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建設台灣首條鐵路 「台灣鐵道之父」究竟誰屬（下）

近年台灣受「轉型正義」風潮與重新修訂課綱影響，對於過去一些歷史採取顛覆性的解釋。許多現代人批評，劉銘傳治台期間興建的鐵路，不僅興建質量不佳，物料經常被民眾偷竊，亦未考慮路線是否合理，隨意變更路線或取消隧道，甚至不顧地質條件執意興建，使得大雨沖刷後路基流失嚴重。這些批評使得清代台灣鐵路似乎一無是處，「台灣鐵道之父」也變成了日本人。
其實這些人都犯了「以今非古」的毛病，即以21世紀的科技標準和眼光批判劉銘傳，然而，當時的美國使節與日本總督府官員不僅沒有否定劉銘傳在興建鐵路的貢獻，反而對他評價甚高。
此前《香港01》已刊出《建設台灣首條鐵路 「台灣鐵道之父」究竟誰屬（上）》，今刊出下篇。

美國駐淡水領事：台灣鐵路具參考價值

台灣歷史學家尹章義指出，近年台灣流行讚揚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貶抑劉銘傳過於偏頗，亦不符合時人對劉的評價。他引用美國駐淡水領事代辦德衛生（Janes W. Davidson，1872—1933年，又譯為達飛聲）在其著作《台灣的歷史與現況》（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的第十七章《進步的台灣：中國的一省，1886—1894》（Progressive Formosa: A Province of China, 1886—1894）稱「台灣政府鋭意發展實業，在全島上實施種種建設和改進，卻是很可欽佩」，並指出劉銘傳突破清代官吏的守舊和風水迷信建了鐵路：「當時全清國還沒有一條官辦的鐵路，劉氏卻在台灣先造一條。……現在清國各處正在討論建築鐵路的問題，我們報吿在台灣築路的情形，也許可供參考的價值」。尹章義表示，德衛生用了13頁的篇幅敘述劉銘傳推動台灣現代化的事業（原書頁243至256），敘述邵友濂和唐景崧僅只有11行（原書頁255至236），顯見對劉氏治台的極高推崇。

美國公使：台灣是中國最進步的一省

過去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認識台灣》中，綜合評價劉銘傳治理台灣期間的種種政策，稱劉將台灣打造成「當時最現代化的行省」。然而，這樣的說法卻受到有心人士無端攻擊，誣指為國民黨政府捏造的政治神話。事實上，原話實出自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Harvey Denby，1830—1904年），他於1888年訪台時寫下對劉氏新政之評價：

台北府域的街道寬闊，按照西式佈置。城內已有電燈設備，巡撫街門內電光通明。淡水至福州口間的海底電線，既已安設竣事，台灣境內的陸上電線，也已經由基隆向南敷設，且已通至台北。台北府城附近，設有機器局，專制槍彈武器。有西式機器設備的鋸木廠，鋸裁建造鐵路的木料。府城內設有新式學堂一所，兼授西學。人力車則購自日本，供作台北府與大稻埕間的交通工具。……所有這些新政，完全是出於台灣巡撫的開明措施，清廷不甚過問，由劉銘傳獨任艱鉅，以實現其建設台灣鞏固海防的理想。台灣在目前是中國最進步的一個省份，當局正在進行一連串進步的建設計劃，假如其進行的結果順利，必然大為刺激商務，大量增進貿易。……劉銘傳如果真的嘗試成功，其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因此促使中國大陸各地仿照施行，隨而為中國帶來無限的進步。

台灣總督府評劉銘傳：台灣鐵路的先驅者、始祖

不單單美國人，連當時統治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亦對劉銘傳極盡推崇。由台灣總督府鐵道部於1910年出版的《台灣鐵道史》對劉銘傳測量規劃、興築台灣鐵路有頗多讚譽：

銘傳屢次奏請，有鋭意釐革設施之意。……銘傳之事業中最著者，擇採歐美文明之交通事物，創興鐵路築港之工程，……前後逐漸開始辦理以利海陸之交通、嚴防備、興產業、鋪設鐵路裕通台南台北聯絡東北岸之基隆港，而請外國之專門技師詳細完成測量，結果測量數條路線，最後確定之路線之工程預算為一千五百萬弗雲。……一為使蕞爾之彈丸孤島成為南部七省之屏蔽，以期為中國大陸引導文明事業之模範……最後不見全線通車成功而中途卸任，誠為可惜。

1931 年，台灣通信社社長田中一二為慶祝台北設市十週年，出版《台北市史一昭和六年》時，仍然盛讚劉銘傳：

英傑劉銘傳，根據其所奏呈的方策，於光緒十一年（1885），將台灣改為一行省，任命他為台灣巡撫，有賴鬼才縱橫之其手腕，使其刷新改革台灣之統治……導進新式西洋文明，在統治設施上也斷然實行許多新改革，使面目完全改觀……由於其斷然鋭意實行的新改善設施，有失於太過急遽，在財政上或者在統治上，都受到官場的非難抨擊，民間也聞有怨嗟之聲等，因受四周圍的事情所嫁禍，劉銘傳終於馬失前蹄，但是，其名將永垂不朽，可能永久都不致於被遺忘。

台灣總督府評劉銘傳：台灣鐵路的先驅者、始祖

曾任台灣總督府鐵道部庶務課課長的渡部慶之進，因其業務範圍，累積不少關於鐵道的專業知識，對台灣整體鐵道規劃亦有深入了解，遂於1939年出版《台灣鐵道讀本》，將劉銘傳尊為台灣鐵道的「先驅者」：

台灣在我國接收之前已經有鐵路存在的事實。亦即在接受之前的明治二十四年、公元1891年於清國政府手中完成的鐵路，在本島北部的一角開始營運的事實。……此事足以和建設明治新政府的先知者早於建國倥傯期，決議建設京濱鐵路（東京—橫濱，1914年通車營運）的事實相提並論，確實是劃時代、破天荒的一大壯舉。一般而言都以無能來論斷清國執政者，但在這裏必須承認惟有一個人例外，亦即只有他才是我們台灣鐵路的始祖，同時也是台灣近代史上獨一無二的卓越執政者——台灣巡撫劉銘傳。……因此一想到本島已經搶在母國中國本土之前鋪設鐵路，如今我們不得不對劉銘傳的高瞻遠矚深感折服。

昔美日皆盛讚的劉銘傳 何以在今日這麼不堪？

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1863─1925年）在《台灣文化志》中，引用了德國史學家Ludwig Riess（1861─1928年）的說法評價劉銘傳：「彼熱中於開進主義之士，1891年（光緒十七年）至辭職歸故山六年之間，將近世工藝之恩惠努力佈於中國東方之一孤島，如此講到劉銘傳，在歐洲其名亦不空。」日本的經濟學者兼殖民政策學者矢內原忠雄（1893—1961年）在其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中，亦肯定劉在台灣的建設：

劉的使命，是自行資本主義的開發台灣，以謀富國強兵，借抗資本主義列強的野心。他的事業，諸如基隆新竹間鐵路的建築、汽船的購入及沿岸與大陸、香港、新嘉坡、西貢、菲律賓間的通航、郵政制度、樟腦專賣、『理番事業』都是為了完成這一使命。

回到修築鐵路的議題上，台北─基隆段鐵路於1891年、劉銘傳卸任後不久完工，劉主政台灣僅僅6年；而日本人完成的縱貫線鐵路則是於1908年通車，此時已是日本統治台灣的第14年，兩者在時間上差距了一倍有餘。況且，清廷是在財政拮据的情況下勉為其難支持劉防禦海疆的新政，與明治維新後高度工業化、積極投入基礎建設以鎮壓武裝抗日的台民先烈，只為榨取台灣資源的日本帝國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在弱化、忽視劉銘傳事迹，並致力將「台灣鐵道之父」的頭銜冠給長谷川謹介的同時，其實也欠缺台灣迄今在歷史論述上的嚴重缺陷—「解構殖民」。在年代前後不一、治理時間或長或短、綜合國力落差極大等條件對比下，不但顯示兩者興建的鐵路缺乏可比性，甚至歌頌強加給台灣的殖民統治，形成服從帝國主義的剥削與壓迫、甘於為其服務的「現代化」表象。試問，這樣的心態如何能稱得上「獨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