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民主黨復興與香港新生　壯大中產是再次崛起之道

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是對香港中產階級和民主黨的一次重大考驗。表面看來，選舉結果將反映民主黨能否完成世代交替，保持自己在香港政治中的重要性。但事實上，它的得票將說明香港中產階級目前的狀况，究竟這個階層經過這幾年的政治混沌，能否在關鍵點找到自己的定位，會否因為政治的浮躁和社會關係的撕裂，陷入持續的無方向感和繼續浮沉在政治焦慮中。民主黨的崛起與衰落，也是香港中產階層走過的政治道路；它在過去一段歷史所面對的挑戰，也是香港中產階層同樣面對的。民主黨若要中興，視乎中產能否引導香港鳳凰涅槃，重新找到自己在歷史和地域中的角色。

創黨於1990年的港同盟，於1994年重組為民主黨，它與香港同步發展、一起成長，見證了香港成為相對富裕的社會。民主黨創黨核心成員，包括司徒華（教師及工運領袖）、李柱銘（大律師）、楊森（學者）、何俊仁（律師）、劉千石（工會領袖）、李永達（教師）、羅致光（學者）、張文光（教師）、張炳良（公務員和學者）、盧子健（學者）、李植悅（律師）、陸順甜（學者）等，雖然都是社會精英，屬於最能代表當時香港中產階層的一群；但他們正如二戰後香港大多數市民，都是從草根逐步向上攀爬，是香港社會早期向上流動群體的典範。因此，當時的民主黨基本上是最能代表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政黨。

除了這種階級背景，民主黨也代表着香港市民的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他們普遍受到西方社會的影響，既有當時主導全世界的西方社會價值觀，更直接受到香港殖民地教育和社會的影響，重視個人權利，嚮往自由生活，希望香港能好像西方發達社會一樣，享有較高的生活水平。香港市民一般都視這種追求為普世和理所當然的。同時，不同於商界和左派的政治經濟群體，民主黨和大部分香港市民對殖民地政府和專制的中共，都同樣持有批判態度。

中英談判前，大部分民主派人士已提出「民主回歸」。當時不少香港人選擇移民，對中國持懷疑態度，但更多人卻認同回歸。 民主黨成立時，其《黨綱》亦言：「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但這種對回歸或中國的認同，卻有別於對中共政權的態度，六四事件就更將香港人的恐共心理推至高峰。六四後香港人出現一方面支持回歸、一方面抗拒中共統治的矛盾心理，而支聯會則是這心態的載體。民主黨的領導層與支聯會幾乎完全相同，因而民主黨也承接了市民對支聯會的支持。九五直選就恍如親共與反共的「愛國」陣營對決，造就主張「愛國不愛黨」的民主黨大獲全勝，站在左派一邊的民建聯、港進聯、自由黨、自民聯等並未獲得市民的認同。

中產階級既是民主黨的核心支持者和群眾基礎，它的升沉起落就直接影響了民主黨的盛衰榮辱。民主黨近二十年的發展，也見證了這一點。九十年代是中產茁壯成長期，也是民主黨最輝煌的年代。民主黨於1995年大勝是它最輝煌的時刻。它於20區直選中出選15區，在單議席單票制下，成功取得12席；加上功能組別的5席與選舉委員會的2席，囊括議會60席中的19席，聯同其餘民主派的12席，成為了議會的多數派。回歸後的1998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的直選得票仍急增近25萬，得票率繼續提升；只是礙於比例代表制而致令議席下降。事實上，回歸前後的香港社會，與民主黨一樣，既是盛世，也是在不知不覺間已經開始轉型。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人均生產總值持續下跌，市民收入中位數停滯不前，2007年才回到之前的水平。

反思香港在九七之前幾十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二戰之後，香港如何逐步承接西方經濟高速發展的效益，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中國在八十年代初開始改革開放，香港利用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往珠三角，依靠自己的獨特地位繼續讓市民積累財富，直到這種轉移效益減緩，香港又沒有任何創新或新的經濟發展重點，面對產業空心化，財富效應被地產和金融的資本密集型經濟所壟斷，原來的中產階層所能獲得的界外效益減少，甚至透支着以往的儲備，中產階層的生活質素驟然下降。大部分中產階層都還記得，當時的香港受樓市暴升與高薪職位銳減雙重夾擊。2006到2013年時的情況最為明顯，香港小型住屋樓價急升188%，富人能藉「炒樓」獲取巨利。但相對樓市，住戶的入息中位數卻只上升30%，上班族勞動收益遠遠滯後於樓價升幅，中產的置業夢遙不可及。根據政府2015年《香港的社會流動》研究，從事輔助專業人員的青年比例，由1991年10.3%上升至2011年21.1%；意味愈來愈少年輕人能晉身專業階層。月薪收入低於10,000元的在職青年，更由1991年21%上升至2011年34%。高學歷青年的就業前景亦大不如前，大學畢業生入息中位數持續下降，由1993年的18,684元，跌至2003年的11,148元，2013年更低至10,860元。香港「筍工」難尋，青年人無緣向上流動。因此，整個香港的發展受困於「M型社會」（中產萎縮、貧與富者則上升）、「中產下流化」與「產業單一化」等問題困擾；市民也自然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這是香港目前深層次結構問題的主要根源。

隨着中產階級優越經濟地位受到侵蝕，曾經讓其驕傲的自由主義也同時受到西方經濟不斷面對危機、中國經濟崛起、左派愛國主義氾濫、右派激進主義的挑戰。在政治層面，以往民主派人士都能很好地與中共交流和溝通，民主黨的創辦人李柱銘和司徒華就曾經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員。這樣的關係在六四之後完全改變。由於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善於政治操作，加上其他西方國家因為中國的變化也開始對香港政情增加關注，讓民主黨從以往在西方政治力量和中共之間表現得游刃有餘、有效平衡自己的角色，變得只能夠從殖民地政府和西方國家獲得精神上的支持，無法完全掌握自己的獨立性。當時的民主派成員大都不是專業政治家，加上嚴重缺乏資源，面對這樣的急速變化，民主黨及其代表的社群實在有些不知所措。

中產階級的萎縮顯著削弱民主黨的群眾基礎與社會支持。對前途失去信心的年輕人，在政治上走向激進；逐步失去中產實力的成年人，也開始呈現對社會的高度失落感。這趨勢更令民主黨內部成員質疑政黨的主張是否落後於形勢。於2002年退黨的少壯派領袖陶君行更直言民主黨「只適宜守業，永遠落後於形勢」。不少精英中產選擇退黨，剩下的第二梯隊以全職區議員和黨工為主，青黃不接。此後，黨內年輕一代的躁動與迷惘，長期困擾民主黨。

這趨勢令民主黨失去方向、自信，自我認知、定位不清晰，在政治形勢複雜的環境中進退失據，結果政治能量與影響力持續下降。這可見於它在立法會與區議會的議席不斷減少：於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失去第一大黨地位，僅取9席，2008年僅得8席，至2012年更只得6席，地區直選議席更少於公民黨。直選得票由1998年逾63萬，跌至2012年約25萬。區議會方面，於2003年取得95席大勝後一路走下坡，2007年僅得59席，至2015年更僅餘43席。得勝率由2003年逾八成，降至去年45%。

這是否代表民主黨的衰退是必然？或是無法挽回的？或許判斷下得太早。如果要尋找答案，既要反思民主黨和香港中產的崛起之路，還要重新認識這段路的本質。中產是民主黨的群眾基礎，民主黨的崛起歷程同樣是香港中產生態變化的反射。今日民主黨衰退，主因是中產階級基礎動搖，財富效應萎縮，身分認同與自信受到挑戰，更缺乏對中國發展的認識因而產生認知上的嚴重落差。民主黨要走上復興之路，就有必要既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身分和作用，更要為香港的中產階層找到解決它的問題的有效方法。民主黨一朝不能為香港中產找到出路，就無法在社會找到自己的存在定位和發展方向。

香港的命運緊繫香港中產階層的現實與動力，是否能讓自己重新成為香港的支柱；民主黨同樣如此；在這意義上，民主黨的命運與香港緊密扣連，它的復興之路也是香港的出路。民主黨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令中產恢復它的活力，而且重新成為推動香港發展的動力源頭。

無疑，在回歸前的香港，經歷了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財富積累，香港擁有足以傲人的財富和生活水平。然而，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建設卻從多方面讓香港的發展變得裹足不前，甚至出現中國經濟大幅增長，香港卻逐步失去競爭力的狀況，甚至成為無法改變的衰敗進程？顯然，香港的中產階級身分並沒有證明它擁有應變和保持競爭性的能力。甚至可以說，當中國的改變挑戰着香港曾經擁有的優越感，香港並沒有推動適當改革的能力。如果中產階級是一種能力的證明，那香港曾經的中產身分只是假象，因為它只是擁有了財富，而不是具備真正製造財富的實力。或者說，就算香港中產階層曾經擁有實力，但在不同的時期，它並沒有將這種實力應用到新環境的條件。

同樣地，香港曾經追求的價值觀和信奉的意識形態都無法充分說明中國的崛起，更無法幫助掌握香港經濟地位的相對衰落。當全世界都在認真探討中國模式的獨特性時，香港被這種「突變」所震懾，它在這樣的討論中變得無語。曾經作為中國與西方交往橋樑的香港，卻在不知不覺間被中西直接互動所替代；曾經自以為最佳聯繫人的身分變得可有可無。忽然間，香港引以為傲的一切都不再有顯著價值。這種感覺顯然都發生在香港的中產階層和民主黨身上，只是形式有所不同，效果有所不同。

真正的中產興起，需要「中產」具備創造價值與實幹能力。「假」的中產興起，所帶來的只有財富增長，社會競爭力並無明顯改善。

因此，民主黨若要壯大中產，須思考如何讓真正的中產階級在香港壯大紮根，而它自己在當中又可以擔當怎樣的角色。民主黨應該重新檢視政綱，發展政策，朝向增加社會向上流動性，讓更多人晉身中產階層。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教育。這並不是單純增加大學學位，而是革新教育制度，不能與社會發展脫節，特別是重視發展科技相關的學科與產業活動，這才能讓大學生畢業後，能於職場學以致用。另一方面，亦須注重扶持現有中產階級，紓緩他們的困境，政策方向可包括穩定樓價、增加高薪職位等。

這是艱巨的任務、嚴峻的挑戰；但我們對民主黨仍滿懷信心。泛民之中，公民黨只能說代表精英階層，更有「大狀黨」之稱，是社會中的天之驕子，工黨側重工人權益，民協與街工則主要為地區社工型組織。至於民建聯與工聯會等建制政團，由於其特殊背景，更難反映主流民意、平衡社會利益。雖然民主黨在過去二十多年， 在政治、經濟、社會多個範疇中都有不少錯判、誤讀，有時甚至輕視理應重視的民生課題。但民主黨在不少關鍵議題、大是大非上，仍能正確判斷，甚至願意為此付出沉重代價。民主黨促成2012年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產生方法的政改方案，也許是它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慘敗的關鍵，但民主黨領導仍能堅持與中國政府對話的正確路線。另外，民主黨決定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也須承受極大的輿論壓力、政敵的質疑與激進派的指摘、狙擊，但它仍堅持正途，充分顯示其政治智慧。與張德江會面時，更能堅持講真話，不失黨格。會面後，其依然堅持平反六四，顯示巨大道德勇氣。這證明民主黨仍是值得信任的政黨，其政治路雖然迂迴曲折，但卻沒有走上歧路。

我們期望，民主黨能夠找到復興之道，能在議會中有效鞭策政府，制定有力、對香港有利的政策。再者，我們也期望民主黨帶領市民正確認識中國，並建立有效溝通，這對一國兩制有效落實非常重要。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嗎？請購買今期《香港01》周報，或點擊此處：成為我們的訂戶。