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創作繆思？當藝術家成為媽媽……

區凱琳的兒子呂鐵，今年7月才滿兩歲，現在會說一些簡單的詞，譬如：「揸車」、「瞓覺」、「踢波」。去年還不到一歲時，他坐在嬰兒車及父母的懷中，去看了香港Art Basel藝術展，算是一個「見過世面」的小朋友。區凱琳自己辦展覽時，也不時會帶上他；有次在倫敦辦展覽，她在Facebook上載了兩張照片，將兒子呂鐵形容為總策展人。大概跟着媽媽接觸人多，呂鐵不怕陌生人，記者和他的媽媽做訪問時，他自己一個人在一旁玩得不亦樂乎，有時聽到他懂的詞彙，也會自己重複唸上兩三次，彷彿在告訴我們這些大人：「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得懂呢！」

關於身分轉變對於創作心態的影響，區凱琳這樣說：「我並沒有特意去想這個問題，不過有時覺得，在創作時我會忘記母親這個角色。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有小朋友的女性藝術家都是如此，在很專心或者很忙的時候，會有點藝術家的自私心態。我把小孩交給我媽或者他的爸爸，好像那個責任就可以暫時放下，可以專心去做創作。當我在家裏，回復媽媽的角色，卻不能完全忘記藝術，會藉着一些空隙想一想正在做的工作。」

用一種浪漫態度懷念父親

從懷着孩子到生下他們的那一兩年，區凱琳創作過一些有關嬰兒、懷孕的畫作，有些只是筆記本上簡單的素描，有些則在畫中加入一些暗示的元素。女兒出生後，她畫過一幅《我倆》，畫中兩隻動物代表她和女兒；兒子出生後，她又畫了一幅《童馬與鐵馬》，兩匹馬指的，正是兩位生肖同屬馬的兒女。「以前給女兒看過這些畫，但我還沒想清楚是不是要逐幅仔細地解說。隔壁屋子有幅畫是一個大頭，我跟女兒說過那是她的頭部剪影。」

區凱琳極珍視自己與父母的關係。她說，父母管教嚴格，卻給了她和哥哥發展的自由。區凱琳的哥哥是體藝中學開辦後的第一屆學生，她笑說他在很多人眼中是「實驗品」，當她看到哥哥讀得開心，自己隨後也進了同一所中學，發展藝術上的潛能。在區凱琳看來，沒有當時的選擇，就沒有今天的她。父親去世那年，她以父親為主題，辦了一次展覽《區凱琳：爸爸出海去》。「爸爸出海去了」，她嘗試用正面且浪漫的態度去面對父親的離世——提起那次展覽，她說是一次感情上的釋放，但過程卻難免悲傷。在大學時，她就創作過以家庭為主題的作品，做過一個燈箱作品《媽媽》，曾在她和哥哥的聯展中展出。今年3月在蘇富比一次聯展中展出的《外祖父與孫兒看見的藍》，她讓兒子在畫上塗鴉了幾筆，嘗試用這樣的方式為從未見過面的祖孫二人建立關係。這幅作品，是之前《爸爸，今天你看見怎樣的藍？》的一種演變。

找一種織毛衣式的創作方式

懷着孩子時，區凱琳並未擔心過他們會影響自己的創作。「有一種『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我覺得自己能夠搞掂，而且有家人幫忙。」她說：「但生下來後實質如何安排日常運作，的確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想，有時也會有掙扎。譬如，有時在工作室想連續畫幾張畫，其實是不行的。很多藝術家都喜歡三更半夜連續幾個小時不停創作，但最遲六、七點我就一定要走（因為要顧及家庭）。創作的時間受到限制，會影響作品的呈現，從這一點上說，是有影響到我的創作。」

比起女兒，區凱琳投放在兒子身上的時間多了不少。這兩年的Art Basel，區凱琳均有參展，要忙碌地準備至少兩個月。今年Art Basel是她第二年帶呂鐵到會場，一開始呂鐵很興奮，但從第二天開始就厭倦了，從入口處開始撒嬌，在會場待久了還會哭鬧。「他可能覺得自己被關住了，雖然會場很大。」小孩，始終還是更嚮往外面的天地。為期幾天的展覽結束後，她打算之後3個月的時間都留在家中陪伴呂鐵。

這算是一種補償嗎？

「我不想用『補償』這個字眼。」她說。「事實上也無法補償，時間過了就過了。尤其在現在這個階段，他成長得特別快，我在Art Basel前忙了兩個月，發現自己錯過了很多東西，他突然長大了很多，又突然學會了一些東西，都是我不知道的。」區凱琳自稱不太懂和小朋友玩，又形容自己是「好衰」的媽媽，因為經常為畫畫而放下小孩不理；但在訪問的過程中，記者發現她並不像她說的那麼「衰」，她不時會將注意力從訪問中暫時抽出來，放到獨自在玩耍的呂鐵身上，或者看一眼他在玩什麼，或會跟他說上兩句。有時，兒子自己玩得很投入，反倒不回應母親。

區凱琳在伙炭的工作室放了一張網床，有時會把兒子帶到工作室去，又安排了老師每星期在那裏教女兒她喜歡的結他。用她的話形容，工作室變成「家庭作業的方式」，不只是她一個人用來畫畫的地方。然而，她至今仍未找到的，是她理想中的「織毛衣式創作方法」。「有空便織兩下，久而久之就會織出一件毛衣來。」

區凱琳不少畫作都帶給人童真的感覺，她說自己只是用比較直接的方法創作，並沒有意圖表現童真。儘管要分出時間在藝術家與母親身分之間來回遊走，但她更感激小孩帶給她的靈感與快樂。「那是一種滋潤。」創作源於生活，但生活高於創作。

「我剛才在家裏，叫了一聲廖偉棠，然後向他走去，初初突然半路撲出來抱住我說：『有我陪你咪得囉。』」詩人曹疏影說起這件事時，正下着大雨，初初和他的爸爸廖偉棠在對面的避雨亭玩着，雨把他們一家三口隔開，卻又能互相望見彼此。曹疏影與廖偉棠都是詩人，他們四歲的兒子，好像繼承了詩人的浪漫基因般，總在母親面前隨口說出一些甜絲絲的話來。記者笑說：「初初長大後一定是情聖。」曹疏影也笑起來：「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

四年前，曹疏影在等待初初來臨的前幾天還在讀詩─意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她在Facebook引述了幾句：「不要駛向茫茫的大海／說不定，見不到我，你們會在大海中迷途／我走的水路以前從來沒有人航行過／密納發女神吹送我，阿波羅引導我／九位繆斯女神向我指出大熊星」。

她決定去醫院的時候就帶上這本書。在此之前，她也為這位即將到來的新生命寫下了一首詩：「而我只能等待我們的分離／等待你自己的第一束光／將我們劃傷／這傷口是為了讓我們記得／我們曾經怎樣深深的在一起」（《給一個離開秘密花園的孩子》）

兩首詩或許都表達了曹疏影當時等待新生命到來的心情。但她表示，自己向來都不是很親近小朋友的人，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小朋友；如果不是初初，她是那種「見到小朋友就退三步的人」。當了媽媽之後，她「不知道怎麼面對自己在這個新格局裏的位置，也不知道寫作會作出什麼調整」。

「要怎麼在這個身分裏　繼續深化自己的生命」

「經過一些困擾之後，他帶給我的驚喜是大於預期的，包括寫作上的。」曹疏影說。「我現在回看，發現詩裏面的世界多了一種對話的維度，以前是非常自我的，現在的世界能包容更多東西。以前的詩歌當然也有對話體，但那是自我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對話，現在的維度是心裏面新開拓出來的，然後我自身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當我寫到初初的時候，我並不覺得他是外在於我的，我既是寫他，也是重新跟自己對話，內部的聲音變得更複雜了。」

2014年母親節，初初兩歲多的時候，曹疏影寫了一首詩，就叫《母親節》。那天，她下班回到家，初初遞給她一朵假花，像家裏人教他那樣，向曹疏影說了一聲「母親節快樂」，便唱着歌跑開了。「我覺得那個場面是很觸動人心的，他總是不斷地提醒我，我現在是一個母親了，一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身分，我要怎麼在這個身分裏繼續深化自己的生命？那首詩從這個場面開始，後面我想像自己是遠古部落時代的母親會是怎麼樣的，然後部落時代的母親和今天這個時代的母親差距又是什麼、內在的聯繫又是什麼。初初可能只是我在這個時空裏的一個兒子。」曹疏影說。

「我不希望在文字屏障裏面轉悠」

曹疏影在北方長大，和初初在香港的成長環境很不一樣。他們一家住在大嶼山，所以初初生命中看到的最原始的風景是山與海，還有海島的環境；而曹疏影小時候看到最原始的風景是雪。小時候，曹疏影五點半就要跟媽媽一起出門，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到達母親工作的小學，小學旁邊就是她上的幼稚園。「五點半的時候東北的天都是黑的，這個經歷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地上有冰，但是也要不停地跟着媽媽走；眼前很黑，也要默默地跟着她走。在這麼遠的路途中，她每天都會跟我講各種故事，所以在路上成了我跟媽媽單獨相處的一段很珍貴的時間。」

在她的日常速寫中，初初不僅是一名浪漫的小孩，而且思維跳脫、想像力豐富，讓人覺得他是做詩人的材料。但曹疏影說，她並沒有特意培養他對詩的感覺，甚至沒有在他面前讀過為他而寫的詩。「我不知道他以後會不會讀詩。過多的記憶對生命來說是一種負擔，我沒有什麼事情一定要他記住，一定要他去看，要他對我這個生命產生興趣。」

曹疏影最初對於文字的感覺，來自父母買給她的故事書；父母不在家時，他們會事先用錄音機把故事錄下來，讓她一個人無聊的時候聽。曹疏影卻更喜歡帶初初玩一些文字以外的東西，譬如積木。「我會給他買積木，帶他建構和拆分一個世界。」曹疏影說：「世界的奇妙有很大部分不在於語言或文字。啟發我創作的，很多是完全非文字的東西，我只是因為會文字才用文字來表達。身為創作人，我也不希望在文字屏障裏面轉悠來轉悠去。」

「最初的詩意來自世界本身，感受這個世界是小孩最重要的事情。」她在乎的，是小孩接觸世界時不帶有成人經驗的最原始感覺；而小孩子感受世界的方式，也啟發她用新的角度重新去看待世界，甚至令她看清楚一些以前沒有發現的事情。她寫於2013年的詩《碗》，就是源於有一天看到初初用他的方式去認識一隻塑膠碗，她看到初初在聞它、舔它，又用摔和聽的方法。「他在學習打破那隻碗／而媽媽已學了很多年／有時行，有時不行」她在詩裏寫道。

雨還小時，初初在外面玩。曹疏影看着外面的雨，看着遠處的初初，說道：「他能感受雨，不在於聽過一首關於雨的詩，或如何寫出一些關於雨的句子，他對雨有自己的感覺是很重要的。」

有了生命更加實在

Rita過往的作品也極富實驗性，如舊作《慢性中毒》和《哭喪女》，重視影像上的美學，敘事偏向意識流，每一部作品也得不到商業發行。在開拍《風景》前不久，她的小女兒才剛剛出世。「拍攝《慢性中毒》時，已經懷有大兒子，當時拍得很快，只用十數天的時間就已經拍完，所以也不覺得有問題，但這一次自己的concentration（集中力）和體力也變得很差。」前前後後花了三個月來拍攝，加上在香港最炎熱的月份進行，從籌備到公開集資，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也是對創作者的心理和體力煎熬。

但孩子的到來為創作帶來轉變，經歷了種種社會運動，至少《風景》是一部社會性的電影作品。「我也想回到以前那種偏鋒，但已經不可能，作為母親，關心的事也不一樣了。」大人的戰場，波及到小孩身上。「所以寫故事也變得很奢侈，因為要面對的題目很龐大很複雜，但這一次，故事應更為實在。」

是個人還是制度問題

「但要將小朋友帶來這世界也絕非易事吧？」記者問。孩子還未出生，一切已經要規劃好。「但無論哪個年代也有好有壞，有很多人在雨傘運動後說不要生育，但我不這樣認為。在香港，當你有小孩，就自然被掛上了種種原罪、被標籤，為了追趕所謂的社會準則，成為了怪獸家長或港孩。」當如今的小孩每天面對7至8項功課和課外活動，這些佔據着他們大部分的時間，更覺現在要成為小孩，要比作為成年人更艱巨。「也很難怪有那麼多小朋友會有讀寫障礙。但為何不愛讀書，就要用讀寫障礙來標籤他？從而命定他的發展？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天份，有些可能對於文字較為敏感，有些愛好圖像。我以為社會會進步、多元，可以容納不同特質的人，但事實上呢？」Rita的大兒子剛上小學，只因為再不能像幼稚園時那樣「追趕跑跳」而有點抗拒上學，可幸他喜愛閱讀《花生漫畫》、《牛仔》、《花花世界》等漫畫，也習慣閱讀文字。但Rita並不願將期望加諸於孩子身上，「我不能影響小朋友的發展，並非因為父母是藝術家，而他也要成為一員，因為某方面來說，他們是獨立個體，他們有自己人生的道路。」

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話題回到社會事件上，說到新界東北的收地問題，看見人們為了保護家園以身體阻擋推土機，保安的無理動武，她為此忿忿不平。「馬寶寶用了五、六年時間宣傳農業發展對香港的重要性，在立法會開會前也會準備大量文件，來協助議員提出修訂議案。但只要反對一方指責他們是『租霸』，另一方也就被指責不夠『勇武』，就會被標籤，這不是能以三言兩語，或做一件事就能改變」。平時她也會帶孩子到農場，親身挑蘿蔔和蕃薯，讓他了解農作物如何得來，學會珍惜食物，孩子也喜愛與大自然親近。「雖然他還有點偏食。」她笑着說：「小孩子會慢慢長大，認識到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