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動搖 新自由主義遭批判 IMF也知錯反省了？
IMF研究部門今年中發表了一份報告文章，三名負責經濟學家直言，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執行時帶來的好處比預期為少，並指出必須正視收入不均對全球持續增長的影響。文章一出，惹來不少議論。一些左翼人士認為，作為新自由主義主要推動者，IMF終肯承認這套經濟主張苦害民生。然而有專家指出，只要細閱文章措辭，不難發現研究員並無否定新自由主義，僅是強調促進資本流動、實施緊縮政策的同時，應設法保持可持續增長。因為不滿IMF政策而劈炮的經濟學家多伊爾（Peter Doyle），更質疑這不過是IMF的公關伎倆。
今屆美國大選，新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觀備受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旗下刊物《金融與發展》6月號刊出一篇報告，題為〈新自由主義：過度吹捧？〉（Neoliberalism: Oversold?），由IMF研究部副主任奧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研究部顧問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研究員富爾切里（Davide Furceri）撰文。
IMF三學者的「不安結論」
報告主要檢視新自由主義兩大基本策略——資本自由化、財政健全化（即常聽到的「緊縮政策」）。三人表示，「縱使不少新自由主義政策令人鼓舞，但部分效果並不如預期」。文章提到，研究員得出一些「令人不安」的結論，包括：
1.「檢視多個國家」的經驗後，新自由主義政策「實在地促進經濟增長」的說法其實不易成立；
2.收入不均現象「顯著」；
3. 部分新自由主義政策令收入不均現象擴大，「阻礙（經濟）增長的程度及可持續性」。
「開放經濟及緊縮政策與收入不均擴大有關聯，其再分配效應構成一個惡性循環。源自財政開放及緊縮政策的收入不均現象，削弱了經濟增長，正正與新自由主義的原意背道而馳。現時有充足的證據，指出收入不均會明顯遏止可觀及持久的增長。」文章又指：「收入不均對經濟的損害重大，提醒從政者應對資源再分配持更開放的態度。當然，除了促進資源再分配，亦應事前制訂政策，紓緩負面影響——例如增加教育及訓練開支，令國民向上流的機會更多更平等。而且，要實施財政健全化政策時，也須減少對低收入群體的不良影響。」
政策本無罪 教條化成災
參與研究的奧斯特里形容，2008年的金融海嘯令不少人反思全球經濟秩序。「當時的局勢令很多人思索，也許新自由主義政策須重新檢視。當時的金融危機就如警告我們一直以來的想法並不正確。」
IMF自1945年成立以來，向財困國家提供資金援助，惟過去數十年，IMF提供財政協助的前提，幾乎必然是要受助政府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開放市場自由貿易、緊縮財政等，這亦被稱為「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誠然，在處理一些具體社會經濟問題時，緊縮開支、開放市場、自由貿易乃至私有化本身也許都是一些可用的藥方，然而當它們變得教條化、變成不理社會現實也要強硬推行時，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英國著名作家莫比奧特（George Monbiot）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它視競爭為人際關係的最關鍵特徵，它將「公民」定義為「消費者」，由「至高無上」的市場判斷誰是贏家輸家，任何對競爭的限制，都是「踐踏自由」，徵稅和監管應盡量減少，公共服務應私有化，勞工組織和集體談判權，都被描繪為是對市場的「扭曲」，收入不平等被包裝成為「道德」——那只是對創造財富者的獎賞，而所謂「滴漏效應」將可「惠澤」每個人；而試圖創造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不僅沒有建設性，更是「有違道德」。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者堅信，小政府、不干預政策、給富人減稅、開放市場自由貿易都是對的，是通往繁榮之路。
莫比奧特指出，這種意識形態在全世界很多人的思想中被不斷內化，總之富人腰錢萬貫，是他們應得，至於窮人無法出頭無工做，就只能埋怨自己「無用」——儘管現實是，在不公平的制度枷鎖下，他們根本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劈炮專家：IMF選擇性前衛
對於今次IMF報告終於肯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有左翼人士感到鼓舞，但亦有分析批評IMF「知錯不改」。IMF前高級經濟學家多伊爾（Peter Doyle）就大潑冷水，指該組織的文章只是公關手段，實際上對緊縮態度不變。
2012年，多伊爾「劈炮」辭去IMF的職務，就是因為看不過眼該組織處理希臘問題的手段。當年他曾說：「服務20年後，我對於曾與IMF為伍感到羞恥。」他指出，IMF傾向視歐洲的利益高於世界其他國家，在近幾十年一系列重大金融危機中，IMF的表現也總是後知後覺。他在辭職信指出，過去幾年，IMF在歐元區和全球金融體系危機爆發前，早已收到種種蛛絲馬迹警告，但有關警告都被淡化束諸高閣，導致往後的風暴。
對於IMF今次發表的研究報告，多伊爾認為那不過是IMF內三位個別人士的意見，「它並未獲得（組織內）廣泛支持，沒有地位，換了另外三個人寫，可能會炮製出內容完全不同的報告」。多伊爾認為，即使有人覺得，單是IMF竟會資助這類研究，本身已是相當重要的一步，然而問題是，報告的研究對象其實是「搞錯」了——報告的建議，是針對那些IMF未有直接提供貸款、因而也不太受IMF所影響的發達國家。「任何讀了這份報告的人都會說：『誰會關注IMF對美國有何意見？』大家反而非常關注IMF對希臘、伊拉克、馬拉威等地的看法，因為IMF在這些地方具有真正影響力。」
未捨緊縮政策主張
他質疑，對於一些「不太關事」的國家，IMF似乎有意容許研究員採取較進步前衛的立場，「希望搞些公關」，「讓美國及歐洲的自由派喝采歡呼，之後IMF便可繼續在閉門之下幹另一回事」。的確，IMF經濟學家近年一些報告取向似乎都較為「進步」，如去年IMF經濟師一份報告，便承認減少經濟不平等與推動增長的關係；去年10月另一份研究則指，減少性別薪酬差異是紓緩整體收入不均的重要一步。
然而與此同時，IMF的貸款部門並沒有去全力制止，甚至反是積極推動緊縮政策，令希臘等國家繼續陷入通縮及債務問題的惡性循環。例如上月IMF雖然要求德國及其他歐盟國家，讓希臘撇減大筆債務，以紓緩債務壓力，但最後還是妥協，同意所有減債安排押後至2018年才處理。美國經濟與政策研究中心聯席總監Mark Weisbrot說：「這就是問題，IMF今次研究沒有改變組織的政策，IMF應該不再支持阻礙希臘復蘇的緊縮措施。」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羅德里克（Dani Rodrik）亦指出，IMF的研究部門與機構內其他部門的取態「肯定有一段距離」。他解釋：「主導IMF運作、制訂援助條件的執行部門，一般都傾向『原教旨主義』教條。在那裏，改變較慢，落後於研究部門。」
IMF和世銀等國際金融機構領導全球經濟體系數十個年頭，貧富不均現象有增無減，IMF研究部門今次願意反思新自由主義的盲點，始終是好事，但到底IMF執行部門未來會否採納研究的建議，甚至作更徹底的政策調策，確實仍得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