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九十周年　探索抗日之外的「歷史正義」

發生於1930年的霧社事件，為台灣日據時期最大規模的一起原住民族（賽德克族）武裝抗日事件。由於殖民當局以飛機、山炮、化學武器（毒氣）等手段進行軍事鎮壓，起事六部落的死亡人數超過總人口（約1,500人）的一半以上；加上利誘、放任與主事部落有矛盾的「味方番」襲擊收容所（第二次霧社事件），使得起事六部落倖存人數僅剩298人。

10月16日上午，台灣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舉辦「歷史研究與轉型正義：霧社事件九十周年座談會」，期望在事件即將屆滿九十周年的前夕，從抗暴、抗日民族主義的角度之外，重新看待、紀念這一事件。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巴干．巴萬（Bakan Bawan）表示，作為霧社事件主事者莫那．魯道（1880—1930年）的外曾孫女，出生、長大於南投縣仁愛鄉清流部落（當地為霧社事件倖存者的居住地，日據時期稱為川中島），自己成長史也是清流部落發展史的一小部分。迄今研究霧社事件始末的專家遍及海內外，到部落實地踏查的學者依舊絡繹不絕，不過由於賽德克族並無文字符號得以去記錄90年前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時，口傳成為延續歷史故事的方法。雖然經歷過或知道事件始末的長老都已凋零，但所幸有這麼多的學者願意繼續投身其中，無論是通過訪談記錄，或以羅馬拼音撰寫故事，均是留給後人最好的禮物。

台灣東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兼任委員蔡志偉（Awi Mona）在發表專題演講《霧社事件與轉型正義》時提到，當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主張和發言多被忽略、曲解與壓抑，如何期待原住民能建立積極且正面的自我認同？原住民無法習得或了解自我族群在歷史洪流中所遭受的苦難、損失及其如何對抗之歷史，又該如何建立世界觀、學習抵抗，並且了解生存？

蔡志偉認為，在現行的國家法律框架中，結合了物種進化論與文化階段的發展敘述，從詆譭、污名化原住民文化開始，指稱原住民是「原始」（primitive）、「次等」（inferior），先破壞其維持生活方式的物質與精神條件，當原住民想要參與主體社會時，再以排擠與負面歧視性的態度或行為響應，進而確立統治（殖民）者種族與文化的優越性。他批評，從日據時期、台灣光復迄今，法律作為一項乘載特定政治目的工具，目的就是排除和消滅原住民，於是形成「排除—原住民運動—包容」的循環往復。他強調，只有在歷史「轉型正義」工程中，確認「不法國家」與「行政不法」的時候，才能進行賠償、返還與回覆；關切原住民族過去因殖民統治及其土地、領域與資源被剝奪等因素，所遭受的種種「歷史不正義」，才能鞏固原住民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文化、精神傳統、歷史及哲學的固有權利。

台灣中興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慧先發表《由霧社事件歷史記憶看原漢關係》一文時指出，事件發生當天（1930年10月27日），住在台中豐原的張麗俊（1868—1941年）和霧峰的林獻堂（1881—1956年）就已獲知並留下紀錄，同年底，蔣渭水（1888—1931年）等人在台灣民眾黨中常會上提出的綱領中，其第十九條就是：「反對一切阻礙生蕃之民族的自由發展」。此外，甫於1928年成立的台灣共產黨中，有人甚至認為霧社事件是台灣革命高峰來臨的前兆，主張應以台共的名義發表聲明、支持霧社的武裝起事，卻遭到領導人謝雪紅（1901—1970年）以台共剛建立、基礎不穩，黨員缺乏戰鬥經驗，貿然公開聲援將遭到毀滅性破壞的理由加以否決。

有了漢族的文字記載，賽德克族反而噤若寒蟬。陳慧先研究發現，1931年日本殖民當局邀請川中島的餘生者參加「和解式」，並以曾參與事件為由逮捕其中23名族人，進行秋後算賬。所以，即使台灣光復後於1953年完工「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1954年出版的《台灣省通志稿》的「反日行動」中，亦給予霧社事件以「抗暴、抗日民族主義」的論述，但賽德克族卻絕口不提霧社事件，長老們甚至心有餘悸。

中研院台史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顧恒湛則從霧社事件紀念碑談起，提到弱小民族在殖民統治下的抉擇困境，甚至帶來族群內的矛盾與紛爭。霧社事件後，日人為緬懷與紀念死難的軍警及其家屬，建造了「慰靈紀念碑」（霧社事件殉難殉職者之墓）與神社，並栽植五千株櫻花樹增添風景，目的是要規劃、打造新的地景，儘快掩飾事件後殘破的景象，覆蓋事件後心理創傷與「理蕃」政策的失敗。

到了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的1950年，南投縣仁愛鄉首任鄉長高永清商請善心人士建立「餘生紀念碑」、拆除日人神社；1953年又改建為「碧血英風」牌坊與有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落款的「霧社起義殉難山胞紀念碑」。隨着吳國楨傳出貪污醜聞，加上批評國民黨政府搞「一黨統治」，紀念碑正面碑文又改為「霧社山胞抗日起義紀念碑」，落款變成台灣省主席黃杰。顧恒湛總結，紀念碑屢屢改建彰顯國家刻意操弄記憶政治的身影，所以要如何清算殖民歷史與「歷史正義」，確實非常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