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船時機｜公司沒未來應去或留？黑石蘇世民自述離開雷曼兄弟經過

由於純品樂的交易，我晉升為合夥人。我的慶祝方法是重新裝修自己的辦公室。如果每天要花12個小時辦公，那麼我希望自己的辦公室能夠幫我疏解工作帶來的一切心理壓力，是一個舒舒服服的空間，就像英式房子裡漂亮的起居室或圖書館。我把一部分牆面塗成了紅褐色，其餘的牆面貼上了我在李．伊士曼家裡見到的那種草布。我選擇了朱古力色的地毯、印花棉布椅子，還有一張19世紀90年代的合夥人桌子。辦公室裝飾得精緻典雅。公司沒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事情。他們對工作的感悟不是這樣的，但我覺得自己不是在工作。辦公室是我的第二個家，我希望這裡漂亮舒適，賞心悅目。（以下內容節錄自《蘇世民——我的經驗與教訓》。）

文：蘇世民（黑石集團（Blackstone）董事會主席）

1969年，剛加入帝傑證券時，我感覺自己的臉緊緊地貼在一面玻璃上，玻璃的另一邊是彼時只存在於我想像中的生活。而差不多10年後，這已經成為我的現實人生。1979年的一天，我剛剛完成了一筆交易，另一個合夥人從我的辦公室門口探進頭來，問我和艾倫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去埃及。明天就去，在金字塔旁邊吃晚餐。我們的一位客戶贊助了此次活動，雷曼兄弟認購了一個桌子的席位，需要大家出席。

第二天，我們和其他100位客人一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出發。飛機在巴黎加油的時候，艙門打開，款款而來的是50個我這輩子見過的最漂亮的女人，她們將去開羅為我們走秀。在開羅，我們直接越過海關，一路都有電單車隊開道，把我們護送至斯芬克斯旁邊的酒店。那天晚上，我們參加了設計師皮埃爾．巴爾曼（Pierre Balmain）的時裝秀。第二天下午，我們與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和他的妻子傑漢一起喝茶。薩達特因與以色列積極談判用和平手段收復失地獲得1978年諾貝爾和平獎。在最後一個晚上，我們在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前的沙丘上與500人共進晚餐。我的餐桌在薩達特總統餐桌的旁邊。晚上，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唱着《紐約紐約》。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夜晚之一。乘飛機回家時，幾乎每個人都腹瀉，我也不例外。但瑕不掩瑜，這次旅行依然無與倫比。這就是我之前夢想擁有的非凡經歷。現在我想要的更多。

延伸閱讀：職場人際｜只跟平輩交流難成長　4個階段跟資深前輩開拓工作人脈（按圖放大閱讀）👇👇👇

1980年，《紐約時報》週日商業版的頭版刊登了一篇關於我的報道，配了一張照片，把我譽為雷曼兄弟的「合併交易達成者」。記者這樣寫道：「他擁有爭取成功的強大動力，鍥而不捨的堅強意志（他曾經在一場越野比賽中跌斷手腕，但依然完成了比賽），充滿了活力和感染力，周圍的人都喜歡跟他共事。」我是九年級的時候參加的越野賽，賽後立刻被送往醫院。文章接着說，「施瓦茨曼先生表示，他處理問題的方式是換位思考，『如果我面臨他們的處境，我會怎麼做』。他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成就了他與別人的融洽關係。他仍然在學習如何與人相處，他會認真傾聽別人的表態，相信他們肯定事出有因。這種傾聽的藝術賦予他超強的記憶力。」

這篇文章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的我。對我而言，傾聽他人的看法是理所應當的做法，這卻讓我在華爾街獨樹一幟。在與他人交往過程中，我從不急於表達自己的觀點，極力推銷自己手裡的東西，而總是選擇傾聽。我會靜靜等待，關注對方要甚麼、想甚麼，然後着手滿足對方的需求。我很少在會議上做筆記。我只是非常關注對方說話的內容和表達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嘗試找到一些可以與對方產生聯繫的觸點，一些一致之處，或一些共同的興趣或經歷，讓公對公的交流變得更富有人情味。這種做法聽上去是常識，但在實踐中，顯然很少有人能夠做到。

我會全神貫注地傾聽對方，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我可以回想起事件和對話的細節，好像這些細節已經印在了我的大腦裡。許多人失敗是因為他們從自身利益的立場出發，只選擇性地聽取與自己有關的話題，至於其他的話題他們總覺得「這對我有甚麼用」，他們永遠無法從事最有意思和最有價值的工作。仔細聆聽對方談話的內容、認真觀察別人表達的方式，這種做法能極為有效地幫我找到「我能提供甚麼幫助」這一問題的答案，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在問自己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可以幫助別人，並成為解決其問題的朋友，那麼其他的一切都會隨之而來。

人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永遠是「自己的問題」。如果你能發現對方的問題所在，並提出解決方案，那麼他們一定願意跟你溝通，無論他們的等級或地位如何。問題越困難，解決方案越少，你的建議就越有價值。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才是競爭最小、機會最大的領域。

相關文章：職場毒瘤｜Yes Man上位因老細夠昏庸　5大禍害隨時累足全公司上下（按圖放大閱讀）👇👇👇

20世紀80年代早期，不僅僅是我自己發展得不錯，雷曼兄弟也連續5年獲得了創紀錄的盈利。我們的股本回報率擊敗了所有競爭對手。我成了兼併和收購部門的主席，為公司一些最大的客戶提供諮詢服務。在雷曼兄弟位於沃特街的辦公室，每天我的時間都不夠用。我們的部門在交易規模上僅次於高盛，但我們的交易量超過高盛，在華爾街穩居第一。

到那時，彼得擔任雷曼兄弟的CEO和董事長已有10年時間。是他把雷曼兄弟從深淵邊緣拉了回來。雖然他並不特別喜歡金融，但他的優勢在於他在商業和政治方面的關係。他可以打電話聯繫到任何人。他比我大21歲，但我們已經建立了密切的工作關係，我們相互補充。他可以凝聚團體，培養人際關係；我可以發起並執行交易。他是一個思想家，寬容大度，善於反思。而在必要情況下，我會守土有責、寸土必爭。我執行完成了彼得發起的很多交易。公司的人認為我們倆是一個團隊。我們存在一種默契的信任。但在雷曼兄弟這個大家族裡，不同勢力分裂割據，而彼得由於易於輕信別人，最終讓自己陷入困境。

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雷曼兄弟的交易部在牛市中賺取了巨額利潤。他們的主管是劉易斯．格盧克斯曼，在純品樂的交易中，他為我提供了幫助。但總的來說，他的情緒波動如資本市場一樣劇烈。他完全不知「自我情緒控制」為何物。他穿着皺巴巴的西裝或襯衫在交易大廳裡漫步，襯衫下襬露在外面，嘴裡叼着一根未點燃的雪茄。有一次，他大發雷霆，把一部電話機從牆上拽了下來，砸到一個平板玻璃窗上。還有一次，他火氣大到把自己的襯衫撕開，襯衫扣子散落一地，而他自己赤裸上身，滿臉怒氣地走來走去。1983年，他去找彼得，要求晉升。彼得同意他擔任公司總裁。彼得認為這是正確公平的做法。但他不了解劉易斯．格盧克斯曼這樣的男人。幾個月後，劉易斯走進彼得的辦公室，說總裁的職務只是一掛香蕉中的一根，現在他想要整掛香蕉，他想成為聯合CEO。彼得不想與他發生爭執，於是默許了。8週後，劉易斯回來了：「我想自己擔任CEO，我希望你離開。」他和交易合夥人組織了一場政變。直到彼得讓步後，他才把劉易斯的最後通牒告訴了我。我感到非常震驚。

「你為甚麼不反擊？」我說，「你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源，把這個人趕出去。很多合夥人支持你。你至少應該跟我談談啊！」「不用跟你談，我也知道你會怎麼說。」他說，「你會想把他殺了。我了解你。我跟你不一樣。我已經在這裡待了10年了，是我讓雷曼兄弟從瀕臨崩潰轉危為安，現在我們又都賺了大錢。我為甚麼要破壞這一切呢？反擊是不值得的。再說了，我也不懂交易。如果把格盧克斯曼踢出局，那麼交易部怎麼辦？」「你不需要懂交易，」我說，「只需要聘請高盛或摩根大通最好的交易員就行了。」「公司會四分五裂的。」「如果有人挑戰你，你就得把公司搞到土崩瓦解。再重建就是了。」

「不要，」彼得說，「這是你的做法，不是我的。我在這裡跟人爭鬥了10年，我已經厭倦了。」於是彼得離職了。他當年57歲，剛做了腦瘤手術，結果是良性的。等他到60歲時，公司會要求他開始賣出股票，進行資金兌現。如果他能得到一個好的離職補償方案，那麼這對他和他的家人來說似乎是最好的選擇。

我知道這樣的結果對公司極為不利。就在彼得離開後幾個月，雷曼兄弟陷入了困境。劉易斯和他在倫敦辦公室的一些夥伴進行了大量的商業票據交易。商業票據是為沒有抵押品的公司提供的貸款，如果借款人違約，票據的所有人就無法獲得任何資產的索取權。此類貸款加槓桿後可以帶來豐厚盈利，而且通常期限很短（30天、60天或90天），這意味着此類交易風險較小，一般情況下，借款人可以確保能在較短的規定期限內償還。

相關文章：【失業】公司大洗牌有危亦有機？　解僱潮下潛藏3個上位機會（按圖放大閱讀）👇👇👇

由於市場不斷上漲，劉易斯和他的團隊變得貪得無厭，他們購買了久期為5年的票據，這些票據的利率更高，但也意味着其風險水平大大增加。不久，市場震蕩逆轉，票據價值暴跌。他們在交易中的損失超過了公司的總權益。雷曼兄弟又回到了破產的邊緣。劉易斯的這些交易是秘密進行的，但市場上出現了流言蜚語，開始是在倫敦，後來傳到了紐約。我是從倫敦辦公室的好朋友史蒂夫．伯沙德（Steve Bershad）那裡聽說的。總部派他去英國打理公司的企業融資業務。交易部門的操作令他非常不安，於是他安排了審計人員進行審查。「公司破產了，」史蒂夫在電話裡告訴我，「我們的自有資本已經賠光了。」劉易斯召集了所有合夥人開會。我們70多人坐在33樓的大型會議室裡，他說：「我知道倫敦有一些關於倉位的謠言。這些謠言完全是無中生有。我們沒有問題，我會立刻開除那些造謠生事的人！」

劉易斯沒有公開問題、尋求幫助，而是選擇繼續自欺欺人。我預想公司董事會的個別高級合夥人會質詢他。相反的，他們默然地聽着，然後竊竊私語地離開了會議室。顯然，他們是受到了驚嚇，頗感困惑。事實證明，劉易斯的領導特質是有害無益的，人們立即想知道如何在公司破產前確保自己的權益。謝爾頓．戈登（Sheldon Gordon）是雷曼兄弟投行部門的負責人，也是公司的副主席。他和劉易斯一起做過交易員，人們通常認為他是劉易斯最親密的盟友之一。但我知道他做事聰明，為人體面，也聽說他正在與董事會的其他成員探討各種選擇。於是我去找他。

「你知道紙包不住火。」我說，「很多人都知道劉易斯在撒謊。我知道公司已經破產了，你也知道公司破產了，如果外面的人發現我們的資金沒了，那麼公司一定會崩潰的。合夥人不會去找他談的，因為怕被炒魷魚。如果我們不出售公司，一旦這事傳揚出去，你不覺得我們就完蛋了嗎？」「是的，」他表示同意，「我們就完蛋了。」「你想出售公司嗎？」我問。作為兼併和收購業務的負責人，我認為自己應該可以找到方法，讓一家更強大的公司介入並拯救雷曼兄弟。雖然我們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雷曼兄弟仍然是一家偉大的公司，擁有全球知名品牌和才華橫溢的人才隊伍。「當然。」謝爾頓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就死定了。但是你需要在幾天內完成交易。時間不等人，我們沒有時間了。」他說得很對，所以，在他說話的時候，我已經在思索潛在的收購者了。

我名單上的第一個人是美國運通（American Express）旗下西爾森（Shearson）投資業務的董事長兼CEO彼特．科恩（Peter Cohen）。他與我年齡相仿，是華爾街最年輕的CEO之一。美國運通有收購雷曼兄弟的資金，我也知道科恩很有野心，早就希望西爾森能進軍投行業務圈。他也是我在漢普頓的隔壁鄰居。我們在一些社交場合打過交道，私下做個提議應該不難。當週週五，我給他打了電話。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我們在他家的車道上見了面。

「我們的交易出現了很大的損失，」我解釋道，「我們真的不想出售公司，但目前我們也只能這樣做。如果你有興趣，並能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採取行動，我就給你一個一次性的特別方案。」那個週末，他與美國運通CEO吉姆．羅賓遜（Jim Robinson）進行了溝通。週一，他打電話給我，說他願意與雷曼兄弟做一筆交易，並給出了3.6億美元的報價。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兩年前以4.4億美元的價格被出售，但所羅門的交易業務規模更大，也沒有處於破產邊緣。在事態緊急、時間緊迫的情況下，3.6億美元也許是我們能拿到的最好的報價了。

謝爾頓把這個消息告訴給了合夥人。他表示，這樣大家都會得到豐厚的回報，但如果他們再等下去，就可能甚麼也得不到。其他合夥人在將劉易斯排除在外的情況下進行了討論。除了其中一個劉易斯最親密的盟友之一，剩下所有的合夥人都批准了這筆交易。兩天後，《紐約時報》的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還有一些細節沒有敲定，交易也有可能無法達成。但我們通過這個方式控制了新聞內容，這種公開報道的方式也控制了美國運通，防止他們改變主意。這是一個爆炸性新聞，宣佈之日，投資者和新聞記者蜂擁而至，要求提供更多信息。雷曼兄弟成立於1850年，在華爾街擁有超過125年的歷史。這筆交易無論是時間點還是標的額，的確都出人意料，令人震驚。直到傍晚，我才意識到我還沒有和劉易斯交流。謝爾頓和其他合夥人以智取勝，劉易斯敗局已定。公司已經被賣了，他的CEO之旅也就走到了盡頭。我去了他辦公室，這是彼得以前的辦公室。房間裡很黑。我覺得他肯定已經回家了，但還是敲了敲虛掩的門。

「你好，有人嗎？」我問。一個小小的聲音回應了我。我看到劉易斯坐在靠牆梳化的盡頭。「你為甚麼坐在黑暗中？」我問道。他說他很慚愧。他摧毀了自己所愛的公司。「我正在考慮給自己一槍。」我說：「我能坐下嗎？」他擺了擺手，讓我過去。「劉易斯，你不是故意的。有時候就是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知道，」他說，「但我有責任，所以這是我的錯，不管我是不是故意的。」「你試圖做一些好事，結果出問題了。這對公司來說確實是一個可怕的結果。但大家都必須要繼續生活。如果你自殺，甚麼都不會改變。這只是悲劇中的另一場悲劇。你還不算老，永遠都有未來。你應該以某種方式重新塑造自己。」

我們聊了差不多半個小時，然後我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我36歲，賣掉了雷曼兄弟。我可以自由地離開這家後期讓我忍無可忍的公司，我倍感輕鬆，興奮異常。但始作俑者劉易斯．格盧克斯曼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羞愧自責，甚至想到自殺，只是擔心這會對他的女兒造成負面影響。他說自己熱愛這家公司，也許這種感情是真實的，但可悲的是，最終他葬送了他熱愛的公司。

相關文章：【辭職】公司萎縮中該走還是留？　市道疲弱時想轉工先思考5件事（按圖放大閱讀）👇👇👇

我只想盡可能快地離開雷曼兄弟。在談判的早期，我就告訴彼特．科恩，當雷曼兄弟的合夥人沒有解雇劉易斯時，我就對他們失去了信心。彼特．科恩准許我隨時可以離職。然而在談判期間，他打來電話，讓我到公司來一趟。他堅持要求雷曼兄弟的所有合夥人簽署非競爭協議，在離開公司三年內，不可以在競爭對手公司供職。我告訴他，非競爭協議跟我沒有關係。因為之前他就知道我要離開雷曼兄弟了。

「問題是，美國運通董事會昨天開會，」他說，「彼得森走了，格盧克斯曼等於也不在了，所以現在你就是董事會成員最為熟悉的人。他們昨天在會上說的是我們正在招攬人才，如果留不住人才，我們就沒有理由收購雷曼兄弟。你就是人才隊伍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公司要求你必須簽署非競爭協議，這也是交易的條款之一。如果你不想遵守這個條款，那就不要做這筆交易了。」「可是，這筆交易已經宣佈了。」我說。「我知道已經宣佈了。但是如果你不簽署非競爭協議，我們就宣佈交易無效。你的公司將會破產。破不破產跟我沒關係。你決定吧。」「你開玩笑的吧？」我說，「我們兩個已經說好了。」

「我不是在開玩笑，我是認真的。」我知道，目前我是唯一一個沒有簽下非競爭協議的合夥人。整個交易能不能達成現在完全取決於我。如果我拒絕了，這筆交易就會失敗，而雷曼兄弟也會破產。但是，我非常渴望獲得自由，三年的代價實在是太高了。艾倫說三年沒甚麼大不了的，相信我能想出辦法舒心度過。我的夥伴也蜂擁而至，希望我採取合作態度。

我剛開始在雷曼兄弟工作時，一位合夥人告訴我：「在雷曼兄弟，沒有人會在背後捅你。他們會走到你面前捅你。」公司內部充滿爭鬥，人人為己。我從公司的建築風格看出了這點，也在哈佛商學院的論文裡寫過。但我曾經喜歡過這一點。所有內鬥都有一絲黑色幽默的味道。我的朋友布魯斯．瓦瑟斯坦（Bruce Wasserstein）曾擔任第一波士頓（First Boston）兼併收購業務的主管，他曾對我和埃里克．格萊切說：「我不明白為甚麼雷曼兄弟的所有人都互相仇視。我和你們兩個相處得就很好啊。」「如果你在雷曼兄弟，」我告訴他，「我們也會嫉恨你。」

而現在，彼得走了，公司賣了，這是我離開雷曼兄弟的最好時機，我知道我總能通過某種方法賺到錢。到底該何去何從，我需要一些思考空間。我在中央公園南的麗思卡爾頓預訂了一個房間。我在公園裡走了很長時間，一直不斷地思考，終於想到一個妥協的方案。我打電話給彼特．科恩，說我可以留在雷曼兄弟一年，而不是三年。之後我會自己創業，而不是加入雷曼兄弟的大型競爭對手公司。他同意了。最後，不管他說了甚麼，他還是像我一樣想達成這筆交易。

收購完成後，美國運通CEO吉姆．羅賓遜邀請我來見他。「我希望我們能夠建立一種非常富有成效的關係，」他說，「但我聽說你不太開心。」「為甚麼會開心？」我說，「我在一個我不喜歡的地方工作。」他說他對彼特．科恩的談判內容一無所知。「我們對你做的這件事非常不厚道，」他承認道，「不如你到我旁邊的辦公室來，就在我和路易斯．郭士納（Lou Gerstner）中間的辦公室。」郭士納當時是美國運通旅行和信用卡業務的負責人，後來成為美國運通公司的總裁、 RJR納貝斯克的CEO，後來擔任 IBM的CEO。「你可以處理美國運通的一些交易，並向郭士納傳授金融方面的知識。他是負責運營的。」

這似乎好過一直在雷曼兄弟辦公室裡坐着。於是我有了兩個辦公室，並開始坐在吉姆．羅賓遜旁邊的辦公室，把大量時間花在美國運通。我很感激他的厚待，但他很快就能感覺到我是多麼渴望離開。他提議在非競爭協議有效期內，我可以再在華盛頓找一份工作。他甚至幫我安排了與當時的列根總統辦公廳主任吉姆．貝克（Jim Baker）會面。

在首都工作一段時間的機會對我充滿吸引力。從事金融行業的人不可能不被政府對經濟的影響所吸引。埃夫里爾．哈里曼和菲利克斯．羅哈廷讓我相信商業和政治相互交匯的生活是那樣動人心魄、令人神往，兩個世界運行的方式目的不同，卻又時時出現交叉重疊之處。

我曾在1982年在白宮見過吉姆．貝克，那是一次關於刺激經濟的會議。當時，整個經濟萎靡不振，即便是評級最高的公司，借貸成本也高達16%。會議室裡大約有20個人，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傢伙看起來多麼惶恐不安，他們擔心美國經濟永遠無法恢復增長。不過，華盛頓的貝克在充滿鈎心鬥角的世界中通達圓融，做事高效，令人印象深刻。

我與吉姆的面談進展順利。我們還討論了一下我成為白宮辦公廳第四號人物的可能性，然後貝克成為財政部部長。財政部唯一的空缺職位就是政府債務發行主管，這個職位已經空缺兩年了。所以我告訴吉姆，顯然這不是一項急需做的工作。對我而言，時機尚早。

我還剩餘6個月的時間，但我已經開始進行退出談判。我想退出並非易事。彼特．科恩並沒有告訴董事會他是如何將我留下來的。我需要為自己找一個律師，但考慮到西爾森美國運通公司的規模，我很難找到律師願意接受我為客戶。最後，我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律師，史蒂夫．沃爾克（Steve Volk），他是謝爾曼．思特靈律師事務所（Shearman and Sterling）的首席併購律師（此後擔任花旗銀行副董事長）。他的同事是菲利普．道曼（Philippe Dauman，此後擔任維亞康姆的CEO兼董事長）。他們聽了我的故事，答應為我而戰。

結果證明，我對科恩的預感是正確的。儘管他做出了承諾，但他從來沒有打算讓我離開。他擔心我會把客戶帶走，也擔心如果走漏風聲，別的合夥人知道了我的特別優待，他們就會提出同樣的要求。西爾森要求我不跟美國運通搶奪這一組客戶，如果我堅持跟另外一組客戶合作，就需要支付他們一定比例的費用。我們的談判耗時漫長，雙方都怒氣沖天，爭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但我想離開，繼續自己的生活。彼得的介入幫助我們達成了最終協議。簽署協議過程中，科恩和他的團隊不止一次爽約，他們兩次讓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會議室裡，桌子上擺滿了所有最終的文件。最後我們確定交換簽名協議時，彼此的憤怒和怨恨都寫在臉上，一目了然。對一場了不起的合作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結局，但也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那時，我已經非常了解自己了。從高中到耶魯大學、哈佛商學院，以及在雷曼兄弟一次又一次的經歷，事實證明，幾乎任何困難都壓不倒我。我可以構思出有價值的偉大設想，並把設想變為現實。阿姆斯特朗教練讓我理解了堅持的價值，他教導我，額外的付出一定會換來意外的收穫，每次都要讓我多跑幾英里，讓我付出額外的努力。日久天長，日積月累，這些付出逐漸變成了一種志在必得的信念，一種鍥而不捨的精神。這就是我無形的資產，當我需要的時候它就會在那裡供我擷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時此刻，我已經想好利用這些無形的資產進行怎樣的投資，以此推進我的職業生涯。

初入華爾街，我曾打錯過字、算錯過數，隨之而來的尷尬讓我了解了一絲不苟、消弭風險和尋求幫助的重要性。今天在華爾街，只需輕擊鍵盤就可以完成我們以前必須手動完成的計算。但是，通過這種方式，我體察到了設計交易的複雜之處，體驗到了必須協商的微妙之處。這樣的精通需要經驗、耐力和對痛苦的忍耐。這個過程產生了最大的回報。

純品樂的交易讓我了解到，在壓力面前，我的能力遠遠超過我的想像。彼得．彼得森向我展示了偉大導師和合夥人的價值。我與一些優秀人才建立了寶貴的關係，包括公司的同事和像傑克．韋爾奇這樣的高管（傑克．韋爾奇後來不斷出現在我的職業生涯裡）。我曾經歷過最好的華爾街，享有過執行複雜交易的巔峰，體驗過處於宇宙中心的感覺，也有幸與世界上一些最有趣的人交流信息，溝通思想。

從雷曼兄弟退出的經歷讓我看到了最糟糕的華爾街，每個人都只是為自己着想。雷曼兄弟合夥人沒有人敢站出來跟劉易斯．格盧克斯曼較量，我從中看到恐懼和貪婪是如何扭曲了品行和道德。我曾見到他人的報復心和嫉妒心。我賣出了雷曼兄弟，又被迫留在雷曼兄弟，這個經歷不僅使我認識到一個優秀律師的價值，還讓我了解到，厄運當頭，金錢也不是良方。

書名：《蘇世民——我的經驗與教訓》

作者：蘇世民，黑石集團（Blackstone）聯合創始人、董事會主席、CEO。

譯者：趙燦

【本文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