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縮水」未必因自己不爭氣!7個真人故事 道出職場殘酷現實
上一次李佳琦站上風口浪尖,還是他怒懟打工人「反思一下這麼多年工資為甚麼沒漲」的時候。一位政治家曾經説過:「一個人的發展,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
這是幾個降薪族的職場境遇,也是經歷時代大潮沖刷的深圳普通人,近兩三年來的現實寫照。
潮落之時
2021年年底,潘栩從房地產企業A司辭職,跳槽進入現在就職的這家施工企業B司。A司是某知名房企的下屬公司,如今該房企已暴雷。2021年年初,國家調控地產行業的「兩條紅線」政策發佈後,A司裏處處透着資金鍊吃緊的跡象,每月發工資的時間往後延遲,員工報銷標準愈發嚴苛,潘栩當年的年終獎打了五折。潘栩跳槽不久,A司開始大規模裁員,老同事們大都未能拿到足額賠償。
潘栩顯得幸運許多,來到B司的第一年,他的年薪達到職業生涯的最高點——「四五十萬」(編:人民幣,下同)。不過第二年,B司整體業務減少,公司要開源節流,開源太難,只好通過大規模降薪節流,潘栩的年薪縮水將近一半,只有25萬。
很多同事接受不了降薪幅度辭職。潘栩不想再折騰,他入行將近10年,常年泡在工地上。在他印象中,2015年到2018年,「整個行業都是蒸蒸日上的」,站在工地建築頂層,從高空往下看,滿眼都是工地,「給你一種大興土木的感覺」,現在他看到的景象,與幾年前已大不相同。「市場僧多粥少,行業下行是大趨勢,大家的整體薪資肯定還會下滑的」,潘栩有這個心理準備。
況且,真的辭職了,又該怎麼辦呢?孩子剛出生不久,每個月夫妻倆要還1.3萬元的房貸,「六、七個月找不到工作,那怎麼辦?」潘栩有個同學,已經在家待了五個多月了,同學拿到手的offer,比之前的年薪少了10萬,同學不甘心,還想再看看機會。其餘的同學中,「休息一年半載的不多,畢竟都要養家餬口,就算降薪,也得先找個工作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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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地產業同行,潘栩的技術型崗位還不至於失業。呂青巖在建築設計行業待了十幾年,今年她決定徹底離開這行另謀生路。作為房地產行業的下游從業者,她依據見聞做出的判斷,比潘栩更悲觀。
今年上半年,呂青巖在廣州待過一段時間,在一個免攤位費的車尾箱市集上,她碰到一個賣檸檬茶的攤主。攤主四五十歲,前房地產從業者,今年失業後,他投了2000多份簡歷一無所獲,「家裏有房貸,有孩子,總得出來找到營生」。周末的晚上,攤位從9點擺到接近12點,他只賣出十幾杯檸檬茶。
前一陣子,呂青巖刷朋友圈時看見,一個地產圈的朋友發佈了求介紹工作的內容,「我都不知道他失業多久了」。
呂青巖的校友群裏,危機感也陡然顯現。「今年年初,有校友在群裏傾訴,還貸壓力很大,孩子還要上學,害怕隨時會斷供,群裏以前沒聊過個人生活的壓力,當他開始聊這個的時候,估計已經是焦慮得沒辦法了」。
呂青巖有個關係很鐵的地產圈友人M。今年M失業後,她一直不敢聯繫對方,只敢約M的妻子見面,聊聊家裏的境況。
「地產圈裏的熟人,以前多數都是我們的甲方。行業好的時候,心態很漂、高高在上的甲方我們見過不少,行業真的會給一些人帶來莫名的膨脹。現在一下子跌下來,這種衝擊對有些人來説,是很難消化的。」
M的妻子是全職太太,這幾個月M一直試着在人脈圈子裏找機會,但似乎作用不大,現在倆人都沒有工作。前段時間,呂青巖約M的妻子在麥當勞碰面,「她來了,我問吃點甚麼,她説不吃了,現在消費降級,吃飽飯就不再吃了。以前我們至少點個可樂,薯條甚麼的」。
「很多地產圈子的同行,失業了,家裏大概率兩個孩子,孩子十有八九還在學鋼琴,有房貸,要養車,現在真的是靠原來的家庭積累在支撐。」
「房地產作為前端,反應快一點,我們設計在後端,反應慢了一點,還是會波及的。」
事實上,地產行業的衝擊,早已蔓延到呂青巖和建築設計同行身上,「我身邊的同行,很多都經歷過這麼一個心理過程,薪水突然降到一萬多,也可以,反正還能保障生活,再降到8000塊,那也行,能顧得上吃喝。絕大多數還是能苟着就苟着,收入底線是可以一直往後退的。跟我同齡的老同事,基本都是中產三件套,即便孩子不讀國際學校,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現在大家最常説的一句話就是,不賠就是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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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青巖印象裏,地產上下游活得最好的階段在10年前,「設計公司都不用跑市場,你坐在那兒,每天都不斷有人求着你做項目,太多樓盤要開發了」。
呂青巖的姐姐10年前也在建築設計這行,有一次甲方丟過來一個項目需求,要求第二天交付。姐姐與同事們推辭趕不出來,甲方聽罷,直接拿出了一袋錢擱在桌子上。
「你説現在可能嗎?」今年離職之前,呂青巖經手的一個小項目,「總報價5萬,做了兩年,還沒有收到一毛錢。」上游地產業資金吃緊,下游建築設計行業的現狀是,新的項目難以拓展,攥在手裏的項目又拿不到回款。
在我與呂青巖碰面的前兩天,她剛與兩個朋友吃了頓飯,「一個是地產公司的,一個是設計公司的老闆,大家聊起現狀,都説在苦苦維持。拿着紅利期賺的錢,補貼現在的業務。你得承認,紅利沒有了」。
「我現在40歲,如果行業的調整週期是10年,我能熬過這10年嗎?」呂青巖背上沒有「中產三件套」,她想換條路闖闖,眼下她正在籌備自己的餐飲店,這是她考察了半年時間,選擇的新方向。
同行朋友當中,有人做滑翔傘飛行培訓,有人在賣爬行類異寵,對於朋友和自己的這種摸索,呂青巖的看法很冷靜, 「憑甚麼你換了一個新行業,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做得比上一份工作還好。」
潘栩的小家庭,正計劃把探索新事業的擔子放在了妻子身上。妻子在電商行業工作,貿易戰之後,「這行的衝擊也很厲害」。夫妻倆打算,潘栩上班掙一份穩定收入,妻子去摸索創業項目,「你不能光依賴大環境吧」。
這兩年,潘栩身邊也有創業的朋友,有人搞餐飲,有人做跨境電商。這些人中,做的太好的沒有,經營平穩的倒有,當然,也有搞失敗了,直接打包回老家的。
「你們想過失敗了怎麼辦嗎?」我問潘栩。
「失敗就回武漢」,潘栩和妻子都是湖北人。
「要是成功了,就把武漢的房子賣了,在深圳買房」,這個揹着每月1.3萬房貸的新手父親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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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完完全全變了」
章沐入職這家互聯網外包公司兩年了。進公司第一年,一切都看起來很穩定,「幹得可滿意了,甚至想着多幹幾年攢點錢。」從去年年底開始,這份工帶給章沐的滿足感被徹底擊碎,「裁員裁了好幾波,集體降薪也降了3輪」,她躲過了裁員,躲過了第一輪、第二輪降薪,今年9月份,公司開始第三輪降薪,這次輪到她了。
去年連續12個月,章沐的工作績效都排在部門第一名,上司提過要給她升職。她所在公司,主要為深圳一家知名科技企業X司提供外包服務。去年年底,X司傳來降本增效的消息,公司隨之大刀闊斧地縮減成本。「我們這個部門原本有百來號人,現在剩下40多人。我在的小組,原來有十幾個人,現在只剩下兩個人。」
公司位於龍崗某棟高檔寫字樓的辦公場地,也從四層樓縮減到三層樓。「以前的茶水間、會議室裝上了電腦,坐滿了辦公的員工,只留一間會議室接待客户,內部會議都線上開」。章沐這一年搬了兩次工位,「搬一次就覺得公司完蛋一次,降薪一次就覺得公司完蛋一次。每次降薪、裁員,公司都不讓討論,可這不代表你不會知道,每一次這種變化,對你心裏揣着的那點職業穩定性,都是一次削弱」。
今年3月份,章沐開始在招聘軟件上投簡歷,除了三月份接到的一個offer,其他投遞全都石沉大海。那個offer開出的薪資,比章沐當時的月薪高出1500元。當時她對上司的升職許諾還抱有期待,「現在想想好可惜,還不如當時接了那個offer」。
被裁掉的同事們,都沒拿到足額的勞動賠償,這其中只有極個別人選擇了勞動仲裁,「都擔心下家公司背調,影響新工作」。章沐同組的前同事,被裁之後找的新工作,薪資均無上漲,「要麼降薪,要麼平薪」。這些同事大都已婚已育,「就算降薪,也得先入職」。
與章沐同一小組的員工Q,作為小組現存兩枚碩果中的另外一枚,今年已經歷3次降薪,「第一次降了5000塊,第二次降了一兩千,第三次按比例還要降4000塊。」
即便薪資被砍到這個境地,Q還未提出離職,他雖然技術能力過硬,但已經38歲了,學歷也不高。章沐判斷,在現下的互聯網就業市場上,Q再找一份合心意的工作恐怕很難。
章沐月薪1萬多元,被公司砍掉了1000塊,這大半年她在招聘網站上刷到的匹配崗位,開出的薪資多數還不如現在,「導致現在降薪,他要降我就降,我不敢離職。」
章沐部門負責的外包項目已經臨近末期。按照公司慣例,某個項目結束後,項目員工只有轉崗、被辭退兩個選擇。章沐心裏清楚,裁員早晚會輪到自己。
章沐大學學的是電子工程專業,畢業後在深圳做了四年硬件銷售,這份工作令她苦不堪言。兩年半前,在男友的建議下,她辭掉銷售工作,專心學習編程技術。成功入職互聯網外包公司後,她的薪資翻了3倍。
僅僅過去兩年,章沐感觸到的行業大環境已江河日下,她不知道自己又該何去何從。男友建議她潛心精進技術能力,以提高職場競爭力。男友提出的這條職業進階路徑,在幾年前堪稱一份標準答案,但她如今已不抱多少信心。
「完完全全變了,以前甚麼事情都相信,都願意試一試。現在要想一想,真的有必要嗎?一定要衝嗎?確定性高嗎?」
章沐閨蜜的丈夫H在武漢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H月薪3萬,在武漢算是高收入水平。去年,H就職的公司遇到了資金鍊問題,最近幾個月已發不出工資。上個月,H申請了勞動仲裁,並計劃拿到勞動賠償後,專心考研,以達到將來入職國企的學歷門檻。
以現在的考研競爭程度,H能順利上岸嗎?上岸了,畢業後還能達到國企的招聘門檻嗎?閨蜜沒有跟章沐聊過另一種可能。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對自己都有規劃,但是呢……」章沐撇了撇抿起來的嘴,沒有説出後半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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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的人
2019年高中畢業後,曾洋在老家廣西桂平市的工廠幹了半年多。工廠生產數據線,主要做出口訂單,他母親是這家工廠的老工人。曾洋負責包裝,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旺季每天能拿到170元或180元,算下來月薪有5000多元,淡季每日工資80多元,月薪不足3000塊。
在曾洋辭職之前,那家工廠的訂單量已開始縮減。他辭工以後,母親和哥哥還留在工廠,兩年多來,工廠訂單量一路下滑,工資到今年已經低至五六十元一天。母親年紀大了,一直沒出過遠門,她不想離開老家,但這份工資實在少得可憐,今年7、8月份,曾洋開始在深圳幫母親物色新工作。他覺得工廠的活兒太累,想給母親找個輕省一點的工作,比如服務員,問了一圈下來,「服務員人家都要求年輕」,母親只有47歲,在福利相對完善的連鎖餐廳,這個年齡只能找到洗碗工的崗位。
曾洋只好把目光再放回工廠。工廠挑人,很多工廠同樣更歡迎年輕人,「年紀大的還要試工半天,看你手腳麻不麻利」。他也得幫母親挑工廠,他在深圳的工廠做過日結工,知道有些工廠管理十分嚴苛,「一個上午只能去一次洗手間,去兩、三次洗手間肯定會被説,不是説你一兩句,一説説你半天那種」,他得幫母親找一家有點兒人情味的工廠。
母親不夠「年輕」,也沒有一技之長,在深圳的工業區,能找到的工作時薪在18元到20元之間。最終他和母親選了一家時薪18元,包住宿的工廠。
今年4月份,曾洋開始在寶安固戍做外賣騎手。他算是個非典型騎手,電動車最高只能開到35邁,每天賺夠100元便下線。一般下午2點以前,他就能完成自己設定的KPI,剩下的時間「可以看看夕陽,到處去玩」。
作為家裏第一個出門闖蕩的人,曾洋在過去兩三年的時間裏,輾轉於深圳、武漢、重慶等多個城市,做過烘焙師、奶茶店員工、糖水店員工、銷售等多個職業,每份職業持續的時間,最長的有半年,最短的只有區區幾天。
簡單總結下來,曾洋的這些工作,月薪水準在4000元到6000元之間,工資超過五千的工作大都辛苦,低於五千的工作一般「清閒,但無聊」。現在這份日薪百元的眾包騎手工作,雖然收入比以前低,卻是兼顧自由與生存的最佳選擇。用曾洋的話説,這是他「主動降薪」換來的結果。「那些程序員雖説一個月幾萬塊,但一天要幹十來個小時,加上通勤時間,還有多少自己的時間,早出晚歸的,我覺得這種生活沒有甚麼意義。」
曾洋對自己當下的生活狀態很滿意。他租住在固戍一棟農民房的10樓,沒有電梯,月租加水電只要850元。固戍片區消費較低,他每月餐費只要1000元出頭。剩下來的錢,他每月轉給母親500塊,「還能留幾百塊買奶茶喝」。
當然,這種滿意,建立在不結婚不生子的未來規劃上。他也渴望戀愛和婚姻,但不想揹負沉重的經濟壓力。
「去年才想開了」,他説。
去年他結束了一段戀情,那段戀愛談了半年,傳統節日、西方節日、521這些數字節日,他要給對方發紅包,費盡心思準備禮物和驚喜。女孩偶爾會回贈一些價格便宜,看起來也不太走心的禮物,到分手之前他「連嘴都沒有親到」,他覺得付出與所得不對等。而結婚,更是一筆浩大的投入,老家的彩禮起步價已經漲到了10萬,還有結婚綁定的房子、車子和婚宴。
母親的工廠,距離曾洋租住的城中村不遠。工廠訂單量充裕,她一天可以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算下來一天能賺200塊,「就是比較辛苦」。在深圳某家工廠裏做過幾天日結工之後,曾洋再也不願忍受這種枯燥辛勞的謀生方式。
曾洋哥哥的出租屋也在附近。隨母親一起來到深圳的哥哥,比曾洋大一歲,現在也在寶安做外賣騎手。做這行,曾洋算是哥哥的領路人,哥哥的工作節奏與他相差無幾。
這個家庭裏,只有父親還留在老家,農忙時操持農活,農閒時去工地上做澆鑄工。父母手裏攢了一筆養老金,目前來看,還無需哥倆承擔養老上的經濟責任。
一家兩代人,如今選擇了兩種不同的生存方式。
備註: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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