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洪災】古文物陷空前危機　熬過千年歲月如何熬過洪澇侵襲？

根據《新華社》於2020年7月20日的報導，中國國家文物局已粗估截至7月16日為止，江西、湖南、安徽、四川、廣西、廣東、湖北、重慶、福建、貴州、浙江等11個省份，因近日連續強降雨與洪災的緣故，已有五百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受損，其中涵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6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87處，損失委實不可謂輕。

譬如始建於明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的安徽黃山市鎮海橋，於7月7日遭沖毀，黃山市文化和旅遊局因而心痛地宣吿「不讓一塊鎮海橋石去『流浪』」，表態定會原樣修復；翌日，則是建於南宋的江西婺源彩虹橋也被沖毀橋面。還有湖北襄陽古城的城牆亦有局部坍塌。至於時代較近的文物，如四川阿壩州紅軍長征遺跡的達維會師橋、廣西桂林李宗仁故居等亦未能倖免，都先後遭遇被沖毀與垮塌的噩運。

文物是人類發展長河中遺存的結晶，任何一次損失都會減損後人認識歷史的渠道，因此預先保存與修護始終是不輟的艱辛事業。況且因洪水等天災導致文物受損的事例已非首次，譬如前述的江西婺源，在1998年大水的侵害下便有不少古建築遭沖毀。因此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喬雲飛表示希望能建立古建監測常態機制，還有針對洪澇災害整治古建築與遺址周邊環境，以達成防洪排澇的作用。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萬金紅亦撰文呼籲，中國應迅速制定文物防洪減災的具體方案，如此才能對文物在災變中的各種險情預先提出應變措施。

某些文物早在修築前便已預先考慮過洪災的威脅，譬如北京紫禁城，五百多年來幾乎沒有暴雨成災、積水成潦的記錄。因為紫禁城周邊開挖了寬約52米、深約6米的筒子河，既有護城功能，又兼具調蓄洪澇的作用，其蓄水容量高達118.56萬立方米。此外，紫禁城具備完善的溝渠網絡，地面明溝暗渠的所有水流全都會匯聚至太和門前的內金水河，最後再從東華門南隅流出與外金水河匯通，這使得全城幾無排水遲滯的問題發生。如此科學的精確設計，至今依然眷顧着紫禁城，使其在多回暴雨的淋打下始終安然無恙。

還有這回受損的襄陽古城，其在歷史上其實也已多次因洪水或淹或毀，如唐代「襄州漢水暴溢，壞州郭」；後唐時「襄州江水大漲，水入州城，壞民舍」；明代「襄陽大水，漢水溢，嚙新城及堤，潰者數十丈」；清末亦有「暴雨，山洪沖毀城牆」的記載。因此歷代王朝，在城池外泰半還會多興建一道護城堤以防洪，襄陽自然也不例外，另外還修建許多堤防。然而由於戰亂或疏於修護的因素，使得襄陽古城的堤堰未必能時時發揮作用。再加上歲月已久，流速極快的洪澇會對古建築形成極強勁水壓，如此一來便無法保證古建築能全身而退。

至於更古老、結構更脆弱的遺址，比方約建於公元前3300—前2000年新石器時期、於2019年入選為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的浙江杭州良渚古城，便更需要現代科技的修護才能免於洪水威脅。儘管良渚人曾修築不少防水壩，不過已不適用於當前，因此多年前中國官方便針對古城核心區圍圩電排以排除積水，周邊的東苕溪、前山港、良渚港亦蓋有防洪堤，北側的西險大塘更多次加固，肩負保護古城與整個杭州免於水患的重責大任。

但古文物若不幸因洪水受損，又該如何修復？若是書畫等紙類文物的話，光是清洗除污便是極大考驗，水溫幾何、水壓多快、次數多寡，都會影響墨跡與顏料的保存。而如何訂製與文物質料近似的紙加以修補，使文物達到「修舊如舊」的面貌，亦是十分困難的事。

至於無法移動的古建築，首先得儘量尋回散落的材料，比如黃山鎮海橋，黃山市文化和旅遊局、黃山市水利局等多個單位已聯合發佈打撈公吿，將盡力尋回被大水衝落的構件與石料，待材料齊備後便可動手修復。不過若是更易受潮變形的木結構建築、甚至有彩繪的部件的話，其修復將更費一番功夫。如何「嵌膩子」、如何調製顏料、如何披麻掛灰，都在在考驗着文物修復者的眼力與經驗。

基於幾千年來中國大地上的天災始終未間斷，使得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於今（2020）年6月16日召開「不可移動文物自然災害風險評估與應急處置研究」項目的啟動與實施論證會，計劃以更積極的方式保護古文物。只可惜洪澇來得又急又大，令部分古文物還等不到完善方案便遭逢浩劫。

中國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亦坦承：「我國文物、建築學界對文物建築的保護研究集中在建築格局、形制、結構等方面，對文物自身具有的防災抗災功能作用關注不夠，未能形成系統的文物防災理念和技術體系」。因此日後得開展更多針對文物防災排險的研究。畢竟即便某些古建築具備良好的防災防洪設計，但在滄海桑田的地理形勢轉變下，極端氣候的形成機率愈來愈大，故難保能永遠屹立不搖。唯有利用先進的現代科學，再輔以古人的傳統工藝，才能最大限度地延續古文物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