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毛澤東如何改革弱小紅軍　絕處逢生成中國最強勁旅

解放軍的壯盛軍容與先進裝備乃舉世共睹，但其草創初期的前身中國工農紅軍，卻長期處於火力、兵力與物力均不如敵手的劣勢，很難讓人想象會存活下來。尤其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員與左派人士之後，中共被迫發起「南昌起義」建軍對抗卻慘遭失敗，軍士幾乎折損殆盡，各路武裝不是潰逃就是退守山區打游擊，一時之間，中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絕境，社會主義在中國看似已無前途可言。

當時潰散的紅軍連如何籌集糧食都莫衷一是，軍紀自然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共政治部秘書焦其愷便批評過「兵士任意放槍及亂打民雞者過處皆是」，時任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警衛隊班長的粟裕，也提及在南撤廣東的途中，「由於連續行軍作戰，部隊減員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堅定的戰士和幹部，對革命產生動搖，陸續離開了部隊，到達信豐一帶時只剩七八百人。因為部隊成分不純，加之基層黨員太少，沿途軍紀不好」。故如何整頓殘存的組織，遂成了紅軍存續甚至反敗為勝的當務之急。

此時，時任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有感於湖南起事的失敗，遂以「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新的共產黨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則，於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今江西省永新縣三灣鄉）重新整編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是為「三灣改編」。接着毛部與朱德領導的部隊於井岡山會師後，再合組為紅軍第四軍。而三灣改編的經驗，令中共首次將黨組織深入軍隊連部，並讓同級黨組織的書記開始享有與同級軍官平等的權力。乍看之下，這似乎會造成軍隊的指揮混亂，不利軍令與軍政推行。但在彼時紅軍四面楚歌的困局下，這反而強化中共「黨指揮槍」的準則，既延續了中共的政治壽命，也給了紅軍靈活頑抗的戰鬥力，不再是缺乏政治覺悟的普通農工大兵。

不過毛澤東的改編成效仍不夠顯著，因為彼時紅軍中仍存在着能干預作戰決策、甚至選舉軍官的士兵委員會，紅軍中對於實現「黨內民主」的形式亦存有意見，故在「黨指揮槍」和統合軍權等要事上爭論不休。尤其是被中共中央指定為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與前敵委員會下軍事委員會書記的朱德頻頻齟齬，個人能力強的毛澤東希望盡量集權，讓前敵委員會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機關；而與下屬打成一片的朱德，則主張要盡量吸取兵士意見。

這種爭端給紅軍帶來極為嚴重的存亡問題。尤其在1928年7月面臨國民黨軍圍剿的緊要關頭時，朱德帶領的紅軍第29團竟私自召開士兵委員會，決定離開井岡山前往湘南，連朱德都攔不住，不得不放他們離去。結果最後29團不是回家就是落草為匪，平白令紅軍喪失一股戰力。故毛澤東對朱德暗懷不滿，更不樂見這種極端民主化的作風蔓延。而當中共中央派遣劉安恭前去井岡山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後，又挑唆起對毛澤東的攻訐，結果引爆「朱毛之爭」，逼使毛澤東一度離開紅四軍。

與朱德同鄉的劉安恭，刻意讓軍事委員會決議「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企圖架空前敵委員會與毛澤東的權力，並批評毛澤東是「書記專政」，而認為軍隊必須統一管理的毛澤東自然不甘心。1929年6月，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就前委與軍委的分權問題展開激烈爭執，毛澤東遞交書面意見，強調「前委軍委是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承擔，陷於不生不死狀態」，還揚言「我不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而朱德也寫了公開信，表明對毛澤東主張的反對：「此口號——黨管理一切——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認定這將導致紅軍與中共脱離群眾。

結果在陳毅趕來擔任紅四軍代理前委書記並召開該軍的黨代表第七次大會後，既同意了毛澤東前委下不設軍委的主張，但又判定毛澤東「英雄思想，固執己見」，又批評朱德「相信私人；有迎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將倆人各打五十大板地判處警吿。毛澤東不滿地表示要離開紅四軍、日後再往蘇聯留學。不過在陳毅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問題之後，事情便起了轉折。

1929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由陳毅、周恩來、李立三等人討論定稿的「九月來信」給紅四軍，指示「紅軍不是與工會農會同等的組織，他是經常與敵人在血搏狀態中的戰鬥組織，他的指揮應該集中。固然紅軍的兵士應該以政治教育發動他們自覺向上，但絕不能動搖指揮集中這個原則。軍隊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導下存在，並且實行的限度必須依據客觀條件來決定伸縮，不應漫無限制，以妨害軍紀之鞏固」，形同支持毛澤東的主張。

此外，信中還提及「黨代表名稱應立即廢除，改為政治委員，其職務為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軍隊政治領導，副署命令等。軍政治委員可由前委書記兼」，並指示繼續由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毛澤東乘勝追擊，於1929年12月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也就是「古田會議」，決議強化黨對軍隊的深入控制、紀律待遇、以及政治委員的權責歸屬，務使紅軍脱胎換骨成一支聽命於黨、又能宣傳、又有思想、又善作戰的精兵，肩負政治與軍事的雙重使命。此後，古田會議的決議被其餘地區的紅軍效法，中共中央也有意推廣古田會議的經驗，遂令各地紅軍的面貌煥然一新。

部分人以為古田會議只是單純伸張了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但就組織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確立了前敵委員會在作戰時的最高地位，不致令紅軍再發生內部分裂，同時軍政與軍令也得以合一，讓長期處於游擊戰、運動戰、無廣大富裕根據地的紅軍，能隨時靈活地作戰與籌集資源。即便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也將前線大軍交由「總前敵委員會」領導，負責調度各股解放軍聯合作戰，既避免了像蔣介石般事事都要親自部署、結果卻不明戰場實況的弊病，同時又能以黨的權威隨時召回總前委回中央匯報，以利掌握軍隊和優化決策。

因此對於「黨指揮槍」的解讀絕不應只停留在政治層面，對「朱毛之爭」的審視更不能流於表面的人事鬥爭，這是牽涉處境如履薄冰的紅軍如何改革、乃至中共如何藉助軍事力量革命的大問題。而毛澤東對紅四軍組織的鋭意革新，正是挽救與大為提升紅軍戰鬥力的關鍵處方，令紅軍得以蜕變成有別於舊軍閥的勁旅，歷經多次反圍剿戰、長征乃至抗日戰爭都屹立不搖，陣容還日愈擴大。但最重要的是，中共始終牢記替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使命，並將此精神貫徹到軍隊中，令中共與解放軍一直能獲得遠比國民黨還多的民間支持，這才是讓中共屢屢絕處逢生、最後進而擊敗國民黨的秘密。一旦忽略了這項根本因素，那便不可能完整地評價中共軍事成長、乃至革命成功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