鮭魚之亂｜有名無姓是遠古常態　中國姓氏社會為何是例外？

古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然而2021年3月下旬，台灣社會出現了為爭吃店家免費壽司而改名「鮭魚」的風波，徹底顛覆了這條古訓。儘管支持者聲稱台灣年輕人擁有不受文化拘束和更名的自由，但反對者批評此舉既背棄文化又展現貪婪，大陸網民更反諷「不知道台灣到底保留了多少中華文化」，委實值得教人深思。

畢竟，姓名的出現與成熟並非一朝一夕之事，其發展正是文化、社會、婚姻、階層流動等劇烈變化的歷程，故至今仍有部分國家或民族只有名而無姓氏的概念、或姓氏不普及，譬如緬甸、阿富汗斯坦便是如此，日本亦是晚至明治維新時頒佈《平民苗字義務令》，才讓全體百姓都有了姓氏。連美國漢學家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年）在對比十六世紀姓氏不普及的英法兩國後，都注意到「中國是個最早發展出普遍擁有姓氏的社會」，由此可見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與宏大深邃。

在上古中國大地上，先民們起初亦無完整姓名，只有少數幾個烜赫的部族留下了氏姓名稱，且姓與氏乃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標明母系氏族的源流，後者則是父系社會中用以分別貴族的稱號，不可混用。南宋史學家鄭樵於《通志‧氏族略》序言裏便介紹：「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清晰地縷述姓與氏具有不同的政治與社會功能，故姓氏合一與普及遂成了中國古代歷史的特徵與重要變動。

姓是用以標註自身部族淵源所出，原本上古中國只有數目不多的姓，明末顧炎武便在考證《春秋》後發現「姓言姓者，本於五帝，見於《春秋》者得二十有二」，且多是姞、媯、姒、姬、姜等女部部首的姓，正象徵上古母系社會的遺存影響，因此原先的字義與起源頗難考證，學者們只能推斷或從圖騰而來、或依居住地區而起。比如《左傳》裏提及的風姓，便被推測可能是源自鳳鳥崇拜；還有姜姓、姬姓，古籍便稱源自姜水與姬水。

但最教人發噱的姓氏起源論，恐怕非屬東漢年間成書的《白虎通》不可。該書匯聚了東漢經學家的見解，認為「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也就是主張姓出自古人依據音律差別而定。這種見解雖然充滿抒情的文藝氣息，流露彼時經學家心目中對天地運行擘劃的理想法則，卻毫無實證，不可能是中國姓氏的淵源根據。

至於氏的出現，則是隨著封建與宗法制度的完備而日愈豐富的產物，是貴族男子用以註明身份源流的稱號。根據《左傳》記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便道出了氏的來歷：即天子分封土地建藩後，賜予諸侯氏號，諸侯再行分封之後，受封的卿大夫等王孫公族再另有氏號。比如周公旦，受封於周邑，故其氏為周，姓則是姬；晉文公祖先是周武王之子唐叔虞，故國氏為唐，姓則是姬，待至晉侯燮繼位後改國號為晉，所以氏也隨之改為晉，但姓仍舊沒變，依然是與周天子同姓的親族之國。且根據男子稱氏、婦人稱姓的傳統，周公旦應呼為周旦而非姬旦才是。此外，氏號除了來自封地國名外，祖先名號、官名等也能成為新氏。但不管氏號如何改變，只要同姓的話便能知悉彼此源出同族，且不能通婚。

然而嚴密的姓氏制度，隨著封建社會的崩潰也慢慢轉化。由於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的發達、以及諸侯間的戰爭與以下剋上的政治風潮，令愈來愈多小國遭消滅併吞，愈來愈多貴族陵夷勢頹成平民，還有愈來愈多白衣卿相崛起，連帶也使姓氏普及至民間，顯見大宗、小宗有別的禮法制度已無力維繫這人口激增、政治紊亂、兼併盛行的新社會，同時也使姓與氏的區別已無太大意義。

各階層與人口的流動不僅讓王官之學流入民間，刺激了學術與政治的進步，催生儒家、墨家、法家等流派，也讓姓名禮俗普及於上下，使官民在名號身分上已無顯著的貴賤區分，且更有利於戶籍制度的完備，進而令政府徵稅、徵役、撫卹、統計人口、分配與取用土地等治理問題上更形便利，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中國上古社會的一大躍進。且隨著姓氏的稱呼與功能合一、數量增加後，百姓也就不再輕易改動姓名，故今人的姓氏幾乎都能稽考溯源至先秦，成為中國文化的特殊符號。中國社會這種與先祖的深厚連結，無論放諸古今都是罕有的。

不過姓氏合一的變化與意義，起初不是每個人都能注意到，如鄭樵就批評過司馬遷和唐代史家劉知幾不明姓氏用法區別、寫錯古人姓氏的現象。但對照起台灣社會頃日的改名亂象，顯然仍有不少人不理解或輕看姓名在中國文明與社會制度形塑中的重要作用，這尤其對時常自命保存中華文化精粹的台灣地區來說，無異是極大的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