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反思新自由主義　低稅未必就是好

本月初，國際間傳來一則重要消息，七國集團（G7）在英國倫敦舉行財長會議期間，為制定全球最低企業稅達成了共識。簡單而言，G7同意向邊際利潤高於10%的大企業開刀，而最低稅率建議不低於15%。雖然G7的共識還要再交到二十國集團（G20）讓更多國家參與討論，但這無疑為相關倡議推進了一大步，也無怪乎G7各國財長之後相繼宣稱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全球最低企業稅為何如此有歷史意義？過去數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理論大行其道，各國追求為企業「鬆綁」，去監管化、降低稅率等方法相繼推出。儘管這一系列的措施或許真的對企業經營帶來眾多好處，但社會卻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去監管化後來引致華爾街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爆煲」事件，觸發了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全球經濟，美歐首當其衝，其他經濟體亦未能倖免，部份至今仍未恢復。

另一方面，經濟新自由主義相信政府花錢欠缺效率，因此認為政府能不管的地方，應盡量不管；既然政府不應該管，也就沒有必要交那麼多稅，低稅等同「藏富於民」的概念由是一度流行。此外，為了吸引跨國企業進駐，各國政府紛紛調低稅率，而企業也利用這些機會將大筆利潤轉移到稅率低的國家或地區以避稅，這就是經常成為討論題目的「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BEPS）問題。過去三十年，多國之間發生競相減稅的惡性競爭，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單從2000年至今的二十多年間，OECD國家的公司所得稅平均稅率已從32.3%下降8.6個百分點至23.7%。

最低稅也許不完美 惟可終結惡性競爭

稅基下行縱然不至於觸發像金融海嘯如此爆炸性的全球危機，卻無聲無息地製造了無數社會問題。財政收入下降令政府能用的錢愈來愈少，結果真的如新自由主義所希望般愈管愈少。雖然在這種環境下經濟效率也許更高，但「藏富於民」的「民」終究只是駕馭資本規律的少數資本家，放任性資本主義結果是令財富更加集中，加劇了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新冠疫情下全球富人因為資產升值而身家暴增，低下階層卻飽受失業或收入下降等問題困擾。就算政府不想減少社會保障，但長期收入下降也令公共財政捉襟見肘，變相令政府債台高築，大多數西方發達經濟體近年普遍如此。

雖然G7就全球最低企業稅達成原則性共識，但前路依然崎嶇，各國之間的利益衝突並沒有因此而化解，估計還會有不少障礙。就以電商巨頭亞馬遜（Amazon）為例，它是歐盟計劃開徵「數碼稅」的對象，然而，這一次共識可能不會將這家互聯網公司涵括在內，因為它的利潤率是6.3%，還未達到10%的門檻，但歐盟國家是否會讓其過關，還是未知之數。

事實上，美國政府之所以由以往表明反對，至拜登政府上任後突然改為熱衷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計劃，背後實與美歐之間的利益衝突相關。過去數年，歐洲有不少國家由於不滿大型科技企業可以避開傳統稅網，開始對科技企業加徵數碼稅。這些科技巨企多為美國公司，因而引起了美國的不滿，上任總統特朗普甚至威脅會全面反擊，對歐洲出口美國產品大幅加徵關稅，美歐關係早就存在的芥蒂因而激化。拜登政府轉向積極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其中一個目的無疑是藉看似比較公平的方法代替對美企具有針對性的數碼稅，而歐洲也可以避免與美國直接開火、陷入爭議。

姑勿論這項計劃的缺陷，全球最低企業稅確可針對企業避稅的制度漏洞，這是值得肯定的。開徵全球最低企業稅的目的正是要阻止稅率繼續下降，令大型企業負上其應負的社會責任，讓各國政府無法找藉口規避二次分配的責任，從而緩和新自由主義製造的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正如美國財長耶倫（Janet Yellen）所言，這項計劃「可以終結長達三十年的惡性競爭」，避免好像蘋果（Apple）這樣的超大型企業通過將註冊地設置在愛爾蘭而獲得在歐盟只支付少於1%稅金的特殊待遇。

貧窮懸殊撕裂社會 加稅有助緩解不公

從德、法兩個歐洲大國最初在OECD和G20針對BEPS提出最低企業稅倡議開始，到G7就此終於達成了共識，香港對國際間如此重大變革的反應一直非常冷淡。市場普遍認為，這項計劃有可能對包括香港在內的低稅經濟體造成消極影響，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回應相關問題時，只是說預期其對香港會產生一些影響，但有多大則需要進一步研究，並會構思如何對應。

先不論全球最低企業稅的討論已經存在多年，港府至今尚未能給出一個更具體的應對藍圖，更重要的是全球最低企業稅的意義並非單純只是會否令一些大企業遷離香港等表面問題，而更在於它進一步標誌了新自由主義的沒落，以及追求以調整稅制等方式進行社會再分配的國際潮流共識。

近年在發達國家中，貧富懸殊問題愈發嚴重，已經到了引起嚴重社會矛盾的地步。去年5月，美國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再次激起了美國各地的黑人平權運動。這除了是種族歧視的問題之外，也是黑人長期處於社會底層、經濟成果未能有效分配而長期累積不滿的結果。近日美國傳媒更曝光美國稅務局的機密文件，顯示全美最富有的25名超級富豪在2014至2018年間所交的實際稅率只有3.4%，遠遠低於美國一般勞動階層的24.2%，當中反映的經濟不公何等嚴重，不言而喻。

香港也是分配嚴重不公的社會，我們多次指出，無論是2014年的「佔中」，還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巨大社會動盪表面看似由陸港政治矛盾引發，更根本原因是潛藏在社會內部的經濟不公這個深層次矛盾。社會貧富懸殊、經濟結構固化以致上行階梯幾乎封閉，令年輕人看不到發展機遇，甚至對未來感到絕望。一些投機政客作出政治煽動，把年輕人的絕望心理導向仇外，把自己面對的困境歸咎於內地對香港的影響。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嚴刑峻法只能收一時之效，針對貧富懸殊背後的原因下藥，才是治本之道。

全球最低企業稅跨進一大步，也應為香港帶來啟示。經濟新自由主義「低稅便是好」的想法已經不合時宜，各國開始思考如何通過對企業的盈利收取合理稅收，令政府更有能力重新分配資源，使社會公平正義得以伸張。過去，香港一直以作為低稅的自由港感到自豪，現在也是時候放下這種過時的自豪感，重新思考如何承擔二次分配責任。事實上，如果「減稅藏富於民令社會更好」，那麼，為何香港公營醫療系統永遠都是求過於供、病人做手術的輪候時間動輒以年計？為何高效的私營醫療淪為社會多數成員無力負擔的服務？

毫無疑問，醫療是香港需要投放更多資金的公共領域，除此之外，香港尚有諸如房屋、退休保障、失業保障等諸多需要政府提供的社會安全網，政府必須提供更合適和可持續的資金支持，重構稅務制度是值得思考的路徑。眾所周知，要改善居住環境、增加社會保障、推動經濟轉型、創造更符合生活品質需要的就業環境，無不需要一筆長遠收入來支持，這些都不是單靠現有的財政盈餘能完全解決的問題，香港政府和精英階層應該借着全球最低企業稅計劃的推進，嚴肅思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社會，以及稅收如何為社會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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