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藉立法理順兩制　重振高度自治

上周四（5月28日），全國人大決定授權人大常委會制訂「港版國安法」，反映立法勢在必行，不會因為美國一些政客威脅而受到干擾。事實上，中央急切填補香港國家安全漏洞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源於中美全面對抗；美國愈是插手香港事務，恐怕愈能佐證中央對其干預香港事務的警惕。但無可否認的是，「港版國安法」確實引起不少香港人憂慮，中央在《基本法》第23條之外主動就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外力干預四類罪行立法，令許多市民擔心削弱香港「高度自治」，而立法決定提出中央將「根據需要」在特區設立機構維護國安，亦被質疑等同把內地的治理方式搬來香港。

短期內，中央立法確實會對香港「高度自治」產生消極影響，一些政客甚至繪聲繪影地形容「一國兩制」已死。我們不同意這種結論，更不認為毫無建設性的民粹式謾罵對局勢有任何幫助。一些泛民議員聲言人大越過香港立法機構進行立法，是不尊重香港立法會。我們希望這些議員對香港市民的智商有些許尊重—中央表明《基本法》第23條立法面臨被長期擱置的風險，明白人都知道誰在阻撓23條立法，才引致中央主動出手，改變香港在國安領域不設防的局面，怎能諉過中央越俎代庖，摧毀香港「高度自治」？

就算是政治爭議，道理還是要講的。「高度自治」不是區隔香港與內地的高牆，在「一國」原則下好好履行憲制責任是維持自治不可或缺的要素。《香港01》一直主張香港社會盡早謀求共識，完成23條立法，對於香港遲遲未能恪守本份而演變為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我們感到遺憾，但理解中央立法緣由，可以接受，並將積極為立法過程提供意見，希望這一次立法順利完成，就好像當年中央第一次為香港制定《基本法》一樣。我們也希望所有政治界別的代表積極面對，踴躍提議，而不是自怨自艾。

主動立法　考驗中央對兩制理解

中央政府主動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的一次重大考驗—如果說香港沒有為23條立法是香港人缺乏對「一國兩制」中「一國」的理解，那麼「港版國安法」就是中央是否準確理解「兩制」的「大考」。只要處理得宜，能夠做到如制定《基本法》一樣的效果，那麼，「港版國安法」的立法就是在完善和鞏固「一國兩制」，以及為將來處理央港矛盾作出積極示範。

維持「一國兩制」是中央與香港社會的共識，但長期以來，彼此對這個制度卻是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知道，它是當年的中央政府體諒到香港人回歸之前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理解香港人對內地制度的不適應，為了化解港人對回歸的顧慮而採取的特殊措施。我們也都知道，中央政府通過修改憲法，制定《基本法》，授權香港可以採取與內地不一樣的制度，這就是「兩制」。然而，人們少有全面地理解為什麼是「一國兩制」，尤其是「一國」的意涵。事實上，「一國」彰顯了香港回歸的本質，確認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日常的政府操作和社會運行過程中，究竟如何有效落實「一國兩制」，是中央政府和香港必須一起探索的政治課。一些人以為自己手中拿着「天書」，可以對「一國兩制」如何實踐指手畫腳，只是井底之蛙、癡人說夢。

端本正源　鴕鳥心態徒蠶食自治

為什麼香港的泛民政黨口中依然堅持「一國兩制」，但中央卻嚴厲指摘其挑戰和蔑視「一國兩制」？這是所有香港人都應該深思的議題。我們誠摯相信絕大部份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和政黨確實認同「一國兩制」，但事實擺在面前，他們並沒有尊重「一國」這個根本原則，他們的政治行為忽略了對國家安全及國家尊嚴這個因素。中央政府對此早已意識到，但就算是這樣，也沒有強勢介入，甚至等待了二十三年。期間，香港發生了各種嚴重挑戰國家尊嚴的事情，中央依然沒有逼迫香港政府嚴厲處理。作為主權政府，而且是單一制的政體，容許香港使用不一樣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本身就是一種考驗，這次中央政府為香港制定「港版國安法」，同樣應該抱有「赴考」的心情，再一次參與「一國兩制」的考試。

同樣地，香港回歸不是一條選擇題，而是法、理、情的必然。英國到1997年才撤離香港，與其說是其主動選擇，不如說是中國政府考慮到地緣政治形勢和歷史採納此安排。戴卓爾夫人當年是如何「走下」人民大會堂的樓梯，香港人歷歷在目。回歸之後實施「一國兩制」並不是英國人為香港爭取回來的，香港人絕不應該以為可以仰仗「殖民地宗主國」頤指氣使、有權用盡，甚至天真地認為可以對中央政府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以為打着英美國旗就可迫使中央低聲下氣。

香港已經不再是殖民地，我們應該盡量為香港爭取最大的自治和發展空間，但這並不是指要與中央在治港權力上進行博弈，而是與中央政府共同努力去完善和鞏固香港的「一國兩制」，讓這個制度逐步成熟、行穩致遠。

積極面對　重建央港最大公約數

為什麼中央政府這次要自行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律？它既然已經等了二十三年，為什麼不能再等一等？關鍵就是這個「等」字。如果只是等，估計不是問題，然而，香港人都知道，那其實是一次無限期的等待，相信連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都無法確定要等多久。至於建制派議員，雖然他們有足夠票數完成立法，但由於缺乏政治能量，亦不敢作出承諾。香港政府對這項責無旁貸的任務更是長年實行拖字訣。當香港空有制度框架卻無法有效運作，難怪中央認定香港政府和立法機構沒有完成自己的憲制責任，未有承擔起「一國兩制」的根本義務。這次立法就是為了彌補香港這「一制」的工作不足。

為什麼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會引起社會焦慮？這同樣根源於香港採用「一國兩制」的原因—香港人對內地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缺乏信心。如果這種心態完全不合理，中央政府當年就不會為香港設計出「一國兩制」，安撫民心。既然如此，中央應該繼續秉持這種諒解心態，繼續用「一國兩制」原則來為香港制定「港版國安法」。只要中央政府秉持如當年制定《基本法》般的態度、方法和程序等來立法，就可以達到香港人接受的結果，而且再一次證明給香港人看，中央更能知道什麼是「一國兩制」。

如果說制定「港版國安法」考驗中央政府是否依然理解在「一國兩制」原則之下如何為香港立法，那麼，過去二十三年香港沒有自行為國家安全立法就是香港社會拒絕「赴考」，說明香港政治精英毫無承擔，連能否根據「一國兩制」成功為國家安全立法都沒有自信。

我們雖然同樣感到焦慮，但還是對中央這次立法有信心，因為我們堅信，維護「一國兩制」是中央與香港社會不同階層的最大公約數。三十年前中央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支持，包括泛民主派政黨。在《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中，香港以積極和支持的態度對其最終實施抱有希望。我們不認為過去二十三年《基本法》的實施是失敗的，否則，為什麼到今天還沒有人提出修改，甚至取消《基本法》？這次中央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我們認為大家應該膽大心細，積極面對。退一步說，畏縮沒有任何意義，焦慮根本無法改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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