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導演趙婷獲美國金球獎　中國新生代同樣「牆內開花牆外香」？

2月28日，出生於北京的華人女導演趙婷（Chloé Zhao）憑藉《無依之地》（Nomadland）奪得第78屆金球獎最佳導演、最佳劇情兩大獎項，成為歷史上首位獲得金球獎最佳導演的亞裔女性。

《無依之地》由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得主弗朗西斯·麥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主演。影片中的主人公弗恩（Fern）是一名已過不惑之年的婦女，在經濟大蕭條中失去了一切，從此便開始了作為一名現代遊牧民駕駛房車穿越美國西部的旅程。

其實早在2020年9月，《無依之地》在第77屆威尼斯電影節獲得最高獎項金獅獎，趙婷成為繼2003年李安的《色·戒》之後，第一個獲得該獎項的華人導演。趙婷這個名字也由此被更多人所關注，在此後近半年的時間裏，關於趙婷以及《無依之地》的討論一直沒有中斷。

不難發現，近期圍繞趙婷的討論，更多是聚焦於「華人女導演」、「生平經歷」、「關注邊緣人物」、「宋丹丹繼女」等身份標籤上。然而這個38歲年輕華人女導演突然頻繁地出現在大眾視野，無疑是讓世界的觀眾看到了中國新生代導演更多的可能性。

趙婷作為首位斬獲金球獎的華人女導演引來眾多觀眾的目光（高清大圖請點擊下圖）：

中國新生代導演強勢崛起

從千禧年開始，趙婷、文牧野、徐崢、陳思誠、賈玲等一批新生代導演憑藉獨特的電影風格不斷顯浮在觀眾面前，獲得越來越多的肯定和關注。畢贛、張大磊帶着他們的小眾文藝片《路邊野餐》（2015）、《八月》（2016）進入公眾視野；郭帆創新的《流浪地球》（2019）突破中國國產片類型；忻鈺坤的長篇處女作電影《心迷宮》（2013）、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2018）模糊了商業與藝術的界限，諸多新生代導演在主流市場持續爆發，創作出膾炙人口的作品。

縱觀中國大陸最高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來看，除了《美人魚》（2016）的導演周星馳、執導《紅海行動》（2018）的林超賢之外，其餘8位都是新生代導演，其中不乏吳京、餃子、郭帆、陳思誠、賈玲、文牧野等。越來越多的75、80後的青年導演才俊出頭，越來越多的後起之秀佔領着中國電影行業的半壁江山。

第五代、第六代導演處境尷尬

隨着中國電影市場和行業的發展以及觀眾狀態的變化，大陸電影市場急需類型豐富、內容充實的作品，這讓進入21世紀的中國第五代、第六代導演處境較為尷尬。

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創作意識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上世紀80年代，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理論界，其視野更多地放在如何才能讓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產生一定影響力身上。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第五代導演確實曾成功地將中國電影搬到世界的舞台。譬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1993）道盡了兩個憐人在中國特殊時代背景之下的悲歡離合，該片獲得第46屆法國康城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成為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獲得此獎項的華語電影；張藝謀執導的電影《紅高粱》（1988）對色彩的運用和對生命的詮釋相得益彰，榮獲了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等諸多國際影展獎項。這樣體面的成績無論是放在彼時亦或是當下的中國，都可謂是個傳奇。

亦因於此，這個時代的主流藝術創作都擅長講述中國的文化民族精神、講究影像美學、寓意性強烈，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點，反映在影片當中，沉重感不言而喻。

進一步言之以賈樟柯為代表的中國第六代導演，他們不自覺地受到第五代導演的影響，但基於此群體大多生活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傳統的製片廠體系開始瓦解，思想在舊觀念和新思潮的碰撞中尤為活躍。也導致他們更傾向於堅持自我的表達，忽略了與普世審美的交流，從而造就了藝術理想的烏托邦，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們處於電影的「邊緣」地帶。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常常被冠以「牆內開花牆外香」的盛名。譬如賈樟柯的《江湖兒女》（2018）在芝加哥國際電影節、康城電影節中大放光彩；王小帥的《天長地久》（2019）包攬了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銀熊獎和最佳女演員銀熊獎。但同樣的，在中國都面臨着票房慘淡的境遇，分別僅獲得不到7,000萬元人民幣、4,000萬元人民幣的票房「成績」，難免讓電影創作者們感到失望。

草草收場的票房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第六代導演依舊存在着與觀眾溝通的斷層，且這類現象在短時間內無法消除。

中國新生代導演的崛起是必然

相比第五代導演的厚重感、第六代導演的紀實感，在新世紀成長的中國新鋭導演借鑑了中國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經驗學，並對其進行突破以及嘗試，更能在藝術與市場中找到平衡，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風格。

中國新生代導演的身上沒有厚重的文學包袱促使他們高喊着美學主張，亦或是徹底反叛前輩的電影傳統理念。他們巧妙地運用現代技術適應分眾化的電影產業規則，運用多樣化的表現方式進行創作表達，擁抱觀眾以及市場，對他們而言這些似乎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照顧觀眾的觀影心態也並非刻意為之。

另外，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市場的日益開放也給青年導演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各類導演扶持計劃、電影節及電影展幫扶項目等都在為中國青年導演開放窗口，時代的種種特殊性給予了中國青年導演發展和成長的最佳時機。

與此同時，一些第五代導演選擇向商業化妥協，例如張藝謀為了順應市場規則，進而淡化個人的創作優勢，拍攝出惡評如潮的好萊塢「爆米花」式的《長城》（2016）；陳凱歌的《無極》（2005）不僅沒有幫助他成功進入新世代電影模式，反而將自身困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

中國上一代導演的創作在新時代碰壁的情況不在少數，這些現象無不引人反思。

毋庸置疑，中國電影新力量的確正蓬勃發展，但着眼於更廣闊的世界舞台，卻鮮有中國青年導演的身影，趙婷的出現無疑是給中國電影人打了一針強心劑。但事實上，如何做到牆內開花，牆內牆外都香，便是每個中國新鋭導演要思考的問題，在各種質疑聲之下，中國青年電影導演依舊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