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行到水窮處 正是改變時
上周四（3月11日），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顯著收緊了香港政治選舉的空間，一些人慨嘆「一國兩制」已經走到盡頭。就在同一天，《香港01》度過了正式成立五周年的日子，自成立以來，《香港01》一直站在前沿記錄並見證香港社會的迅速變化乃至激烈震盪，成長為香港最多受眾閱覽、影響力也數一數二的新聞媒體。五年前，我們主張「是時候改變了」，這並非只是宣傳口號，而是我們明白2014年的雨傘運動雖然已經落幕，社會撕裂及經濟矛盾卻仍然存在，香港社會渴求轉型的呼喚並沒有獲重視，它是一個靜待再次被引爆的火藥庫。前車可鑑，就在我們成立之前的一個多月，便發生了令人觸目驚心的旺角騷亂。
五年過去，香港不但沒有平靜下來，反而更加躁動不安，爆發了一場規模和程度遠超雨傘運動和旺角騷亂的反修例風波，嚴重衝擊了「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為香港政治設置的邊界。中央頒布《港區國安法》，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雷厲風行地重建社會及政治秩序，通過《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人大的權力，向從政者和暴力抗爭者強勢宣示「一國兩制」應有的內涵。加上新冠疫情揮之不去，經濟困境堪比乃至甚於「沙士」，結合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的持續惡化，香港看似行到水窮處。但《香港01》初心不變，我們深信，只要用積極的態度認識和迎接變化，駕馭挑戰、重構認知、擁抱改革，這座逾700萬人賴以為家的城市必定可以站得更高、走得更遠。
五年來，《香港01》一直處於兩面不討好的尷尬位置。一方面，我們提出積極的「一國兩制」，支持與內地加強交流及融合，深化對國家的認識，因而被本土派所排斥；我們主張以增加互信而非對抗的方式來推動政制發展，因而與部份民主派人士道不同。但另一方面，我們強力推動公平正義的社會經濟改革，鞭撻官僚主義，嚴厲批評政府的錯誤政策，直斥建制派從政者庸碌無能，甘當政治附庸，因而得罪不少官員和政黨。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後，我們同時被指罵為「黃媒」、「藍媒」、「黑記」或「紅底」，好像集代表不同政治立場的各種顏色於一身。
不囿於形態 不隨風起舞
我們從不認同以對立顏色分化社會的做法，但在受眾眼裏，《香港01》如此「色彩繽紛」，正是因為我們從來都不囿於某一種意識形態，也恥於跟隨民粹聲音起舞，更不會被「政治正確」牽着鼻子走。我們叩問的是如何令香港的「一國兩制」變得更好、令香港人生活得更好？作為倡議型媒體，我們貫徹始終的是實事求是地說清楚香港的問題，推動變革，對症下藥，在頑固的既得利益結構面前直擊其弊端，既不沉醉在政治幻想中，更拒絕站在阻礙國家發展的對立面。
當住屋重擔壓垮香港人的生活，連生兒育女也成奢談的時候，我們要求政府承擔收回土地的責任，重新主導房屋供應，包括有條件引入租務管制，緩解基層市民的生活重擔。當大量市民每天營役通勤上班，承擔沉重的交通及時間成本，我們主張回購港鐵，重構票價機制，並在新界打造全新的商業中心區，徹底打破職居分離的困局。一些人或者覺得我們異想天開，卻不撫心自問在香港這個繁華國際都會，為什麼貧窮人口高達149萬、基層無立錐之地，甚至是「路有凍死骨」？
香港不是沒有求變的聲音，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有錢人能繼續參與資本累積的遊戲，窮人卻暴露在更大的染疫風險中，且無薪、低薪與失業者不計其數，更多人因而明白我們對經濟公平和社會公義的追求。但縱使如此，我們仍看見民主黨出身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及工聯會背景的副局長何啟明提出諸多歪理來拒絕提供失業援助，香港人又怎能不慨嘆「是誰令青山也變，變了俗氣的嘴臉」？
眾聲喧嘩中 求真與思考
香港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城市，充滿似是而非的論述、習以為常的迷思。官員一再強調庫房財赤，聲稱政府不能負擔失業保障、基層公屋戶的租金代繳要取消云云，但香港的財政儲備可能是世界最豐厚的。官員以「地少人多」的說法迷惑社會，不少市民以為香港土地不足，所以房屋供應不足；房屋不足，所以樓價必然高企。但香港的荒廢農地卻遍佈新界，地產商手中無法建屋的土地超過1,000公頃。本應為房屋問題負責任的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月初言之鑿鑿地表示要填海才能增加土地供應，將收回土地等方法都扭曲為「左手交右手的遊戲」，在其位者如此掩耳盜鈴，莫非真的以為謊言說一千遍就可以掩蓋他們的怠惰無為？
我們相信事實是糾正偏見和誤導的最好工具，理性思考是先入為主、政治教條的最好替代者。即使在反修例衝突正酣之時，我們也不買庸官的賬，但亦絕不接受暴力示威、勇武抗爭。不論傳播對象是「黃」或是「藍」，是權貴或是衝動的年輕人，《香港01》都堅持是其是，非其非，不惜逆鱗。因為我們知道，唯有以事實為說話的基礎，讓思考成為習慣，才能推動社會進步，才能實現公平正義。而我們堅持這樣做，也正因為相信香港人不會滿足於眾聲喧嘩，任由偏見扭曲事情的真相，相信香港人是一個求真的群體，香港追求的是更善、更美的社會。
香港早已經不再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落地生根、以此為家的很多已經是第二代、第三代香港人。因為在這裏生兒育女，所以我們關心社會制度及教育環境是否公平。因為追求安居樂業，所以要改變高得不能負擔的樓價。因為對成長的地方有感情，所以我們對社區建設和保育諸多意見。也因為我們對管治者的責任和能力有所要求，所以才會對政治制度如此着緊。
被逼的變化 積極地面對
推動民主政制向前走，本來就是社會的共識。但政治上的改變，只能是為了提升香港人的生活品質，而不是要服務於某些人虛構的價值，更絕不應該挑戰香港的憲政結構，甚至挑戰中央政府的管治權。政制變化不是快、慢的問題，而是建基於如何才能最好地提升治理品質，是為了解決社會大眾面對的困難，而不是藉此與中央爭權奪利，更不應糾纏於無意義的政治爭拗，蹉跎歲月。由主張「抗命不認命」的雨傘運動，到演變成暴力騷亂的反修例運動，政治立場變得凌駕一切，只管黨同伐異，讓年輕人沉迷在虛妄的英雄主義中，一些理性溫和的政黨更被拖拽到分離主義的泥沼裏，本為促進良好治理的政治卻變成了社會撕裂的源頭，這是香港的悲哀，更是香港政治的歪路。
《港區國安法》令不少暴力抗爭者安靜下來，為民粹政治畫下休止符，讓社會重新認識國家安全的嚴肅性，亦改變了大家對香港法律制度的傳統認知。選舉制度的改變，令不少人認為香港政制恢復回歸初期的保守和倒退，徹底暴露中央與香港一些人之間相互缺乏政治信任的事實，但同時提示了我們重新出發的路徑。毋庸諱言，「一國兩制」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大的考驗，香港社會如何與中央之間重建互信，如何將社會焦點重新擺置在經濟民生和公平正義之上，為合理的政治改革構築更牢靠的社會經濟基礎，顯然需要港人乃至中央共同努力。香港走到今天這一步，沒有人希望看到，整個香港社會必須對此作出反思。
雷厲風行的《港區國安法》或許能帶來一時平靜，但那只能是表象，即使立法會內再沒有拉布等行為，也不代表社會就能夠重新出發。歸根結柢，香港需要的治港者不可能是與中央政府無間斷衝突的民粹抗爭者，但也不能夠只是愛國的好心人，他們要有治理的能力，勇於承擔責任去締造公平正義的經濟民生結構，並建立保障弱勢的社會制度。香港需要的政治決不能只知事必鬥爭，而是能突顯香港的政治屬性，懂得藉包容、妥協來貫徹為政初衷，以建立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的互信作為尋求共識的基礎。這其實就是民主的要義。
眼看當下的從政者，要麼庸碌無能、自惜羽毛，要麼魯莽激進、鼠目寸光，中央與香港的政治互信既已跌至冰點，我們還有樂觀的理由嗎？答案是肯定的。當年經歷雨傘運動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還是在訪港期間接見了四名民主派議員，是回歸以後民主派與中央領導人的首次會面，中央更主動勸喻前特首梁振英不再參選連任，盡量回應香港民意，可見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信任赤字」不會是永遠的。更重要的是，我們深信逾700萬香港人也希望走出困境，改變自己的生活，更深信中央決心鞏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01》的信心從來都是建基於對香港政治現實的深刻認識和客觀評估之上，不會受一時的政治衝擊和情緒波動而影響。
唐代詩人王維曾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勉勵人們坦然面對「絕境」。豁達的心態誠然重要，但與其坐看天上雲朵，何不想一想《易經》中「窮則變，變則通」的提醒？《香港01》五年以來就是一直在拒絕教條僵化、自暴自棄，不斷追求變革，深信「一國兩制」既是香港的出路，亦是引領香港發展的路線圖。如今香港的變化已經發生，它或許是一些人心不甘、情不願的變化，但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在千變萬化中安身立命的城市，它不能繼續固守舊有的心態，而是要積極迎戰明天更大的變化。「是時候改變了」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非如此不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