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作者：蔡慶樺
出版社：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