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行業】重返日校緊貼學生成長　前通識名師：補習社只如補品

不論成績好壞，我們都經歷過那些上堂想睡覺，然後放學上補習班的青澀日子吧？學校與補習社，究竟是以怎樣的立場存在？日校的老師與補習社的老師會是對立的取向嗎？80後的Mo Sir﹙Howard Tung﹚曾當日校老師，然後轉戰補習界，兜兜轉轉之下，去年重新擔任日校老師，經歷過日校與補習社的環境，他最後還是以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為大前題，希望可以幫助更多不同的學生。

Mo Sir於教育大學修讀中文和常識畢業後，再修讀通識碩士，然後在日校任教了六年，期後曾在橙式教育及Oasis補習社當通識科補習老師，但去年他又重回日校的懷抱，在大澳佛教筏可紀念中學擔任全職通識及地理老師，為甚麼會有如此的決定呢？

他笑說：「除了人到中年想穩定外，我還想接受不同的挑戰，這間學校比較多非華語學生，但又不是國際學校，感覺幾新鮮，因為我未教過外籍學生，這裡的非華語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如蒙古、韓國、非洲、泰國等，我還要教他們通識及了解中國的歷史，真的很有挑戰性！」

日校與補習社的分別

Mo Sir認為日校如正餐，補習社則如補品，「學校的學生質素有高有低，而補習社學生大多都是比較着重成績；日校對學生的時間多，可以由淺入深地講解教學內容，亦可以用更多不同的活動去令他們理解課題；而補習社學生因為一星期才見一次，所以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用最簡單的方法去協助他們取得好成績。」

除了學業方面的分別外，Mo Sir指補習社的學生不需要補習老師去講人生道理，「日校相對地比較多方面要兼顧，例如課室的秩序、學生的家庭問題、延伸的情緒問題、學校的行政、開會、生涯規劃等等，要應付政府的需要，不可以選擇教學內容。」他表示，年輕時會覺得學校的行政是掣肘，加上遇到時機，就嘗試當補習社老師。

「當補習社老師可以專注協助學生取得好成績，看到他們在學業上表現卓悅固然開心及有滿足感，但經過八年多，我開始會思考，我真的在教一個『人』嗎？」他所指的一個「人」，是指學業以外的地方，他就不用關注了嗎？比起看到學生成績摘星，他更想看到他們的成長，他想參與在其中，與他們一同面對各種成長問題，教導他們處世待人。

將事件簡化　用物件幫助了解

因為初初畢業在邊青中學任教，所以令Mo Sir有一份使命感，希望回重當日校老師，都選擇一間特別的中學，「教非華語學生時，要用英文講解通識科不算最難，最難是要令他們理解。通識分為六大課程，分別是個人成長、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及能源科技，當中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會比較難講解。」

說到今日香港，一定會提到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的一連串反送中示威活動，Mo Sir指：「都會與他們討論這些事件，但要盡量簡化去解釋；而現代中國的課題，他們真的一片空白完全不理解，所以當我講解一帶一路及改革開放等政策時會有一定難度。」

為了令學生容易明白，他決定採用實物令學生更容易記着某些事件的重點，「例如說到公平貿易的課題時，我買了一個剛好印有公平貿易元素的足球，然後向他們講解其實全球有七至八成的足球都在巴基斯坦生產的，但巴基斯坦被剝削得很厲害，而公平貿易政策就可以幫助他們有合理的待遇。」

Mo Sir平日還搜羅了很多道具於課堂上使用（按圖了解）：

Mo Sir指非華語學生的資質並不差，只是數學及通識這兩科目比較弱，然而能否升讀大學，這兩科卻成了關鍵，「所以很希望可以透過提高他們通識科的知識，幫助他們成功入讀大學，我想讓學生知道他們是可以做到的。平日於街上很多人歧視少數族裔，覺得他們危險，其實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當他們得不到好的教育，踏足社會只能做低下階層工作，結果只能造成這樣的形象。所以我希望用我的一點力量去為這世界帶來一點改變，即使多微小都好，希望可以改變他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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