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屈辱史以「笑話」重寫、蘇州淪陷後更繁華？

百年屈辱史能以「一連串的笑話」重寫？抗戰期間，淪陷後的蘇州更繁華？以邊疆定義中國，破除「自古以來」的迷思？一般大眾常以教科書式的材料及視角認識歷史，可是歷史往往不止一個面向，甚至需要反喆。
近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歷史系博士、嶺南大學歷史系講師毛升作為主講者，出席了於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舉行的一場講座，就其新著作分享，與眾人一同探討史學研究的另一種可能性。《香港01》將在講座基礎上，結合部分相關書目的重點，向讀者介紹歷史寫法的多樣性。

上周五（28日），毛升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合辦的講座「歷史還能怎麼寫？從海外最新研究談史學研究的多樣性」，就其著作《歷史不止一種寫法：十篇書評裏的歷史學景觀》分享主流視角以外歷史的其他寫法。其實，毛升的歷史學術路可謂是半路出家，當年正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攻讀新聞傳播學碩士的他，是在拜讀歷史學家高華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後開始對歷史興趣盎然，繼而報考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來再赴美完成博士學位。

在美求學的經歷，讓毛升了解到美國學界如何不斷推翻舊範式、推出新範式的過程。他舉例，在賓大攻讀時，不少歷史系教授正積極提倡「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這一新研究方法，其視角強調一國的內部特徵受他國深刻影響，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他國，而與傳統國際關係史不同，它關注的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是不同歷史行動者間的互動。受該種視角啟發，他博士論文選題時不再把目光停留中國內地，而是投向彼時還沒去過的新疆，從而了解中國中心或漢族中心視角的偏頗。

至於收入該書的內容主要分為三類，首先是就美國東亞史研究現狀作出評述，如通過評介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的例子，呈現了北美中國研究自費正清以來的變化，即從西方中心轉為中國中心再到批判中國中心，最後提出人類中心觀。然後是分析如何從邊緣視角研究歷史，毛升強調邊疆有其機動性，有時更會反過來影響中心走向。最後，則是透過評析一些專著，指出國族主義或中國中心觀在研究歷史時的侷限。

妙趣橫生的「笑史」

主流視角以外有許多值得討論的歷史新寫法，走出「痛史」便是其中一例。在主流視角下，中國自晚清以降便充斥着各種戰敗、國恥等苦難記憶，救亡壓倒啟蒙的背景下，彼時的事跡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不過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一書，就將長期被「痛」邊緣化的「笑」，作為敘述中國近現代史的中心，認為清季民國還有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笑話的喜劇化表述方式。

雷勤風關注從文人品味到大眾通俗文化的整個笑的譜系，其沒有按傳統以人物為中心，而是列出笑話、遊戲、笑罵、滑稽和幽默這5個關鍵詞整理材料，並提出新的中國歷史斷代法，由喜劇形式的變化作為劃分的標準。在其筆下，新笑史始於小報媒體的興起，終於1933年的「幽默年」；透過廣徵博採各式圖片、報刊、文獻材料，彼時的多種幽默形式得以展現。由此，充斥喧鬧、嘲弄、荒謬等的報紙、雜誌，配上真誠地胡鬧的文人們，雷勤風描述了極度開放且充滿實驗色彩的清季民國的文化世界。

毛升指，這種論述往往是被壓抑的，因為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搞幽默是不正當的，對救亡、革命無甚效果，但是當現今再回顧這段歷史，其實可以看到現代性的多樣，這種論述也應該成為現代史論述中的一部分。

淪陷後的蘇州更繁華？

在論述抗日戰爭時，往往會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當中忠奸涇渭分明，而台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一書就試着模糊兩者，扭轉過往對淪陷區受到嚴重破壞、經濟凋敝等的既定印象，透過研究抗戰期間蘇州的茶館、菜館、旅館與煙館等休閑行業，呈現當時「畸形繁榮」的城市生活，亦從中看到民眾的消費習慣與集體心態。

對於這種不同於多數淪陷區城市的繁榮，作者認為是有數種因素導致，包括人口遷移，當時蘇州城內社會治安與物價相對穩定，引來逃難人口湧入，同時汪政權中的大量公務人員與政要名流進入當地，成為最具消費能力的群體，而蘇州本身作為旅遊勝地也推動消費業的發展。最後，戰時的不確定性形成特殊的社會心理，使民眾把「四館」當成「現實的避難所」，這些皆客觀上造就汪政權下蘇州的畸形繁榮。

毛升指出，這種論述並非說淪陷是一種好事，而是說這種歷史現象遠比從國族主義角度所想像的要複雜。對於大眾消費史，他指出現今研究方法受到美國學界影響，但美國的方法的問題在於他們認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會有消費史，才會有消費的繁榮，但該書的論述正正是反映即使在專制之下，消費也能有所增長，蘇州的案例便是與一般人所想像的符合道德規範的論述所不一樣的歷史事實。

邊疆不應被邊緣化

主流視角下，中國史往往只是關於中心和漢族，邊疆、民族總被邊緣化、少數化，但美國維珍尼亞大學大衛•迪恩東亞研究講座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劉曉原，在其著作《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中，提供了民族邊疆問題的新角度。該書認為基本的歷史事實，是中國歷代王朝的疆域經常變更，雖然前後相連的朝代在疆域上自然會有某種繼承關係，但中原地區的相對穩定和邊緣地帶的頻繁盈縮，卻在這種關係中對比鮮明。

對於動輒以「自古以來」立論，作者認為其說法貌似依據歷史，卻恰恰置歷史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兩個基本要素於不顧，也不瞭解中國在近現代歷史上經歷了劃時代的領土屬性轉型，即從古代宗藩朝貢體系下的疆域觀念和歸屬關係，嬗變為源自西方的、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近現代主權觀念下的領土歸屬關係，於是把古今主權觀念、領土歸屬關係混為一談。

作為新的嘗試，作者將外交史與邊疆史結合起來，並重點着墨於現代中國疆域何以在大國關係的影響下被形塑。毛升指出，該論述所強調的是邊疆有可能影響中心，在香港、新疆發生的事情是有可能反過來影響到中心，有時甚至使其手忙腳亂，而不止是中心影響到邊疆。在該套論述下，邊疆的歷史就不再是邊緣的，重新把邊疆放到中心才能更好地了解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