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青年上流無望 談何社會發展
上周三（5月5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答覆立法會議員就「香港青年的收入」所作提問，引用了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數據，指出1995至1999年出生、獲專上教育程度者達20至24歲時獲得的實質就業收入，平均低於1970至1974年出生者，其中，接受大學教育者的收入下跌了7.2%，具研究院教育程度者收入更與二十五年前具學士課程教育程度者收入處於相同水平，反而僅具高中教育程度的全職僱員就業收入卻提高了19.8%。這些數字反映香港社會陷入青年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構性問題，年輕一代出頭機會較上一代為少，即使接受專上教育，都不見得能改善生活條件。
事實上，早在四年多之前，港府於《二零一六年半年經濟報告》就做過相同專題的研究，並發現1970至1979年出生者達20至34歲時獲得的實質收入平均高於1980至1994年出生者，報告當時提出：「最年輕的工作世代組群的實質收入較上幾代略為遜色，情況值得關注，尤其是考慮到該世代組群的學歷普遍較高……由於學歷較高青年的人數急增，當前要務是推動香港經濟繼續朝高增值方向發展，並開拓新的增長領域，以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予年輕一代實現理想。」無奈的是，到現在新一批青年就業和工作，有關問題依然未見改善，甚至有惡化趨勢，情況怎能不令人擔憂？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任之初，表示本屆政府會致力做好青年「三業三政」相關工作，亦即關注青年的學業、事業及置業，並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但具體成績如何，大家有目共睹。
政府青年發展工作失敗
我們先檢視一下近年的「三政」進度，像是被政府大書特書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不僅可供參與人數和諮詢委員會極其有限，當中還插入了殯葬、墳場及廟宇等明顯非青年興趣範疇的項目。至於前年反修例運動之所以會有大量青年參與，主要原因正是認為除了上街以外，別無他法可令政府聆聽意見；而在區議會選舉難得出現更多新的年輕臉孔後，當局在一些無關意氣之爭的民生事務上則經常拒絕與之合作。
接着再來看看「三業」。學業方面，近兩個年度的莘莘學子受到抗疫成效不彰影響，被迫頻繁停課，加上當局監督不力，以致相繼出現公開考試題目遭取消、科目設計緊急改革等情況，自然會對他們的學業構成重大壓力。事業方面，當局公布的數據已經直接點明青年實質收入上升空間不及前輩，此外，最新一季的本地15至24歲失業人士佔勞動人口比率亦高達13.5%。置業方面，新論壇、新青年論壇去年發表《香港各世代大學生住房承擔能力比較報告》，指出1985年以後出生者增薪幅度遠低於同期香港樓價升幅，而且，他們享受資助房屋供應還要低於年長世代。
由此可見，今屆政府對青年的「三業三政」工作幾乎完全失敗，年輕一代的學業、事業、置業、議政、論政、參政條件均有所倒退。特別是在六者裏面最重要的事業環節，政府最新措施居然還是將香港青年外送他鄉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與「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香港固然要配合國家發展，青年的眼界及視野也需要擴展至其他地方，惟這些理由不能夠用作掩飾政府本地青年發展工作的失敗，更不可以成為借「鼓勵」為名送走他們的藉口。試問世上有哪一個地方的管治階層甘於充當輸出人才的角色，而不着力幫助應該是社會未來棟樑的本地青年留下發展？
學歷貶值揭示產業問題
儘管青年難以向上流動很大程度是港府管治無方的責任，可是一批高官始終不忘砌詞狡辯以求開脫，譬如今次許正宇談論香港青年實質收入數據的時候，竟特意在後面標註幾句「每月就業收入平均數容易受到調查樣本內極端的數值影響……在闡釋這些數字時，特別是與過往數據作比較時，須特別小心」，彷彿經過如此解釋後，青年學歷貶值現象就不復存在。然而，單是統計樣本出現「極端」數值一事便足以說明社會貧富懸殊可能相當嚴重，甚至還有機會代表了本地經濟的產業發展太不均衡，才會導致年齡與教育程度相近，但出身於不同學科或行業者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
參照作為數據來源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最新一期按季統計報告，就能發現香港社會確實存在這種問題。「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及「金融、保險、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兩種行業在2020年第四季的就業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最高，以前屬於該兩種行業的失業人數比率亦最低；與此相對，「製造」、「零售、住宿及膳食」與「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資訊及通訊」三種行業同期就業人士每月收入中位數最低，曾經從事該三種行業的失業人數比率卻是最高。各行業之間在經濟困境下出現就業收入與失業率的落差，便是本港過度傾斜金融等個別專業的最佳明證。
近年政府官員不時以「知識型、高增值經濟」一詞描畫香港經濟未來願景，可惜，從他們的實際舉措來看，「知識」還是偏向跟傳統業務相關的部份而已。像是主要幫助年輕人的「創造職位計劃」，雖說範圍涵蓋不同技能、學歷人士，但當局往往強調計劃包含不少私人界別的金融服務業職位，箇中用意可謂不言而喻。就算是幾屆政府聲稱要大力提攜的本地創新科技與文化創意產業，也是發展多年未見多少起色；尤其後者增加價值數額及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更在今屆政府上任後逆向下降，對於一個打算要幫下一代建設「知識型、高增值經濟」的地方來說，實在是一則笑話。
社會發展不能拋下青年
上周剛好是「五四青年節」，幾位高官不約而同在此前後多番在發言中呼籲香港青年要認識國家、尊重主權，那麼，不妨請他們一起聽聽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五四青年節」於北京大學的講話：「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高校工作，始終關心和愛護學生成長，為他們放飛青春夢想、實現人生出彩搭建舞台。要全面深化改革，營造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流動，不斷激發廣大青年的活力和創造力。要強化就業創業服務體系建設，支持幫助學生們邁好走向社會的第一步」。而作為地方各級政府之一的香港特區政府，到底有否真正努力做到上述要求？
放眼世界，青年向上流動愈發困難，本來便是各個發達國家和地區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起飛的榮景亦已經沒有可能複製。就以美國為例，有關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停滯、社會階層薪資分配不均的批評一樣是多不勝數，但是，當地起碼尚能做到青年收入逐年慢慢提高，從1994到2019年間16至24歲的就業人士每周實質薪酬提升了18.3%；其餘英國、日本、台灣等地折算物價通脹以後，青年收入數字大體都能勉強維持穩步上揚趨勢。倒是像香港這樣可以放任青年收入長期每況愈下的地方，還真的不容易找到其他例子。
隨着今屆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即將完結，又一批中學畢業生將要面對升讀大學、背負學債與進入社會、辛苦求職的兩難選擇，然而，新冠疫情陰魂不散、經濟復蘇遙遙無期，加上過去幾代青年苦況擺在眼前，這叫他們如何是好？老一輩成功者不少能把本地社會發展說得頭頭是道，倚恃既得的經驗、資歷和地位對後生口惠而實不至，卻總是忽略了每個時代環境都不相同的基本道理，甚至忘記未來終歸要交到下一代人手中。如果真心為一個地方社會未來的發展着想，就絕不應該輕言放棄幫助本地青年，相反，更需要在提拔後進方面竭盡全力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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