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宮殿更是「博物院」!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長:器物背後是人的精神

撰文:羊城晚報
出版:更新:

古樹參天,漁村悠悠,炊煙裊裊,潮起潮落,這裡是珠海東澳島。5月,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作為綜藝節目《我在島嶼讀書》第二季的飛行嘉賓來到島上的公益「島嶼書屋」,與余華、蘇童、程永新等一眾文壇大家暢談寫書人的心路歷程,多維度地呈現讀書感悟。節目中,作家們將話題聚焦到方言文學之於電視劇的價值。祝勇這位土生土長的瀋陽人在海邊與作家葉子現場演繹了一段時下東北熱劇《漫長的季節》當中的對白,引出了「人生的悲憫通過東北幽默的方式表達,將巨量體現東北文學生活下的堅毅」的看法。8月,祝勇又來到了珠海。

祝勇在故宮。(受訪者供圖)

是故宮,更是博物院

故宮博物院位於北京中軸線的中心,有大小宮殿七十多座,房屋九千餘間。紫禁城內隨意一棵古樹,都目睹了世事的興衰。漫步在紅牆金瓦間,朱牆宮深處,祝勇的故事從這裡展開。

2003年,彼時的祝勇只是一位典型的北京文青,這座皇家都城對他產生了深深的吸引力,他特別想寫點什麼,於是他的第一篇故宮文學《舊宮殿》應運而生。「如果你不進入權力系統。宮殿只是你視線中的風景;如果你對皇權發出挑戰,那被殘陽照亮的血色宮殿便時刻質問你,你所準備的勇氣犧牲是否足夠。」祝勇說道, 「當時世界上很多國家重要的地標性建築都有文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圣母院》,但故宮沒有。我不想用中國歷史小說慣常的套路去寫它,而是想注入一些個人的實驗和嘗試。」祝勇寫故宮常採用多角度敘事:敘述者,主人公,隱含作者等多個維度。時而置身歷史,站在人物視角看待世界;時而俯瞰歷史,變換為無所不知的敘述者;時而又跳出歷史、跳出文本,反思事件。將前朝與當下、歷史與現實、皇帝與平民、殺戮者與逃亡者、作者與文本全部糅合交織於敘述中,全方位地為讀者展現故宮世界。如同紫禁城的建造格局一樣,《舊宮殿》採用中軸對稱的建築結構,借小說虛構描述宮廷鬥爭,用史家實錄記述諸建築細節,以議論說理批判暴力極權。他匠心獨運的敘事藝術和蒼涼悲壯的文字抒寫給予他構建的「紙上故宮」深厚的美學魅力。

北京故宮博物院。(資料圖片)

365天,故宮永遠人山人海。「人們來故宮只看到『宮』,卻鮮有人意識到故宮後面還跟著『博物院』三個字,可能是受近幾年宮鬥劇的影響。」他笑談,「故宮裡面一共有180萬餘件文物,在這些具體的器物之中,存在著宏大的歷史背景。我在寫故宮的著作中不是孤立地講具體的文物,而是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件物的背後都是人,人雖已逝,但他的氣息生命還停留在物上,我們要通過有形的東西看到背後無形的人的精神。」祝勇自己也算不清楚,自己為故宮寫了多少萬字了。自2011年始,他待在這六百年曆史的大宮殿的邊上,以一個學者、一個作家的姿勢,看了數年。祝勇在這故宮的喧囂中,日復一日地進行著自己的書寫,這時候,故宮於他又是寧靜的。作為一個瀋陽人,他或許也沒有想到,自己走著走著,就從「盛京」走到了「帝京」,又走進了紫禁城。

唐代女性大膽表達自我

故宮博物院裡有一件陶彩繪女俑。她頭梳拋家髻,亦叫「鬅鬢」或者「鳳頭」,面施紅粉,蠶眉細目,小口施朱,五官緊密地團結在面部的中央,身穿長裙,兩手攏袖於胸前,大腹便便,一副悠閒的模樣。中華文明中既有父性的陽剛,也不失母性的陰柔,既有張,也有弛。如果說漢代是以男人為主角,「馬踏匈奴」這些超級石雕代表了這個朝代的剛性氣質,那麼唐代最突出的便是陶彩繪女俑這樣女性的豐滿形象。

北京故宮博物院。(資料圖片)

「這件唐代陶彩繪女俑,代表著大唐帝國的妖嬈風格。那個時代的中國,寬闊而不囂張,妖嬈而不輕佻,這樣的時代氣質,落實在彩繪女俑的臉上,使她的微笑,含而不露、充滿自信。這份悠然與自信,也在張萱、周昉這些著名畫家的畫卷上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祝勇說道。

唐代畫家張萱的畫作《虢國夫人游春圖》再現了唐玄宗的寵妃楊玉環的三姐虢國夫人及其眷從盛裝出遊,「道路為(之)恥駭」的場景。「畫中所繪的唐代女性騎著高頭大馬招搖過市,非常高調地去展露自己的身姿。」祝勇介紹道,「唐代是一個強調法度的朝代,規則被顏真卿、歐陽詢一絲不苟地落實在橫平豎直的唐楷裡。但另一方面似乎所有的規矩都可以被沖破,所有的試探都會受到慫恿,張旭、懷素的狂草,就是在法度之上長嘯而起,從規矩的牢籠中向自由狂奔。唐代的文化,在來自兩個方向的衝突中,陰陽互補。」唐朝的女人就這樣盛裝騎在馬上,而不是坐在馬車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裡,那副傲然的模樣在其他朝代中絕難看到。

《虢國夫人游春圖》 張萱(唐) 。(受訪者供圖)

訪談實錄

羊城晚報記者:您今年兩次來到珠海,珠海這座城市在您眼中的印像如何?

祝勇:珠海是一座令人心曠神怡的城市,每次來都讓我感到非常喜歡。它不僅有人文氣息,還依山傍海,規劃良好,給人一種舒適的感覺。我在東澳島錄製節目的時候,作家們在海邊一邊吹著晚風,一邊交流寫作感受的場面讓我感到非常難得和珍貴。我也期待能夠再次來到珠海這座美麗的城市,與讀者們見面並分享我的寫作心得和感受。

羊城晚報記者:除了作家的身份,您還是一位紀錄片製作人。在您心目中如何看待這兩重身份?

祝勇:總的來說,寫書和拍攝紀錄片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它們各有優勢和特點,但可以互相取長補短,共同展現事物的魅力和價值。對於我個人來說,我喜歡這兩種表達方式帶來的不同體驗和感受。同時,兩種方式也相互影響和激勵著我。我在書中盡量講故事,注重敘事的細節和情感表達;而在紀錄片中,我也會藉助一些技術手段來增強視覺效果和敘述的節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