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背後】馬里烏波爾圍城裏的20天　美聯社記者採訪及脫險記

俄羅斯軍方當時正在搜捕我們。他們有一張名單，當中包含了我們的名字，他們正在靠近。
我們是僅餘留在烏克蘭城市馬里烏波爾（Mariupol）的國際新聞工作者。我們在過去兩周，記錄了俄羅斯軍隊圍城進攻的情況。當我們在醫院裏面採訪，槍手卻在不知不覺中靠近了。醫生遞給我們白色醫生袍作偽裝。
黎明時份，一批士兵衝進來：「記者在哪裏？該死的！」
我觀察他們佩帶的臂章，卻是代表烏克蘭的藍色，並且思索他們有沒有可能是俄羅斯軍人喬裝。我終於上前表露身份，「我們為了帶你們出去而來。」他們說。
大炮和機關槍在外咆吼，手術室的牆壁傳來震盪，似乎待在室內更加安全。但這些烏克蘭士兵是奉命而來必定要帶走我們。
採訪、撰文：Mstyslav Chernov／美聯社、Lori Hinnant／美聯社
翻譯：蘇煒然

Mstyslav Chernov是美聯社的攝錄記者。這是他在馬里烏波爾圍城中的見聞，與攝影記者Evgeniy Maloletka及特派記者Lori Hinnant一同報道。

我們跑到街道上，離棄了庇護我們的醫生、經歷過無數次轟炸的孕婦，以及無家可歸而睡在走廊的人們。我對於留下他們在身後感到糟透了。

9分鐘，也可能是10分鐘，我們穿過了被炸爛的街道和損毀的住宅大廈，感覺卻似沒有盡頭。隨着炸彈在附近爆炸，我們趴在地上。時間的單位，變成了炸彈與炸彈落下之間的間隔，我們蹦緊身體和屏住呼吸。衝擊波一浪接一浪，顛簸着我的胸口，我的手亦變得冰冷。

我們走到了入口處，裝甲車把我們載到一個昏暗的地庫。我們其後從警員口中得知，為甚麼烏克蘭會冒着損失戰力的風險，讓士兵到醫院帶走我們。

「如果他們捉住你，他們會沒收你們的相機，迫你承認拍攝到的一切都是謊言。」他說：「你在馬里烏波爾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流水。」

那名警員曾經請求我們將這垂危的城市的狀況展示給世界，現在則懇求我們盡快逃離。他將我們推向了準備離開馬里烏波爾的汽車，那車車身帶着許多傷痕。

那天是3月15日。我們當時還不知道最後能否活着離開。

少年時期在哈爾科夫（Kharkiv）長大，那裏距離俄羅斯邊界只有20英里（32公里）。學校課程讓我學習如何使用槍械。我曾經理所當然地以為烏克蘭被友好的國家包圍，認為那是毫無意義的。

我曾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具主權爭議的納卡地區採訪，向世界傳遞慘烈的第一手訊息。美國和歐洲各國於這個冬天撤走基輔大使館的人員；我展開地圖，仔细琢磨在故鄉外屯兵的俄軍時，我心裏只冒出一個想法，「我的國家面臨悲劇」。

在戰爭最初的幾天，俄軍轟炸了哈爾科夫的自由廣場，那是我一直打滾到20多歲的地方。

我知道俄軍會把比鄰亞速海（Sea of Azov）的東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視為戰略要點。因此在2月23日晚上，我和共事多年的同事，美聯社烏克蘭攝影記者Evgeniy Maloletka，乘坐他的白色福士客貨車一同前往該處。

在路途上，我們為了尋找備用車胎而煩惱，最終透過網絡找到附近一位願意在半夜做我們生意的人。我們向他和雜貨店收銀員解釋，我們正為了採訪戰爭而做準備。他們的目光像是望着瘋子般射向我們。

我們在清晨3時30分進入了馬里烏波爾。戰爭在1小時後爆發。

馬里烏波爾的430,000居民中，約四份之一把握到最後的機會，在被戰火包圍前離開了。但相信戰爭來臨的人畢竟是少數，當大多數人發覺他們已錯失了撤離的機會，一切都太晚了。

炸彈一顆接一顆的炮轟下，俄軍切斷了電力、自來水、食品供應，以及最後的、關鍵的電話網絡、收音機電波和電視塔。幾位其他媒體的記者在聯繫被截斷以及全面圍困前離開了這個城市。

在圍城裏形成的信息缺口達成了兩個目標。第一是「混亂」：人們無法知曉發生了甚麼事情，使他們陷入恐慌。起初我並不了解為甚麼馬里烏波爾迅速被兵臨城下。現在我知道這是因為通信不良。

第二個目標是逃避懲罰。沒有消息傳出來，也就見不到遭炸毀的住宅大廈和正在死去的孩子的照片，俄羅斯軍隊便可為了攻佔城市無所不用其極。而我們是僅餘的傳訊窗口。

所以，為了把我們所見所聞傳給世界知曉，我們冒着極大風險，亦因此觸怒俄軍要搜捕我們。

我以往從未試過感受到，「打破沈默」是如此的重要。

死亡是來得如此迅速。在2月27日，我們在旁看着醫生嘗試拯救一名被炮彈碎片擊中的小女孩。她死了。

第二名小孩也死了，緊接着是第三名。隨着電話訊號的消失，人們無法求助，且街道被炸爛難以通行，救護車再無法有效接載傷者。

醫生請求我們攝錄人們將死傷帶來醫院的情況，並讓我們借用他們的發電機為相機充電。「沒有人清楚這個城市哪裏發生了甚麼事。」他們說。

炸彈擊中了醫院和附近的住宅，粉碎了我們的客貨車的玻璃窗，碎片又在車身開了一個洞，並刺穿了車胎。有時我們跑到街上拍攝燃燒的大樓，然後又在爆炸聲中躲回室內。

城市裏有一個能夠穩定接通網絡的地方，就在Budivel'nykiv大街一間被搶劫一空的雜貨店外。一天一次，我們駕駛到那裏，蹲在樓梯口，把照片和影片傳給外面的世界。樓梯不會保護到我們，但比起空曠地點更令人安心。

網絡訊號在3月3日被截。我們設法從醫院7樓的窗口傳送我們拍攝的影片。在那裏，我們看到了馬里烏波爾這座曾經是穩定的中產城市崩解分離。

當「Port City」百貨商場遭遇搶劫時，我們在火砲和機關槍的響聲下朝那個方向前進。一批人推着購物車快跑離去，車上面載滿了電器、食物和衣服。

一顆炸彈落在商場的屋頂並且爆炸，將我抛到室外地上。我繃緊起來，等待着第二顆炸彈，同時心中咒罵自己上百次，因為剛才沒有來得及開啟相機攝錄。

第二顆炸彈落下來，在破空聲中擊中了我旁邊的住宅大廈。我躲在牆角後找掩護。

少年原本推着載滿電器的辦公室椅子走過，紙箱從兩側散落在地，「我的朋友在裏面，炮彈就落在我們10米處。」他說：「我也不清楚他們現在的安危。」

我們趕回醫院。在20分鐘內，傷者緊接進來，有些被放在購物車中推進來。

之後幾天，衛星電話成為我們唯一的聯繫外界的手段，而那個衛星電話唯一可以運作的地點是戶外空曠處，在彈坑旁邊。我會坐下來，盡可能縮小自己，並嘗試捕捉訊號。

每個人都在問，請告訴我們，戰爭幾時會結束？我沒有答案。

每一天，都會有傳言稱烏克蘭軍隊會突破包圍前來救援。但一直都沒有人來。

這段時間，我目睹了醫院裏傷者死亡、街上的屍體、幾十具遺體被推入亂葬崗。我見得太多，攝錄時也不再帶有感情。

在3月9日，兩場的空襲撕開了我們貼在客貸車破碎車窗上代替玻璃窗擋風的膠紙。我一瞬間看見火光，緊接着我的內耳，我的皮膚，我的面孔都被痛楚刺穿。

我們看見濃煙從一間婦產科醫院升起。當我們抵達時，救援人員仍在努力把血流披面的孕婦從廢墟中救出來。

我們的相機電池幾乎用盡了，而且我們也連不上網絡傳送影像。距離宵禁時間僅餘幾分鐘。一名警員無意中聽到了我們在討論如何將醫院遭轟炸的消息傳出去。

「這將會改變這場戰爭的走向。」他說，並把我們帶到了有電源和網路連線的地方。

我們已記錄了許多死去的大人和孩子，看不到終點。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麼他會認為加上這批新的死亡消息能夠帶來任何影響。

結果我錯了。

在黑暗中，我們將照片與影片分成三份，通過三部手提電話同時傳送以加快過程。但這仍然花費了好幾個小時，我們完全超過了宵禁的時間。轟炸仍然繼續，但該名警員一直耐心等待，並守護着我們。

之後我們跟馬里烏波爾以外世界的連接再次中斷了。

我們回到一間空置旅館的地庫，旅館魚缸裏的金魚早已死光了。在我們與外間被隔絶時，我們並不知道俄羅斯一直利用假消息去抹黑我們的報道。

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發放了兩條推特訊息，稱美聯社偽造消息，指照片中受傷孕婦其實是由女演員扮演。俄羅斯代表拿着照片的複印本，在聯合國會議中重複着謊言，粉飾攻擊婦產科醫院的行為。

與此同時，在馬里烏波爾，人們追問最新的戰況新聞，把我們淹沒了。不少人對我說，「請拍攝我，使我在城市外面的家人知曉我還活着。」

這時候，馬里烏波爾已接收不到烏克蘭的收音機或電視訊號了。收音機唯一能夠接收到的廣播，就只有俄羅斯一方發放的，被扭曲的謊言：烏克蘭以馬里烏波爾平民作人質、轟炸大樓是烏方所為、烏方正在研究化學武器。這些宣傳強大到令部分的跟我們交談過的人都相信，掩蓋了他們的親眼所見的真實證據。

帶着蘇聯色彩的訊息被重複廣播：馬里烏波爾被包圍了。放下武器投降。

在3月11日，我們收到編輯的一個簡要的電話，當中沒有提及細節，只問我們能否找到那間遭受空襲的婦產科醫院的生還者，去證明她們確實存在。我意識到我們的影片一定是引起了俄羅斯政府的反應。

我們在一間相對接近前線的醫院發現了她們，一些抱着嬰兒，一些則準備分娩。我們也得知一名孕婦在產下死嬰後緊接離世。

我們回到醫院7樓的窗口，透過脆弱的網絡連線發送影片。從那裏，我看到了一輛又一輛畫上了「Z」俄方識別符號的坦克，在醫院建築群外駛過。

我們被包圍了：包括許多醫生，數百名患者以及我們。

一直在保護醫院的烏克蘭士兵不知到哪裏去了。而通往我們的客資車、食物、食水和設備的道路，亦已被俄軍狙擊手看守着，一名醫護人員在外面被擊倒了。

我們在黑暗中，聽着外面的爆炸聲，捱過了好幾個小時。就是此時，烏克蘭士兵呼喊着烏克蘭語，前來接走我們。

這並不像一個救援行動。感覺我們只是從一個危險場所，移動到另一個危險之中。此時此刻， 馬里烏波爾已再沒有安全的地方，也沒有救贖。你隨時都可能死去。

我非常感激那些烏克蘭士兵，同時變得麻木了。並對自己逃跑感到羞愧。

我們跟另外一家三口擠進汽車，混入了長達5公里，離開城市的車龍裏。當天，約有3萬人從馬里烏波爾撤離——人太多，俄羅斯士兵並沒有時間仔細檢查每一輛車窗蓋着膠紙的汽車。

每個人都十分緊張。他們害怕，對着彼此互相呼喝。每當有飛機呼嘯而過或者聽到空襲聲音。地面都隨之震動。

我們越過了15個俄羅斯檢查站。每一次，坐在我們的汽車前座的母親都會着緊地大聲祈禱，為了讓我們都能聽見。

當我們的汽車穿過他們一個又一個的檢查站，第三個、第十個、第十五個，每一個都駐守了配備重型武器的士兵。我對馬里烏波爾能夠捱過圍困的希望逐漸變得渺茫。我理解到僅僅是要靠近那個城市，烏克蘭軍隊必須突破重重的障礙。這是不會發生的。

日落時份，我們來到一座斷橋，那是烏克蘭為了阻止俄羅斯進攻而摧毀的。紅十字會一隊約20輛汽車的車隊被截住了。我們把車輛駛離大路，轉入田野和後巷。

在第15個檢查站的守衛，說着略帶高加索口音的俄語。他們命令整個車隊關上車頭燈，以免我們將停泊在路邊的武器和裝備的詳情曝露出去。我只能隱約見到車輛上的白色「Z」標誌。

當我們來到了第十六個檢查站，我們聽見了聲音，是烏克蘭語的聲音。我感到無比的安心。坐在汽車前座的母親痛哭了起來。我們從馬里烏波爾出來了。

我們是馬里烏波爾最後的記者。現在裏面已經一個都沒有了。

我們又一次被訊息所淹沒，人們想要得知我們拍攝過的，他們親人的命運。他們絶望地也親切地撰寫訊息，仿佛我們並不是陌生人，仿佛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似的。

上星期末，當俄羅斯空襲一個有上百人避難的劇院時，我可以準確地指出我們應該去哪裏採訪倖存者，聽取被困瓦礫堆下無數個小時的人的親身感受。我熟知那大廈和附近和被毀壞的居所。我認識曾經被困的人。

來到這個周日，烏克蘭當局表示俄羅斯轟炸了一所有400人逗留的藝術學校。

但我們再也無法前往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