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禁酒防疫？　追溯影響後世酒政的西周《酒誥》

近日來，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不斷增加，特首林鄭月娥於3月23日宣布，將修例規管持有酒牌的酒吧、食肆和會社，停止售賣酒類飲品。此消息一出，隨即引發 「治標不治本」等質疑，也有許多餐飲業界人士擔憂生意受影響。回首過往中國歷史上的禁酒令，其實大多與防止疾病傳染無關，而是出自整頓民風、維護社會秩序、以及不浪費糧食的考量。

酒到底是何時、又是由誰發明，至今已不可考，但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在上古時期就已掌握釀酒技術，且酒在祭祀、日常生活等場合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酒雖能助興，更可以帶來文學藝術上的靈感，但也容易釀成大錯，造成許多令人遺憾的意外事故，因此隨着酒的普及，禁酒令也隨之誕生。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禁酒成文法，是《尚書．酒誥》。武王伐紂（公元前1046年）勝利後，周人總結商王朝亡國的原因之一就是太愛喝酒，不僅殷商貴族嗜酒，大臣也都酗酒成風、荒於政事。周公旦之弟康叔封，因獲封衛君將駐守管理殷商故地與遺民，而該地多承襲過去殷商以酒為樂的民風，因此周公特地寫《酒誥》告誡他不可放縱飲酒。《尚書．酒誥》載：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音同幣，誥毖指教訓、告誡）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周公在文中藉父親周文王（公元前1125－前1051年）告誡諸侯只有在祭祀時才能飲酒，且千萬不能在喝酒時失去了道德（不得酗酒），否則上天將會降下災禍，並要謹記殷商的教訓、不要步亡國的後塵。

《酒誥》後半段則是要民眾用道德約束自己，做到「德將無醉」認為有德性的人是不會放縱自己喝到醉，以此整頓民風。並規定要減少、降低酒的生產量，因為先秦時代多用糧食來釀酒，這在生產技術還相當落後的古代來說，釀酒其實是一種浪費穀物的行為。文末更警告老百姓，要珍惜食物不要過度飲酒，如被發現聚眾飲酒者，通通以死刑論處。

《酒誥》對於禁酒的規定，幾乎被後世承襲下來，成為禁酒準則，往後的朝代所訂定出的禁酒令，也多半在此基礎上發展。如漢初丞相蕭何（公元前257－前193年）曾「禁群飲」：「三人以尚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就是在整頓民風的基礎上，避免民眾因喝酒私鬥鬧事而制定。到了東漢末年更是出現各種因禁酒令衍生的趣事，比如曹操（155－220年）同樣出於糧食與民風考慮，下令禁酒，並與反對禁酒的孔融（153－208年）為禁與不禁寫了多篇辯論文章。

不過相信比起《三國志》，民眾還是更熟悉《三國演義》裏張飛因酒誤事的橋段，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第十四回：呂奉先乘夜襲徐郡（指徐州，今江蘇省北部與山東省東南部）。劉備將徐州託付給張飛，並再三交代張不可喝酒。但劉備離開後，張飛為避免飲酒失事，反而邀請下屬一同飲酒後，再戒酒守城。但曹豹在酒席間觸怒張飛到鞭打，於是心懷不滿便派人將徐州軍情泄漏給呂布，讓呂布順利拿下徐州。張飛飲酒誤事不僅丟了城池，更讓劉備家眷為呂布所得、成為人質，後果不可不謂嚴重。

受到胡風影響的唐代，禁酒令又有不同的新規定。唐高祖李淵（566－635年）雖「以谷貴禁關內屠配」，因糧食價格問題下令禁酒，不過從唐太宗到唐玄宗當政期間（626－762年），禁酒令各有鬆弛，但基本不禁止群飲。不過據《唐令拾遺．選舉令》載：「諸癲狂酗酒，皆不得任侍衛之官」，要是飲酒過度可是會影響仕途。安史之亂（755－763年）也影響唐代的酒政，朝廷一邊禁止釀造、販賣酒，另一邊則是對酒課以重税，到了宋代，酒税成為朝廷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

現代政府為減少民眾喝酒鬧事、酒駕，也像過去般推出各種禁酒、限酒政策，比如嗜酒如命的俄羅斯人，在總統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陸續推出嚴格的酒精限制政令，如禁止商店於晚上23時後售酒、限制酒精濃度不得超過40％以上等，已有效降低俄羅斯人年均飲酒量，酒後鬧事的事件也有所減少。看來直到今日，如何在不影響民眾喝酒自娛的限度下，有效控制因飲酒帶來的社會問題，仍是政府在維持社會治安時的首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