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建構公義社會莫忘初衷　從特朗普當選反思民主制度

香港時間星期三（9日）下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引起公眾嘩然。選前特朗普多次發表仇外侮辱女性言論，不少人害怕他上任後，會違反美國的開放共融精神，損害國際利益、招致大亂。他勝選當晚，其反對者在德薩斯州、加州等不少地方舉行抗議遊行，高叫「（特朗普）不是我的總統！」等口號。雖說特朗普由民選產生，但其言行不少都違反普世價值而傾向民粹。民主無疑有其價值，美國民主也是偉大建設；但這次大選已反映出民主的種種弊病，是時候重新思考何謂民主、如何達致民主、為誰而民主等根本問題，再而思民主制度的出路。

我們不能隨便否定民主的意義，但我們也不能視民主是一成不變、毋須回應社會變遷而不作適度調整。這世界不存走最好的制度；制度須隨時代文代而調整；否則，昔日的優良制度反容易偏離正軌。

選舉異化為否決制度　難以對民負責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發表意見、參與國家政權管理等的權利；是「專制」的相對詞。就如《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謝佛遜（Thomas Jefferson）所言：「就我所知，社會最高權力的最可靠掌管人只能是人民自己。」林肯後來將之演繹為「民有、民治、民享」。而在不少人眼中，選舉就是體現人民權力的最佳方法。

但選舉並不等同民主，而只是體現民主的方法之一。正如批評民主制度者所言，選舉制度是基於信賴選民理性，若然選民不理性就容易異變成暴民政治或群氓統治。制訂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的費城會議的制憲者也非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不是盲信民權至上而對民權不加遏抑。《美國憲法》深受清教思想影響，清教徒主張禁慾，就是明白人的罪性需要由外在規範遏止。美國的選舉制度和憲法也一樣，設計務求相互制衡、長治久安，而非為增加效率。有時甚至出現極端例子，如第27條修正案由提出至生效竟歷時202年。整部憲法由生效至今只修訂了18次、27項。也正是如此，牽涉國體的制度難以改動，如美國選舉人制度雖備受抨擊，本屆也令希拉里成為又一位贏得全國選票但輸了選舉的候選人（上一位是民主黨人戈爾）。「穩定」固然是美國民主的好處，但也令美國民主難以適時而變作出重大改革，國家因此付出沉重代價。

兩黨壟斷也是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障礙，但同樣因其憲法「穩定」而難以改變。兩黨制本非美國開國元勳的原意，他們更希望選舉制度能代表選民意志，不受政黨組織左右。然而，謝佛遜於1792年創立民主共和黨後，美國已開始發展出政黨政治。在「最多票數當選」法（the first past the post）下，每個選區只可選出一名候選人，令不是出身大黨者難以勝選。經過多屆選舉後，逐漸形成民主、共和兩黨壟斷的局面。政黨本由人民賦權、代表人民意志，但在政治壟斷的格局下，選民難有第三選擇。因為一旦投票予第三候選人，隨時會令更討厭的候選人當選，選民於是只好投票予「敵人的敵人」。因而，美國有第三黨人士贏得主要職位常被視為罕見怪事（如Jesse Ventura於1998年贏得明尼蘇達州州長），易引起社會哄動、傳媒關注。

兩黨壟斷的政治格局阻礙了國家發展。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論」，一度深信冷戰結束足以證明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足以成為最終的政治體制。但他在2014年發表《衰敗的美利堅》，否定過去見解，認為美式民主已異變成「否決制度」（Vetocracy），「不讓人做任何事」。「否決制度」下，政客往往不問對錯地反對一切敵對陣營的意見，也就由對人民負責任異變成為黨同伐異。特朗普在「百日大計」演說中強調要推翻奧巴馬為美國人提供廉價醫療保險的醫療改革，即為一例。

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7 月發表調查，指兩黨支持者皆有逾半表示，投票的決定端視乎討厭誰而非支持誰。換言之，美國民主選舉在兩黨制下已成兩害取其輕的制度；選民難以得到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候選人。這也部分解釋了特朗普為何當選。

特朗普雖是共和黨人，但其言行與政治醜聞令多個黨友、包括眾議院議長瑞安與其割席。特朗普因此予人既非民主黨人、也非共和黨人的印象。特朗普與極端右翼派系「茶黨」領袖佩林惺惺相惜，甘於成為政治異類。面對行徑怪誕的特朗普，絕大部分美國人都不信他能改變政治困局；但不少人仍因為討厭希拉里背後的建制力量而把票投予特朗普。客觀而言，選民也在實行「否決制度」。

民主選舉須賴理性選民　票投國家領袖不可兒戲

制度其外，參與者也是民主的重要一環。理想的民主制度需要選民理性思考問題，而不是莽撞行事、不顧後果。選民若能深入認識參選人的政治立場、政策、願景，甚至個人價值取向與品德，就可以相對保證制度有效運行。人非草木，間受情緒影響在所難免，但投票決定必須回歸理性。

這一次美國大選顯然推翻我們的既有認知；我們總假設人是理性的。然而普遍受具有良好教育的美國公民，竟選出一個主張民粹、言論違背普世價值的總統。這或許反映有相當數量的選民並沒有花足夠時間精神去研究候選人的政治聯繫與主張。假若沒有這個過程，選舉將難以成為選賢任能的手段。

人民視選舉為兒戲，是與鋪天蓋地的選舉廣告和口號不無關係。候選人為求吸引選民注意，每每以推銷方式宣傳政綱，只求簡單易明，欠缺深度。但投票與買衣服不同，不能單憑一兩個廣告作出抉擇；投票的意義神聖而影響甚巨，不容兒戲。社會期望民主制度中，候選人能以政策對決，但現時的選舉很多時卻流於口號和罵戰。

特朗普可以說是個賣弄口號的人。他在當選後再次高舉其競選口號：令美國再次偉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先不論他的鎖國政策能否令美國經濟強盛、解決國內問題，他的排外政策（如在美國墨西哥的邊界興建圍牆、阻止伊斯蘭教徒進入美國），就已違反美國引以自豪的共融開放精神。但鋪天蓋地的口號卻取代實際政綱辯論，成為選舉的核心，吸引選民的利器。民主社會應對領袖有更高要求，對選舉也就應有更高標準的制度要求。

選舉是達致民主的手法之一，但絕不是人民參與政治的唯一方法。除了選舉，人民還需在平日監察政府、就施政發表意見。若只是參與4年一次的投票，則難以形成成熟的公民社會。雅典式的民主就重視公民參與和論政，是公民生活一部分。但現代民主過於傾重選舉投票代議士，令公民整體參政意識薄弱。美國政治學者 Richard Katz 就曾指出，西歐、北美人民自1950 年代後參加市議會的旁聽人數開始下跌，參與公民活動的人數也開始減少。民主若被簡化為只是選舉而忽略其他參與政治的元素，也就是異化的民主制度。選民的生活若不涉政治、平日對政治議題不聞不問，最終也容易被政客誤導。

制度有效運行須靠監察　傳媒責重更不可濫權

美國政界金權問題是老生常談，但仍未根治，甚至在2014年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獻金上限，使選民繼續對選舉制度失望。但作為外部影響者，媒體同樣不容忽視。媒體是公民社會以外的重要監察者，它號稱中立、持平，卻有明顯政治立場；但美國人對此早已麻木。另外，傳媒機構本質上就是企業，難以避免利益導向，卻鮮有人譴責傳媒扭曲和操縱選舉。例如有媒體把所有特朗普的新聞置於娛樂版，並譏諷特朗普為諧星，似是有意提高對希拉里的關注度。在本屆選舉，傳統媒體差不多一面倒支持希拉里，甚至不惜為她文過飾非，不但對特朗普、對社會的知情權也是極不公平，有踐踏公民社會之嫌。傳統媒體對民主發展的影響，已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隨着網絡媒體愈來愈發達，也可以預見「醜聞戰」將比以往激烈。英國社會學家湯普森（John Thompson）在其著作《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就曾指出，隨着媒體發達，公眾人物的「能見度」愈來愈高，他們愈難預見自己將以哪種方式呈現於公眾。公眾人物的「能見度」提高，意味着大眾能更理解候選人，這本非壞事。但是在親民主黨、親共和黨的媒體推波助瀾和肆意扭曲下，阻礙了選民認識候選人的真象，所謂「能見度」隨時消失。今屆選舉，除了有不少媒體隨意截取和誇大特朗普的言論，也有媒體呼籲俄羅斯駭客竊取希拉里的電郵。現時社交網絡發達，甚至有人人皆記者的說法，但大眾轉載的新聞，大多經過有既定政治立場的媒體過濾，未必真實，反而更有可能加深雙方支持者的成見。

民主制度非無可挑剔　若見漏洞須及時修補

任何的人與制度都會生病，民主也會生病。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要治的正是古希臘民主的病。同樣，針對現時近乎消費、玩樂、反叛式的美式民主，也要尋找治病之方。不能繼續讓只圖一時之快的投票方式繼續損害美國本土乃至世界社會的利益。當然，我們不能隨便否定民主的意義，但我們也不能視民主是一成不變、毋須回應社會變遷而不作適度調整。這世界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制度須隨時代文化而調整；否則，昔日的優良制度反容易偏離正軌。

劉小楓教授將柏拉圖的《理想國》譯成《王制》，以突顯其政治體制的含義。柏拉圖的理想政治體制、即他的《王制》並非民主制度。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希臘公民，以民主的方式判處蘇格拉底死刑。顯而易見，就算經過理性思考的民主決定，也不一定是符合社會最大利益的決定。譬如支持英國脫歐、支持特朗普的選民之中，也有經過仔細思考、判斷，才盡其大國公民責任、投下神聖一票。事實上，我們也須尊重經過嚴肅思考的投票決定。但制度上是否足以防止此類極危害的決定出現，卻是我們需要追問的問題。

討論至此，我們不得不觸碰一些敏感地帶：民主是否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選舉是否定然是科學、理性的過程？由選舉決定是否一定能符合社會最大利益？對柏拉圖與不少哲學家、政治學者而言，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也須想想，該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卡塔爾和沙特的君主制保證了社會穩定和人民生活富足；俄羅斯的民主選舉制度備受西方批評；印度作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社會卻依然殘留種姓制；大陸欠缺選舉卻成就了發展，台灣擁抱選舉卻犧牲了經濟。

在討論民主選舉制度時，只有不先入為主，才能深入探討民主的優、劣之處，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如何實踐民主才是最利於社會整體利益。社會真正在追求的是公義，民主只是追求公義的手段之一。在特定歷史環境下，民主是有可能損害公義，這次美國選舉就是例子。如何推動國際社會全面反思民主制度，以求更好地利用民主的好處建構公義社會，已是這個時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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