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四年了，為什麼我們還要談這個人？

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形勢轉趨明朗，經過上周「超級星期二」，形成桑德斯和拜登二龍爭珠的格局。姑勿論誰人可以獲得黨內正式提名，選舉畢竟只是一時的，過程中揭示的現象反而值得深思。美國長期以來都是資本主義頭號大國，社會主義往往被貼上負面標籤。在這種情況下，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能夠在近年兩屆大選中聲勢浩大，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香港01》周報於2016年3月11日創刊時，專題報道了當年已屆74歲的桑德斯，因為他的綱領不單觸動美國神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香港所需。與美國一樣，香港也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活標本」，這套意識形態曾被視為香港經濟建設的成功之道，但亦釀成諸多問題。昔日帶動兩地人民進步的自利邏輯，如今反過來窒礙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重提桑德斯，以及反思他折射出來的「現象」，無非是要以此為基礎，對資本主義作深刻反思，藉以闡明改革的迫切性。這對處理美國和香港的諸多問題都富有啟發性。

如何改革資本主義是美國近年政治選舉的主題，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許多人、特別是滿懷激情的年輕人都在反思金融資本霸權、市場壟斷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希望公共政策能夠注入更多平等公義、限制財富過度累積、關懷弱勢等元素。桑德斯的政綱在很大程度上呼應了這些訴求——對於難以負擔學費的大學生，他主張全面免除學債；對於受壓於全球化的中產及勞動階級，他主張擴大社會保障、完善醫保；對於被指摧毀中產的華爾街和大型企業，他聲言要發動一場「道德及政治戰爭」，向他們徵收重稅進行再分配。

根據民調機構YouGov在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收集的數據，桑德斯在民主黨人中的受歡迎程度排名第三，僅次於兩位前總統奧巴馬和卡特。他被支持者形容為代表普通人，而且聰明、進步、真誠和有熱情。在各個年齡組別中，年輕人對他特別青睞，逾五成半「千禧世代」對他持正面評價。數字背後，反映桑德斯的主張與普通人、特別是年輕人的理念相呼應，與他們面對的現實困局產生共鳴。

其實，桑德斯的綱領在很多發達國家根本不算新鮮事物，德國和北歐都是表表者，但美國建制精英一看到這些就視之為洪水猛獸，條件反射地加以反對。例如拜登在「超級星期二」挽回劣勢後，《華爾街日報》一篇評論便批評桑德斯對民主黨而言是「生存威脅」（existential threat），擔心若他把民主黨「郝爾彬化」，短期內便很難扭轉其左傾方向，長遠而言會對美國構成危險。然而，繪聲繪影的質疑卻掩蓋不了背後的膚淺和乏力——假如現有體制有效，為什麼美國經濟民生困局會惡化到如斯地步？

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正在美國蔓延，這正正為體制失效提供及時的參照，揭示普通民眾在疫情肆虐時的苦況。美國一方面擁有最頂尖的醫護人員，另一方面，原來有多達2,750萬人、亦即8.5%人口缺乏醫保。事情本來不必如此，因為「奧巴馬醫保」在2010年通過後，沒有醫保的美國人從當年4,650萬人高位下降，但隨着特朗普政府推動廢除醫保，數字由2017年的2,560萬人回升至2018年的2,750萬人。如今肺炎肆虐，不少專家都在警告，染病的民眾或因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而不敢求醫，變相加劇社區傳播風險。現在回想，若非一些業界人士拒絕「奧巴馬醫保」干預市場，若非共和黨以自由市場為名推動廢除法案，坐視公共衞生漏洞而不補，局面未必像現在那麼壞。

一葉知秋，醫保只是美國公平正義缺失的其中一環，其他缺失還體現在教育、住屋、金融壟斷等方面。桑德斯因其左翼進步立場而備受爭議，但他獲得大批民眾擁護亦是事實，背後揭示愈來愈多人對現狀感到憤怒，期盼美國成為一個合理分配、人人可以發展個人興趣、追尋理想的國度。桑德斯能否入主白宮屬未知之數，但他確實已在美國社會掀起一場有關如何實踐公平正義的大辯論。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他在連續兩屆大選中搶佔輿論高地，證明社會不公被延誤處理，問題不單沒有得到紓緩，反而繼續擴大。這說明在過往四年（嚴格而言是2008年以來），美國依舊沿着相同的邏輯運轉，根本沒有大改革發生。

深層次矛盾嚴峻　不改革難言重生

這正正是為什麼四年過去，我們還在討論這位老人家的原因。我們不幸地看到，美國和香港的「路徑依賴」——美國精英看不到一場廣泛的改革迫在眉睫，他們相信美國過往憑藉資本主義而取得成功的經驗可以簡單重現，而這種重現不能由一位崇尚「社會主義」的總統候選人去完成，否則美國的管治、經濟和文化會被徹底顛覆；香港精英同樣對資本主義制度應否及如何改革欠缺應有的反思，誤以為「一國兩制」下的「五十年不變」是指經濟結構的一成不變，變相鞏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結構。

如果說桑德斯掀起的現象對香港有所啟示的話，那便是從政者應該誠實地面對自身社會的不足。香港的問題太嚴峻了，經濟結構在過往三、四十年愈來愈扭曲，財富一面倒向金融和地產領域轉移，以至香港的GDP雖然有所增長，卻是畸型的。就在產業結構高度單一的情況下，縱使零售、餐飲、旅遊業聘用了最多「打工仔」，但他們總是與資產增值無緣，再加上工資受到通脹、資產泡沫等因素擠壓，一旦遇到反修例風波、新冠肺炎等不測事件打擊，往往首當其衝。可以斷定的是，產業和分配扭曲至此，如果不來一場結構性改革，香港是無法重生的。

資本主義存缺陷　宜汲取外國經驗

一個真正以維護社會大眾福祉為己任的政府，必須有勇氣面對社會深層次問題，並以打倒昨日之我的氣魄，實事求是地作出改革以回應時局，切切實實回應民眾對公平正義缺位的不滿。這絕非複雜難懂的道理，歷史上不乏先例——熟讀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1933至1945年在任的羅斯福總統曾通過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社會保障等政策，修正美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缺陷；1971至1982年主政的前港督麥理浩亦曾針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弊端，在住屋、醫療、教育等層面進行廣泛而有效的改革。

美國和香港通常都被視作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是最接近原教旨的資本主義社會，但羅斯福、麥理浩的事例表明，資本主義也可以靈活變通，變得更人性化，更能回應人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需求。其實，如果我們看得廣闊一點，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可為我們提供參照。德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它與傾向自由放任的英美不同，有自己的產業政策，更重視勞動階層的權益；新加坡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但當地政府從不迷信市場，而是懂得自我調節，並主動介入，處理住屋、醫療、教育等牽涉民生、與社會穩定息息相關的重大議題。有見及此，港府與其抱殘守缺，何不敞開心胸，汲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有益經驗，改革香港的資本主義模式？

香港近年政治運動頻頻發生，部份輿論歸咎於欠缺自由民主，但我們不認為這可以輕易解釋香港的問題，因為美國也是民主國家，那為什麼還會發生「佔領華爾街」？為什麼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愈來愈有市場？香港問題的更大根源，在於深層次結構矛盾長期得不到正視，倘若政府拒絕否定既得利益群體的不合理優勢，那麼「佔中」、旺角騷亂、反修例風波恐怕還會發生。我們之所以在四年後重提桑德斯，提醒市民留意其帶動的現象所反映的問題，正是因為它對香港亦是醍醐灌頂。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社會在了解香港問題的迫切性後，能夠痛定思痛，盡快凝聚改革共識。再蹉跎下去，大家都會淪為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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