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氣候峰會中美破冰合作 解決問題先於政治對立
在上周剛過去的世界地球日（4月22日），美國總統拜登主持視像領袖氣候峰會，邀請了4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一起出席。出乎外界預料的是，美國近來雖因政經利益與中國、俄羅斯兩國關係跌至冰點，但拜登依然主動邀請兩國領導人出席今次峰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未有拘泥於之前在外交上的衝突，放下芥蒂，而在會議中亮相並發言。兩個大國領袖在此一場合破冰合作，正好證明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如果承載着人類的地球面對嚴重危機，那麼各國又如何奢談保護自身的國家利益？在現實的問題之前，因政治理念而產生的大國競爭並沒有任何意義可言。
在同樣於上星期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上，習近平重申國際之間必須「平等協商」、「同舟共濟」。他在演講中提到：「我們應該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要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反對任何形式的『新冷戰』和意識形態對抗」，更直言「共同推進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加大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是其中一個要各國通力合作面對的問題。而透過隨後的全球氣候峰會，我們能立刻看到不管存在多大的利益衝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中、美兩國都不能否認氣候危機有凌駕於一切紛爭的迫切性。
美國近年處處針對中國，然而，去到要處理全球氣候問題的時候，他們深知中國的參與必不可少，畢竟一場欠缺全球兩大經濟體聚首一堂的國際峰會，根本就談不上有何意義。這大概也是為何經過3月中旬雙方外交高層於阿拉斯加劍拔弩張的會談後，美國早前仍派遣氣候特使克里訪華商討合作事宜，而他與中國代表解振華會談之後能夠達成共識，並且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中美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按其嚴峻性、緊迫性所要求加以應對。」這對處於全面角力的兩國而言可謂難得，顯示了大國競爭也得讓路於氣候問題。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即使是在合作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過程中，大國之間依舊可以互相競爭，例如比拼哪一方能夠更有效地應對問題，以及先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就以減少排放溫室氣體一事來說，中國過去一直主張採取「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較多的照顧及支持；這個方案以往曾遭受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反對，可是後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與《巴黎協定》都相繼接受了此一理念。現時中、美兩國固然還是在彼此具體減排進程上相互拉鋸，不過，這些都可以理解為協助世界落實「碳中和」的良性競爭。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周一（4月19日）在國內發表演說時，承認美國在應對氣候問題上的投資落後於中國，並警告長此下去可能錯失以美國利益和價值觀塑造世界未來的機會。這反映了美國也意識到，長遠能塑造世界的關鍵並非霸權或是單邊主義，而是在應對國際關鍵問題上能真正發揮自己的力量。中、美此等大國想要成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就必須擔當帶頭解決具體問題的關鍵角色，而全球氣候問題便提供了一個良性的競爭場所；如果兩國能放下意識形態偏見，集中精力於比拼誰能提出解決問題方案，對國際社會也是一件大好事。
政見分歧無礙共同利益
與此同時，當中、美兩國都可以為了共同應對全球氣候問題展開商談，亦足以提醒一些至今繼續執着於清算政治意識形態分歧的港人，他們的目光其實是多麼狹窄。正如大國的價值觀外交若無法建基於務實解決世界問題，那最終只會淪為幾句空話。中、美兩國代表之所以甘願就着氣候問題坐在同一張談判桌前，背後或許不無藉此爭奪未來領導全球地位的考慮，可是，它客觀上卻說明了關乎共同利益的問題始終需要持份者通力合作解決。不管過去雙方有多大的政治爭論，維繫彼此共同利益的重要性顯然比固守其中一方利益為高，否則就與損人不利己沒有本質分別。
香港近年經歷多番政治風波，由此衍生的社會撕裂仍然存在，它們不會因為《港區國安法》的落實或選舉制度改革迎刃而解，遑論其他困擾本地良久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像是土地房屋短缺、貧富懸殊嚴重、福利保障薄弱、創新動力匱乏……這些現實問題本來就不是因為政治立場分歧而產生，也不會因為政治理念統一而消失。它們才是實實在在發生於當下香港社會的問題，放在我們眼前的就有幾年前五歲女童被虐致死這般人倫慘劇，以及大量低下階層居住於環境極差的「劏房」中、過着左支右絀的生活。比起自囿於政治爭拗的「牢籠」，解決以上牽涉香港人共同利益的問題無疑更具迫切性。
況且，對立雙方在個別問題上提出合作，從來就不意味着他們必須完全放下政治理念的分歧。目前中、美兩國在氣候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合作態度，並不表示彼此之間在其他問題的分歧已經消失，在氣候峰會結束不久後，美國便宣布拜登將於6月展開上任後首次外訪，到英國及比利時出席七國集團峰會與北約峰會，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辛格接受路透社訪問時，直指拜登此行將會觸及新疆問題。由此可見，一邊談論和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一邊與對手攜手合作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兩者可以並行不悖。無論主張什麼政治理念，它最終必須以解決現實的問題作為依歸。
空談政治理想於事無補
同為處於世界大變局的五四時期，以胡適、李大釗為首的民國學者曾經圍繞「問題」與「主義」發生論爭，但其實論辯雙方都同意「主義」應該用來解決現實具體「問題」。胡適承認提出「主義」往往源於解決現實「問題」的良好願望，但認為後人貪圖簡便傳播，將具體的主張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淪為空談好聽、外來進口、偏向紙上的「主義」。李大釗在為「主義」辯護的同時，亦強調「主義」於理想外必須存在實際的一面，談論以後還得透過實驗化為解決具體「問題」的材料和工具，更不能讓假冒牌號、專事空談的人搞壞「主義」。前賢對空談理想、漠視現實的清晰警誡，依然很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至於歷史上最常被徵引來佐證空談理想難匡時政的例子，要數魏晉「名士」清談誤國。當時，許多官僚貴族及知識份子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現實，刻意走去鑽研各種抽象概念，從而整理出一套用作自我解釋放縱行為的說法；到實際掌權者也跟着沉迷其中、「無為而治」的時候，自然就會導致他們帶頭忽略現實治理責任，放任國家政權遭到外憂內患蠶蝕殆盡。儘管如此，清談之輩仍然不乏預見戰亂危機的山濤、打贏淝水之戰的謝安等人，甚至連最先反省清談誤國的自覺，本身便是始於目睹了西晉覆亡的東晉、南朝士人。相比之下，今日香港那群高談闊論的政客、權貴及學者，箇中不知又有沒有這種人物？
香港以至整個世界在新時代下需要的，明顯不再是那些只會佔據道德高地、空談政治理想的「名士」，而是能夠真正帶領眾人解決諸多現實問題的務實者。談論政治本來就須根植於應付真正的社會問題，假若只會出於政見分歧黨同伐異，空談「民主」、「愛國」一類口號，拋棄基本社會治理責任不顧，對當下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視若無睹，絕對是本末倒置。何況就算各方政治分歧一時之間無法化解，也不代表彼此完全沒有合作空間，與其糾纏於意識形態之爭，何不先將偏執的不合作心理暫且放下，嘗試集思廣益，構想如何面對和解決牽涉共同利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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