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非常時期立法會告一段落 重思民主意義
本周三（10月27日）即將舉行本屆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為這一年非常時期的特例延任劃上句號。經歷過2019年的動亂之後，本屆立法會有着非常標誌性的意義。中央政府不再容忍立法會被政治意識形態騎劫，去年更直接取消了四名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最終引起泛民議員集體辭職。用建制派的話說，這一年再沒有那些「礙事的」泛民主派，立法會終於「回復清靜」，恢復原本的功能。然而這真的就代表一切妥當了嗎？
缺少了泛民議員之後，立法會審批議案的速度的確顯著提高。本年度立法會任期內政府共提交了39項法案，至今已通過38項，是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多。這可以是好事，例如多年來一直受阻的關於簡化專業試以吸引外地培訓醫生的法案，終於在上星期順利三讀通過。
然而，立法會議員是否良好地履行職務，並非單純取決於審批法案的速度。就如剛通過有關劏房租管的《2021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它雖然規管了今後劏房每兩年續租最多只能加租10%，以及租戶可享有「2+2」合共四年租住權保障，不過卻未有規管劏房的起始租金，很多業主都可以在條例生效前偷步先加租，變相令劏房戶被迫捱貴租。雖然議案仍有明顯漏洞可以改進，但最終草案仍然以37票贊成，2票棄權高票通過，有建制議員形容他們只可「含淚投棄權票」。這又不禁令我們思考，到底一個只會贊成草案的立法會是否就是一個好的立法會呢？
我們都認同立法會這類議會制度是現代民主體制的重要一環，其設立的目的本身就是要監察行政機關，彌補其可能的不足。如果立法會只是依附於行政機關，什麼都同意，即使效率甚高，但也會失去其本身存在的意義。反過來說，如果議會事事與行政機關對抗，抱着「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辦事，也不會是個好的議會。
選舉不必然促成真民主
對於香港泛民主派不少支持者而言，議會就等於民主，也等於選舉。很多人認為，只要有足夠多的選票支持一個議員、政黨或是政策，它就必然正確。即使一些政客煽動選民不理智的情緒，在議會上以意識形態掛帥，大談「無差別否決所有議案」，在改善民生之實事上毫無建樹，但只要他們有足夠多的支持，就被一些人視為民主和議會所應有的形態。
由於西方理論長期掌握話語權，加上政治正確心態作祟，很多人漸漸地迷信了這種形式的民主，形成「民主即是選舉」的根深蒂固想法。但假如放下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重新思考什麼是民主，我們便會發現，民主與選舉並不存在必然關係。甚至乎，選舉也不是所謂區分民主與獨裁的唯一界線。例如，沒有人能否認希特拉是個邪惡的獨裁者，但他與納粹黨也都是德國人民透過選舉所選出來的。
正當西方一直以中國沒有西方所說的那套選舉來界定中國沒有民主的時候，近來中國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民主理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月中旬的中央人大工作會議就提到，「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以及「用單一的標尺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不民主」。這番話簡單地概括就是，民主不是一種固定的制度，制度是否民主取決於其是否能體現民主精神。反過來說，無論什麼樣的制度，一旦失去了這種精神，儘管有着西方所謂的「民主」，但已經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生是民主的精神根基
那什麼是民主精神？很多政治理論家在談論這個問題時，總喜歡高談闊論一些民主理論，但從人類近代發展民主的經驗和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歸納出，民主精神旨在提高普遍人民生活質素，換言之，「民主即是民生」。民主精神在英國興起的時代，正是英格蘭從一個中世紀島國崛起成為海洋霸權的年代。通過海洋貿易、殖民主義的發展，英國商人用英國的羊毛和工業品交換了世界各地的商品，包括新大陸的砂糖、煙草、可可、咖啡，以及印度和中國的香料、棉花、茶葉、陶瓷、絲綢等等。這大大改善了英國人的生活質素，十七世紀的英國中產階層可以在午後喝着砂糖紅茶，吃着肉桂蛋糕，正是海洋霸權帶來的改變。
民主與重商主義結合成為了英國民主成長的泥土。相似地，美國經歷過兩次大戰後經濟發展，快速超越歐洲，中產階層大量增加，這成為了美國制度神話的基礎。假如歐美等西方國家此時貧困得像落後國家一樣，這些國家甚至可能連為自己的制度建立理論高地的資源也沒有，試問還是否有人願意相信西方的民主制度？
如果一個制度無法確保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管理論上說得如何漂亮，都免不了引起人民的質疑。近年，美歐等先進地區發展停滯，資本主義將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使愈來愈多西方國家的人民不信任他們的民主制度。
西方政客總喜歡攻擊中國為極權或是威權，形容中國模式是對民主的威脅。然而， 同樣甚至更加構成威脅的是西方制度無法再像以往一樣回應人民對改善生活的渴望，只是剛巧中國找尋了一條自己可行的道路，便令西方國家將中國標籤成為制度的威脅。
香港處於民主十字路口
香港人爭取了民主多年，不少人形容現時民主倒退，但大家也是時候靜下來想想，香港需要怎樣的民主。
民主不是一種形式或是意識形態，而是追求改善民生的精神。同樣，立法會既是民主的體現，也應該是為了人民對改善生活的渴望而存在。無論是「為反而反」或是「舉手機器」，兩個極端都不理想。對於傳統民主派而言，要認識到改善民生才是民主最終的目標。政客要有擔當去為此出謀劃策，而不是將問題推給民意，甚至借着玩弄民粹主義推銷危險而虛幻的政治議題，以博取選票。最終，民主是否倒退也與人民生活質素相關，而不是由某個國家所定立的標準來衡量。
相反，建制派也不應以為凡事支持政府、通過所有議案就是盡責的表現。正如內地成功是基於為人民帶來美好生活，使廣大民眾脫貧，建制派同樣也應該以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為己任。他們應該有自己的主見和施政理念，發揮自己所長，向政府提出建設性的建議，而不是只當「舉手機器」。例如，本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在即，政府遲遲沒有提交強積金對沖和一手樓空置稅等利民法案，建制派也應該主動敦促官員跟進，而非任由政府「嘆慢板」。
本屆立法會即將完結，不少人寄語接下來的選舉和立法會將帶來新氣象。要改變香港的對立局面，民主和建制兩派都必須放下固有的政治意識形態，重新認識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假如立法會選舉所比拼的是施政方針，而非一些空洞的政治話語，那才會帶來新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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