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江澤民逝世｜改革開放工程師 一國兩制啟航人
「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江澤民知道要接任中共總書記後，恩師汪道涵以這兩句話贈予鼓勵；江澤民由上海進入北京後，亦是如此向鄧小平許諾心跡。其時國內經歷六四事件，東歐社會主義政權更相繼倒台。沒有中央政治歷練的江澤民臨危受命，一度被以為只是過渡人物，但十三年的總書記任期證明了他不負所託。站在歷史的重要關口，江澤民穩定地落實了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帶領國家得以昂首挺進廿一世紀。
江澤民是江蘇揚州人，抗日時期於上海修讀機電工程，建國初年投身工廠，並因而結識畢生之伯樂。在汪道涵的賞識之下，江澤民先是進入第一機械工業部，後在改革開放初期出任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以及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推進廣東、福建兩省試辦經濟特區。八五年汪道涵卸任上海市長，江澤民返滬接棒。
上海是老家，工程是興趣，江澤民原意是從市委書記退休後便到大學裏做一點研究。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八九年逝世，引發的學運波及上海。江澤民一方面與學生溫和對話，在不用武力手段的情況下平息了示威，另一方面從嚴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支持北京戒嚴。江澤民既不是趙紫陽，也不是陳雲或者李鵬。江澤民就是江澤民，亦因此是鄧小平同年五月為黨尋找新領導之時破格擢升的人選，即使當時他並非政治局常委，不在中央政治核心。
八九內外交困 穩定壓倒一切
由滬入京，走馬上任。彼時國家風雨飄搖，甚至形容是危在旦夕也不為過。江澤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接班總書記的時候，直言那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社會未從六四事件中恢復過來，中央領導層對於路線尚存分歧，「蘇東波」前車可鑑，外有歐美制裁，經濟改革幾乎停滯不前。我們無法以歷史後來的發展軌跡，來低估江澤民臨危受命時候面對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其他時候較其時穩定更須壓倒一切。背靠鄧小平是江澤民得以穩定執政的最重大因素，堅持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江澤民促成穩定的最重要手段。鄧小平定下方向，江澤民全面落實。改革開放需要總設計師，同樣需要總工程師。江澤民帶着開發上海浦東新區的經驗，汲取了蘇聯將改革重心錯放政治而非經濟的教訓，下令探索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具體方法。
改革開放遇反動 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九零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後成立，九一年江澤民主政上海的得力副手朱鎔基調任入京。經濟改革的步伐愈走愈大，反動力量的聲音同時愈響。保守勢力不乏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又主張「要問姓社姓資」，使得已經退休、年近九十的鄧小平要南巡「防左」，強調「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站在歷史可能出現的分岔口，江澤民再一次展現出他堅定的原則和立場，甚至在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鄧小平的南巡，加上江澤民在十四大主張在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令改革開放的進程不但得以繼續，而且步伐加快。由江澤民提拔入常的朱鎔基亦都主導了金融體制改革，將人民銀行專門劃定為執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央銀行，並親自出任改革後的人行行長。
「河水不犯井水」 不干預自治事務
在六四事件後接過燙手山芋，江澤民不只需要道路自信，抵住雜音，更需要成為外界的信心之源，方能前行。上任中共總書記後三星期，江澤民在北京接見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安子介等人，表示會堅持以「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香港問題，並提出內地的社會主義和港澳台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
或許由於江澤民在九七年香港特區成立典禮上曾說，對董建華領導的特區政府充分信任和完全支持，「中央各部門和任何地方，都不會也不允許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據《基本法》規定自行管理的事務」，以致「河水井水論」後來被理解成中央放任不管的說法，但「河水井水論」顯然是針對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而說的。而且他不下一次公開反對英國政府九十年代在香港單方面推行政制改革，並且多次提及香港和內地互相成就、關係緊密，江澤民對香港的高度信任自然不意味着放任主義。
見證香港回歸 任內四度來訪
無論如何，歷史不只把江澤民放了在六四事件後的中國領導人位置之上，主持改革開放的新里程，鄧小平在九七年香港回歸前的逝世，亦恰好象徵了「一國兩制」這個偉大創舉是由江澤民來正式啟航。在其充分信任下，香港順利誕生了由董建華領導的首屆政府，舉行了首屆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特區政府自行應對了亞洲金融風暴，擊退國際炒家。全國人大常委會雖然在居港權爭議之中作出了首次釋法，但並沒有推翻終審法院的原有裁決，亦沒有明確否定其違憲審查權，緩減了潛在衝擊。
江澤民任內四度訪港，包括九八年慶祝回歸一周年，到訪沙田醫院以及馬鞍山新港城，並主持香港國際機場的開幕典禮。在其離港不到半日，訪華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轉抵香港，體現了香港特區得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的認同。「一國兩制」作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存、和平統一國家的方針，在江澤民的領航下實現了良好開局。
與台「三個可以談」 對外說好中國故事
對於統一台灣，江澤民的貢獻同樣不容言輕。海協會九一年成立，汪道涵在其支持下成為會長，後再加入由江澤民親自帶領的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九二年海協會在香港與海基會達成「九二共識」，奠下了兩岸關係的重要基礎。江澤民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報告指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並在九五年提出「江八點」。縱然李登輝訪美引發的台海危機以及「兩國論」重創兩岸關係，但江澤民在十六大仍然宣示「三個可以談」，令大陸和台灣危中有機，並為日後實現「大三通」創造了有利條件。
對外方面，江澤民任內國事訪問美國並達成《中美聯合聲明》，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功申辦奧運會以及世界博覽會。他一方面堅持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道路要走，不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或者資本主義經濟，另一方面積極對外開放，不吝與國際社會交流。六四後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芭芭拉華特斯的訪問，二千年在《60分鐘》與麥克華萊士詳談，再政治敏感的話題都毫不忌諱，甚至以流利英語反駁主持。用今天的話來說，江澤民說好了中國故事。
江澤民最廣為香港人認識的，相信是他九六年從眾人中僅與董建華握手，以及回應「欽點論」時脫口而出「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兩件事情可反映他的果斷和自信。而亦是這份果斷和自信，讓江澤民在歷史關頭中不辱使命，堅定地落實改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回應了九十年代內地以及香港的路徑需要。昂首挺進廿一世紀以後，改革開放面對經濟結構矛盾的新挑戰，「一國兩制」遇上疏離區隔的新難題。與時俱進，是這位工程師和啟航人留下的最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