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中共解答百年奮鬥意義  港官也該踏上趕考之路

撰文: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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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下簡稱「六中全會」)在上周四(11日)閉幕。這次會議不只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第二屆任期內最後一次重要的中央全會,今年更是中共創黨一百周年。這場深具歷史意義的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總結中共在1921年至2021年這一個世紀間的歷史。

這是中共有史以來第三份歷史決議。過去兩份除了是為一些歷史問題作出官方定性和總結外,亦為面臨着巨大變革的中共確立將來的發展路向。1945年中共第六屆七中全會發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中共正面臨日本侵華結束後國共將爆發全面內戰的時勢,除了定性了中共建黨早期的右傾和左傾錯誤之外,該份決議同時也確立了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共體制。到了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及文革等歷史問題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同時也為剛經歷完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中共,重新確定以鄧小平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發展路線。

新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則以中共百年奮鬥史為中心,再次肯定了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歷代領導人的貢獻,認為中共在第一個百年中為中國找尋到一條適合自我的道路,解決了絕對貧窮問題,並成功全面奔向小康,完成了第一個百年的奮鬥目標。當下中共面對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決議認為要本着百年奮鬥成功的經驗,再次確立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主體的道路,強調以十個堅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理論創新、堅持獨立自主、堅持中國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堅持開拓創新、堅持敢於鬥爭、堅持統一戰線、堅持自我革命,面對下個百年的挑戰。

中共百年來成功的地方無疑是執政的官員意識到人民才是考官的道理,為政者面對人民必須有如趕考一般着急的心態,不應有所怠慢。(路透社)

以歷史為鑑 可以知興替

這三份歷史決議都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香港與西方國家很多人對它們都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膚淺一點的想法也許認為這不過是中共在吹捧自己的「豐功偉業」;即使略為認真研究的,也經常對中共為何要花這麼多精力在歷史問題上感到費解,對於現代政治而言,研究百年歷史似乎不具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這種落差其實恰好說明了中共與西方理解歷史與當下政治關係的差異之處。正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對於中共而言,歷史是值得深切反思的問題。通過這百年的經驗去自我反省,中共可以歸納出過去得失成敗的原因經緯。中共首兩份歷史決議便是集中於對過去失敗經歷的反思,再從中思考未來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慢慢從摸着石頭過河找尋到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其實便是第二份歷史決議反思毛澤東時代與文革的結果。當前的第三份歷史決議為過去百年的黨史作一大回顧,總結出中共堅決走自己的路成功促成了中國今日的發展,對歷史經驗客觀評價。它既是自我肯定,也是自我批評;既是吸收經驗,也是自我反思。

在西方政治中,並沒有像中共這麼重視回顧歷史。對於西方民主制度而言,成功失敗所代表的不過是當選或落選。因此對於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黨和政客而言,與其花時間深思幾十年甚至百年以來歷史得失和意義,倒不如多花心思於如何在下屆選舉中爭取更多選票去保持勝利或爭取「敗者復活」。更何況,當下不少西方的政黨本身只是民粹思潮的副產物,更加欠缺可以反思的歷史經驗。在這種政治環境中,政治目光往往只能放在選舉之上,反思的也只是如何迎合民粹以獲得更多選票,自然難有總攬全局的大藍圖以及繼往開來的大志向。從這點看,中共能夠延續百年並非無因,中共雖然是一個政黨,但其內涵與西方的政黨卻有着天壤之別。

為政跟做事一樣,並沒有事先知道一切的可能,因此對於從政者而言,在新的問題上「犯錯」並非是最大的政治錯誤,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否能有足夠的智慧從失敗中自我批評,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教訓,從而摸索以改革來解決問題的出路。香港不少從政者正是欠缺這種反思歷史的智慧和勇氣。一些管治官員只是抱着公務員心態,為政只想蕭規曹隨、得過且過,不要說改革,就連認真反思歷史的意識也欠奉。政客偶有強調歷史,但卻多視之為政治工具,鮮有認真從中學習反思的人。就以「六四」而言,泛民主派政客時常將其掛於口邊,但只停留於「中共暴政」的僵化認識,甚至令他們將對中共乃至中國的認知永遠定格於三十多年前。可以說,他們並沒有真正從歷史中反思未來的路應該如何走。

香港的官員面對人民有時甚至有種高高在上的姿態,為政亦不急人民所急。這樣抱着高人一等的姿態,只能稱為「官主」,又何來「民主」?(鄭子峰攝)

治國若考試 為政如趕考

香港回歸逾二十四年,經歷過「佔中」和反修例風波等大規模社會動盪,對於管治的官員和政客而言,這些事情的結果都是失敗的經歷。但畢竟事已至此,更重要的是為政者能否從反思這些失敗經歷中,重新找尋出一條適合香港走下去的道路。

貫穿百年歷史,中共都一直以「趕考」比喻管治。1949年3月中共在準備進入北京(當時尚稱「北平」)前,毛澤東在西柏坡向周恩來以「趕考」形容此行,並希望能考個好成績。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的公報承先啟後作出總結,指「過去一百年,黨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而現在又要踏上「新的趕考之路」。這當中所謂的考試所指的是測試一個政黨能否成功治理好國家的考驗。正如中共近年在多個場合經常反覆提到,只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才有資格評論那個國家是否民主,那麼,有資格為一個政府執政打分的考官自然只有該國的人民。

中共百年來成功的地方無疑是執政的官員意識到人民才是考官的道理,而為政者面對人民必須有如趕考一般着急的心態,絲毫不應有所怠慢,生怕會不合格。這也是中共所理解的「民主」——人民當家作主的意思。然而香港的官員對此卻沒有深刻的認識,面對人民有時甚至有種高高在上的姿態,為政亦不急人民所急,只是按照自己的步伐去走。這樣抱着高人一等的姿態為政,只能稱為「官主」,又何來「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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