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探秘】意外的新發現　或將解開三星堆文化起源之謎

央視於2020年2月8日播映的《開講啦》節目，邀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作為嘉賓，介紹距今約4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之最新考古動態。由於2019年12月，三星堆文化赫然發掘出三號坑之後，迄今仍無完整的報告或進一步消息，因此雷雨的介紹，替好奇的外界帶來第一手資訊。

雷雨提及自己當時在二號坑附近的一條探溝發現個灰坑，往下試掘了約1米深之後，竟意外地發現土裏露出青銅器的一角，「這個是我們沒有料到的」、「但是什麼器物呢？我們都不認識」。剛巧已退休的三星堆文化一、二號坑主要發掘者陳德安，亦因開會之故而在附近，聽聞這爆炸性的發現後也立刻趕赴現場。待陳德安下坑一摸，脱口喊出「是大口尊，沒問題」，眾人這才恍然大悟，於是開始擴方挖掘。4天後，長約5.2米、寬約2.2米、方向與大小與二號坑幾乎一樣、被雷雨形容為二號坑「孿生兄弟」的三星堆文化三號坑，就這樣自沉埋千年的歷史中，再度呈現於世人眼前。

三星堆遺址位於距四川省廣漢市城西7公里的鴨子河畔，屬青銅時代文化遺址。由於其古域內三個起伏相連的三個黃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遺址年代為公元前2800年至前1100年，一期為寶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為三星堆文化，四期為十二橋文化（古蜀，主要遺存在金沙遺址）。

由於多年來考古學界對於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分期、傳播範圍、與周邊文明的互動關係，以及一、二號坑的性質始終存有歧義，尤其兩坑出土大量青銅器、玉器、金器、象牙器，但曾遭刻意打碎與焚燒，故更惹得學者們想探究時人此舉的原因。如陳德安、陳顯丹等學者認定一、二號坑為古蜀人在大型祭祀活動後所遺留的祭祀坑。還有學者從坑裏埋藏的象牙堆積來推斷，這與四川巫山大溪文化一樣，都是用來咒殺他人或鬼神用的「厭勝」坑。

部份學者則主張這應是墓葬坑，或是古蜀國君王駕崩後、生前使用器物的埋藏坑。學者徐朝龍的觀點則最特別，他認為這兩坑根本就是杜宇王朝消滅魚鳧王朝後，將後者的宗廟重器全銷燬埋藏。學界還另有個較類似的見解，則以為這是新任君王出於忌諱的緣故，故燒埋前王器具的「不祥寶器掩埋坑」；或是三星堆文化面臨生存危機時，不得不毀埋寶器的「亡國坑」說。此外，亦有學者認為這是不同部族間用來盟誓的犧牲坑。

雷雨說道，長期以來學者覺得「祭祀坑說」不太合理，畢竟這兩坑的器物「應該是古蜀國的全部家當……如果僅僅是為了祭祀，而把它全部砸爛，然後再投入坑內，這完全就是一種自毀武功的行為」，因此許多人傾向「亡國坑」說，並認為三星堆文化衰落後，可能遷徙到成都地區十二橋文化的金沙遺址去。但三號坑的出土，讓「祭祀坑」說頓時佔了上風。「因為一次性出現3個亡國坑的機率應該是不大吧」，雷雨解釋：「如果還有四號坑、五號坑、甚至六號坑，那怎麼辦？那它就完完全全地支持──這些坑就是嚴格意義上的祭祀坑」，「說明這個國家，視祀如命」。

對大眾而言，恐怕不大明白三星堆文化的3個坑屬於什麼性質，究竟有多重要的意義。但若知曉出土眾多精美器物與城牆的三星堆文化，竟仍未發現青銅器作坊、城門、王陵區在何處，便能理解這些坑代表探索三星堆文化興亡的重要線索。而更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的風格與中原夏商文明差異極大，是衝擊「中原中心論」最有力的證據，替中國文明「滿天星斗」、「多元一體」格局做了燦爛的批註，因此若能解開三星堆文化的起源謎團，自然也能替中國文明的摶結形塑過程增添新認識。

1929年三星堆文化的玉器出土、1934年美籍考古學家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年）率隊發掘之後，囿於傳統黃河乃中華文明搖籃的舊說法，許多學者儘管看出該文明的類型與中原不太一致，但仍以為這是受中原王朝輻射催生的地方文化，並以「廣漢文化」命名之。直到1986年埋有青銅面具、青銅神樹、黃金面罩、青銅大立人等器物的一號坑出土，這才轟動學界，並顛覆舊有認知。

曾在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批評「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與「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的學者蘇秉琦，以「區系類型」說，定義中國上古實有6大文化區系，並推論中國是歷經「古國方國帝國」的階段才慢慢成形，藉此抨擊貶斥地方史、邊疆史、少數民族史的大漢中心主義，同時指出三星堆文化是方國，且「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這種突破性的見解，加上考古證據的堅實支持，令盛行學界多時的中原中心論就此漸衰。畢竟中國大地何其廣袤，各地文明類型相殊，絕不可能俱是中原王朝影響下的後進產物。

不過蘇秉琦的觀點絕非要解構中國文明的統一性，三星堆文化也絕非坊間炒作般，被渲染成孕育自外來文明、最後成了中國文明的真正起源，因此中國考古學家不敢繼續發掘云云。四川三星堆文化、寶墩文化、十二橋文化等雖代表巴蜀文明的獨特傳承，但並非全然封閉、與周邊毫無互動。如三星堆文化第二期發現的陶盉、豆、罐等器物，與河南二里頭文化相似；銅尊銅罍亦有殷商青銅器的影子；太陽崇拜也見於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等文化，故其特殊性並不需要被無限放大。

部分學者或媒體，未嚴格檢視考古證據與爬梳史實，喜以神秘論或外來論解釋中國上古文明的起源問題，或就此進一步顛覆中國文明的內生性，咬定中國的完整與一統，俱是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後設結果，三星堆文化甚至曾被宣傳成古埃及的東方血脈。然而，中國上古曾存在眾多制度與禮俗迥異的文化是事實，眾多文化與族群經過沖突、交流，日漸涵化融合也是事實，探究這些文化的互動，以及何以形塑成大一統國家、而非像歐洲般分裂，實乃中國歷史在世界史中最特別的意義，也是最具啟發性的課題。至於五花八門的奇談異說，絕經不起仔細的考證與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