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香港需要一個新特首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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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是在梁振英對外公布的前一天,得知她的這位上司不會競逐連任特首。當時她作為政務司司長,是政府的第二把手,位處權力核心,但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還是感到非常意外,並因為這個「很巨大的情況變化」而要重新考慮參選特首。信奉天主教的林鄭在一個月後自言受天主感召而決定參選,不少香港人則相信她是得到了中央的祝福。不論如何,餘下的就是歷史。

林鄭當年的人氣不及曾俊華,但還是得到了一些期待,包括我們的期待。她在宣布參選當天,表示「面向的不只是1,194個選舉委員會委員,我面對的是全港700多萬的市民,深深明白如果沒有廣大市民的支持,日後的管治會舉步維艱」,顯示她明白特首除了要向中央政府負責,亦要向香港社會負責。又如她在競選小冊子矢言要尋找共同語言,消解敵意,「即使不一定同意我的工作理念,但希望起碼不會對我反感」,嘗試說服市民她可以修補當時已經嚴重的社會撕裂。

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時打着「We Connect」旗號,當選後卻屢遭質疑「堅離地」,與社會愈走愈遠。(羅君豪攝)

領導者不能「堅離地」

林鄭月娥上任後帶領主要官員和行會成員出席立法會午宴,同場出席的包括了公民黨、民主黨等泛民議員,她在席間更親手接過梁國雄爭取全民退保的紙牌,並且互有交談。半年後,民主黨舉行廿三周年黨慶晚宴,林鄭亦有別於梁振英,不但帶領三位司長及多名局長出席,更自掏腰包捐出三萬元,其後亦在社交平台加上「大和解」標籤。說是「大和解」或許言過其實,但沒有人能夠否認,當時的政治氣氛比起梁振英年代已改善不少。

但我們都知道,2019年的修例事件改變了一切。修訂《逃犯條例》是應該做的事情,問題只是如何做。即使過了兩年半,社會仍然記得林鄭政府當時的推動工作何等粗糙,一方面未能有效回應法律界的憂慮,另一方面卻為商界提出的要求修訂草案。林鄭在宣布暫緩修例工作時,承認「在解說、溝通方面工作的確有所不足」,但溝通為何失效本身才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她競選時打着「We Connect」旗號,卻因為不懂使用八達通和買廁紙等小事而被質疑「堅離地」。小事不必化大,但一葉可以知秋,特首與社會愈走愈遠,建制派支持者亦怨聲載道,一切不是偶然。領導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加深社會撕裂是重大問題,但不是唯一問題。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提出的特首四大條件中,「港人擁護」之外就包括了「有管治能力」;夏寶龍主任今年提出的五個善於中,既有「善於團結各方面力量,做有感召力的愛國者」,亦包括了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問題」及「為民眾辦實事」。但四年半以來,政府破解了多少矛盾問題,為市民辦了多少實事?

在反修例的前一年,社會尚未受政治爭議紛擾的時候,林鄭大鑼大鼓地舉辦了一場土地大辯論。要求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屋的呼聲甚大,但她卻無動於衷,反而力推難以救近火的明日大嶼計劃。本屆政府之初,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是4.7年,而現在已經高達5.9年,距離當局給出的三年上樓承諾愈來愈遠。當然,公營房屋供應不足不能完全歸咎於這屆政府,但政治領袖不正是要革新施政、糾正方向和解決問題嗎?任期過了四年半後社會未見盼望,特首難辭其咎。

為官者必須認識為官所為何事,要有解決問題的決心,不應將住屋、貧窮、社會保障不足等問題留給下一屆。

民生凋敝之失無從諉過

很多人都將香港的管治問題歸咎於所謂的反對派,指摘他們在立法會百般阻撓,令政府無法施政。民主派誠然拿立法會作政治鬥爭的場地,但難道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是他們會反對的事情?誰又會不支持政府照顧社會弱勢,防止一宗又一宗命案慘劇發生?當局沒有收回農地、棕地以廣建資助房屋,是因為民主派在礙事嗎?更何況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特首領導的管治團隊——而不是立法會——才是推出政策、改革社會的主體。歸根結柢,為官者必須認識為官所為何事,要有解決問題的決心,而非任由住屋、貧窮、社會保障不足等問題一屆留給下一屆,程度甚至一年比一年嚴重。林鄭月娥上周作本屆任內最後一次述職,所述的卻仍然停留在「集中精力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際上就是沒有什麼成果可說。

過去兩年中央政府雷厲風行地整頓香港政治形勢,既制定及頒布了《港區國安法》,亦確保了立法會只由愛國愛港者參與。我們早已指出,政治新常態對政府的挑戰才是最大,因為他們再沒有借以怪罪的對象。正如中央政府上星期公布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末段指出「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選舉制度的完善……長期困擾香港的各類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將更有條件得到有效解决」。真正問責的政府不可能在有了穩定的政治局面下,在經濟、民生方面仍然未見成績。

要告別劏房,釋放「樓奴」,我們需要一個不會迷信置業階梯的新特首,明白房屋是市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不是單純由市場供求主導的奢侈商品。調整房屋的供應和需求,令居高不下的樓價軟着陸,固然講求一套適合香港的政治經濟學,但更根本需要的是以民為重的心態,明白生活即是政治的簡單道理。當然,正確的心態有時比起高深的知識更可貴。

要讓香港人不只是生存,而是生活,我們需要一個追求社會公義的新特首。理論上,這是關乎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學問:關乎如何讓市民的勞動有價,能夠從工作上獲得更合理、更公平的回報,而非只是讓資本家「放任」;關乎如何以社會福利制度保障弱勢群體,令他們不會因老弱傷殘或一時際遇,而要吃盡苦頭。但說到底,這其實就只是一種價值追求。

要給青年一個未來,讓他們能夠以香港為家,我們的特首不但需要開放胸懷,兼聽則明,更需要知道這一代人面對的挑戰與上一代截然不同。發奮向上便有出頭天的獅子山精神是已經過去的故事,這一代面對的是經濟停滯不前,社會流動性愈來愈低,是有心儀對象也無經濟能力成家立室的困境。我們的特首要徹底改變香港的社會環境,才能留下青年,甚至叫移居他方的人願意回來。

「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對於林鄭月娥的這份答卷,香港人已經作出了批閱。

人民是管治的閱卷人

成長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林鄭月娥,年輕時住在灣仔舊樓,放學回家後只能站在碌架床下層,把上層用作書桌做功課。憑着努力,她幾乎每年也考第一,進入香港最好的學府,大學畢業後成為天之驕子的政務主任。「好打得」的評價全然非虛,林鄭的努力和能力絕對值得肯定。但這些只是做好特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四年半以來,她確實未能解決社會和民生問題,製造了更嚴重的政治撕裂,甚至乎在中央穩定香港政治局勢後,市民又再一次感受到這位特首的高傲心態。

前年6月反修例風波正酣之際,林鄭月娥曾經在電視專訪面前哽咽地說,「說我『賣港』,我怎麼賣港?我土生土長,我跟所有香港人一同成長,我對這個地方的愛,讓我作出不少個人犧牲……他(林鄭的丈夫林兆波)說你怎麼可能賣港呢?但你真的有問題,做了行政長官後就賣身給香港」。相信在林鄭月娥的家人心中是一位好太太、好媽媽,在政府官員眼中亦必然是個勤勞嚴謹的好上司。但對於管治者,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只一次強調,「時代是出卷人,我們是答卷人,人民是閱卷人」。對於林鄭月娥的這份答卷,香港人已經作出了批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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