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日據初期台灣鼠疫肆虐 融合帝國殖民主義的防疫制度
自湖北武漢爆發的新冠肺炎在全球持續蔓延，截至周三（18日），台灣已錄得累計100宗確診病例。為了避免傳染病進一步擴散，對從疫情流行地區入境與非流行地區的境內檢疫顯得十分重要。其實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就已經相當注重檢疫工作。
台灣在日據時代以前，因為氣候環境、醫療衛生條件落後，讓各種疫病在島上橫行。據英國駐台領事人員留下的報告，1888年台灣北部霍亂大流行，造成約2,000人死亡。上海《申報》也載：「台北大稻埕地區，每日死亡數十人」，可見台灣傳染病之猖獗。
台灣島上的疫病威力究竟有多厲害？1895年征台的日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根據日本人留下的文獻顯示，當年進攻台灣本島的日軍合計有3.7萬多人，在長達6個多月的乙未徵台戰役中，造成515人受傷、164人死亡，但死於傳染病的日軍卻高達4,642人，從此讓日本人對台灣島上流行的傳染病有了深刻印象。
日本剛殖民台灣不久，隨即傳出零星的鼠疫疫情。1896年，一艘來自福建廈門的帆船將鼠疫帶到台南安平港，同年9月，鼠疫北上傳入台北，並於1897年3月在中部鹿港（彰化縣鹿港鎮）爆發大流行，之後蔓延至全島。據統計，1897年至1901年間，鼠疫患者有10,175人，死亡人數有7,922人，死亡率竟然高達77.85％。儘管總督府採取相關的防疫措施，但因台灣與中國大陸仍保持頻繁的貿易往來，無法馬上杜絕鼠疫。
同時總督府也於1896年着手建立台灣衛生醫療設施，採用後藤新平（1857－1929年）的意見，設立「公醫制度」，即在全台各地配置醫生，並與警察一同從事各項醫療衛生相關業務防疫，除了防治鼠疫、天花、傷寒、瘧疾等重大傳染病外，還進行鴉片成癮者診斷、災害緊急救護、環境清潔消毒、天花種痘、為娼妓檢疫、驗屍與精神診斷等工作。
為了增加、培養疾病防治人手，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今台灣大學醫學院）採用公費制度，規定公費生畢業後5年間需從事總督府指定之職務，於是這些公費生成為1908年以降公醫的主要來源之一。如台灣作家楊雲萍（1906－2000年）的父親楊敦謨，自醫學校畢業後，來年即奉總督府指派至新竹州竹南郡後龍莊（今苗栗縣後龍鎮）任公醫。公醫除了執行上述職務外，平時也能開業收取診療費。在檢疫的過程中，日本警察除通過巡邏發現患者外，還扮演強制將患者送到隔離醫院的角色。
當時台灣總督府所設置的防疫體系，是建立在醫學與警察、保甲制度（日據時期總督府以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協助日本警察管理基層社會）上，一旦發現有感染的相關症兆，必須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提報，在「健康者集體隔離所」進行隔離觀察。確診後，患者與其家屬都需要居家隔離，病患住家門口也會駐警嚴加看守、禁止患者外出，避免疫情擴散。
與台灣島上的疫病抗戰時，日本人相當看重地方上的「消毒清潔法」，曾於1900年在台北縣（範圍為今日的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與桃園市東半部）擔任公醫的日人清澤實在報告中提及：「發生某傳染病之際弁務署施行檢疫是適當，但當時如果公醫不在場、不通知公醫，而是由所謂的非醫師執行檢疫……縱令他們有對消毒法施行多少研究，也有遺漏的地方……例如鼠疫發生的房屋最緊要，對此房屋執行消毒法時，應該讓公醫在場，傾聽公醫的意見……公醫了解藥物等功效，尤其實行檢疫，可防止藥物浪費，功效更為確實」，主張應由具有專業知識的醫師在場協助消毒，防疫才能更加確實。
1901年鼠疫大流行時，檢疫並不僅限台灣島，連離島都有采取相關的船舶檢疫措施，當時有位在澎湖廳小池角（今澎湖縣西嶼鄉）擔任公醫的中島久，特別針對從台南各港口出發，來到媽宮（今澎湖縣馬公市）的船隻進行檢疫，並在過程中發現兩名鼠疫患者：
「台南縣（今台南市）內發生鼠疫，仔細檢疫自流行地區來的船舶，但不幸於四月八日發現乘坐從安平港來的氣船回老家的外出工作者中，發現二名鼠疫患者。當局者因為鼠疫侵入從來未發生過的地方而大為警戒，嚴格執行預防消毒法來防止鼠疫的擴大……到媽宮來的每一班船中就有幾百個回鄉者，因此，有輸入鼠疫病毒之虞。如此一來，台南鼠疫流行地跟當地在預防上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而更嚴格地執行對回鄉者的檢疫，以防止鼠疫病毒輸入當地。」
1901年後，幾乎年年都有許多因鼠疫而亡的患者，是總督府公告的法定傳染病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種，直到1917年，鼠疫才完全消滅。這是因為總督府採用兩種方法，成功杜絕台灣島上流行的鼠疫，一是在全台各港口設有檢疫與滅鼠裝置外，總督府特別規定禁止大陸向台灣輸入舊衣服、舊麻袋等容易沾有細菌之物品，防止鼠疫桿菌傳入台灣。第二種方式就是獎勵民眾捕鼠。
儘管台灣自清代沿襲下來的陋習，如纏足、吸食鴉片等，都在日據時期逐一獲得改正，日本也帶給台灣許多新式的醫療實驗、藥物與技術，克服各種傳染病。但日本人對台灣的公衛制度如此積極，是因為把台灣視作日本帝國的資產，出於統治者的殖民需要所設置。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西方證明日本已是個如同歐美般的「文明現代化」國家，已經能夠使用「文明的力量」來克服台灣島上的各種自然環境的挑戰。日據時期，日人習慣在空間分配時劃出一條線，將日人與台人的居住區隔開來，就連疫病大流行時都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是以防治疾病的角度出發，因為病毒或細菌對人體進行感染並不因為血緣、種族、國籍或信仰有所區別，這種做法更突顯了連傳染病防疫都流露出一股「日優台劣」的殖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